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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实证研究
钟敬文明确主张：学术研究要从客观事实、基本材料出发，然后从中进行理论的“抽象”，而不是先从现成的公式或原则出发，或只凭自己主观的好恶、感想等去进行判断。用他的话讲就是，学术研究要熟悉和把握材料，要“深入对象之中”，反复咀嚼琢磨，这是学术研究取得成就的一项重要条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有创造性的理论，也才能够具备对别人的理论进行评估和判断的真正能力。甚至就在不久前，钟敬文还以96岁的高龄，撰文谈自己治学多年的切身体会，其中就谆谆告诫年青人要深入研究对象之中，而不要只读有关的理论著作就加以运用，以免“陷入从理论到理论的误区”。[29]
钟敬文的这一实证研究思想，无论在其民间文艺学宏观体系建构的文章，还是专题研究的论著中，都有比较成功的实践，而尤以专题研究中体现最为突出、强烈。可以说，“实证”，是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研究的一大特点。
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研究就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他在这一时期写作了大量民间文艺学论文，形成了他民间文艺学活动历程上的第一个重要时期，[30]他的一些至今常被学界称道和征引的论文，例如《中国民间故事型式》（1929～1931）、《中国的地方传说》、《中国的水灾传说》（1931）、《蛇郎故事试探》、《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1932）、《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1934）、《盘瓠神话的考察》（1936）等都写在这一时期，有学者甚至据此不无偏颇地认为钟敬文的“最重要的著作产生于战前（即抗日战争之前——引者注）时代”。[31]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已经体现出了钟敬文学术研究上的强烈实证精神。例如《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和《中国的地方传说》，虽然是受到国际上对于民间故事情节的类型或母题等进行归纳的学术潮流的影响，但其中对于中国若干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类型的总结，却完全是立足于本土本民族的资料基础，是从大量的文献记录、当时的口头传承上概括出来的，因此反映了中国民间故事的特色，他所概括并命名的一些故事、传说类型，例如“云中落绣鞋型”、“狗耕田型”、“百鸟衣型”、“老虎母亲（或外婆）型”等，都因为是建立在中国自身民间故事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所以至今仍被国际国内有关学者所接纳和引用。至于《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盘瓠神话的考察》等文章，虽然对故事的分析借用了人类学派或传播学派等的理论，但全文立论的根基完全是中国记录与流传的众多相关文本，结论是从对于故事的实在分析得到的。丰富的中国资料，细密的逻辑分析，平实的风格，使这些论文不仅在当时及以后为钟敬文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学术声誉，至今读来也依然令人感到其中严谨踏实的科学魅力，其中的一些具体论点，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
解放以后，尤其是近20年来，钟敬文的实证思想和风格不仅一脉相承，而且益加自觉和醇熟。他在这一时期里用力写作的一些论文，例如《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以‘女娲娘娘补天’新资料为例证》（1980）、《刘三姐传说试论》（1981）、《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1990）、《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1991）等，都是立足于丰富、翔实的资料基础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与解放前写作的许多论文有所不同，这些论文所提出的问题，一般都是从大量中国民间文学的实际材料中敏锐发现的，所得到的结论，也是从材料的实际比较和分析中得出的，而很少征引或运用国际上较风行的流派或方法。例如《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一文所力图解决的3个问题（兄妹婚神话产生的年代是血缘婚正在流行或还被容许的时代，还是在它已被禁止的时代？神话中的两个母题——洪水为灾和兄妹结婚——是原本就结合在一起的，还是后来才拼合到一起的？神话中预告灾难的石龟和石狮子，是原来独立产生的，还是在故事流传过程中前者逐渐蜕变为后者的？），就是年近90的钟敬文不惮劳烦，考察比较了古籍文献、近现代以来大量采集的民间口承神话，并参照了相关课题的研究史而提出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这类神话产生的时期是血缘婚还在流行或被容许的时期；两个母题是流传过程中才拼合到一起的；神话中的石龟是较原始的，狮子是后起的），也完全是依据有关资料、尤其是近年来汉民族中大量记录的现代民间神话而“抽象”出来的。另外，钟敬文近年来常常谈到的中国民间文学流传演变中的一个规律性现象——民间文学在流传演变中形态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有进展相当迅速、变异相当大的；有消失的；也有发展比较迟缓甚至近于停滞的——，也是他多年来与形形色色的民间文学作品打交道、并从兄妹婚神话、孟姜女传说、刘三姐传说、灰姑娘故事等等一系列具体作品的众多异文的流传演变情形中归纳抽象出来的。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一结论是符合实际、具有概括力的。
坚持“深入对象之中”、结论必须从实际材料中抽象出来的实证思想和研究态度，对钟敬文的学术风格产生了极大影响：钟敬文的民间文学研究，一般都不骋思辨、凭玄想，绝不靠空洞时髦的理论和抽象玄虚的结论吓唬人，而往往是以事实和材料为基础和依据，经过客观、细密的分析来言事说理，得到结论，因而他的论文一般资料丰富翔实，分析细致周密，论证逻辑性强，遣词造句很注重分寸，风格踏实平易，结论往往有概括性，令人信服。正由于是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学的实际资料之上，钟敬文的民间文学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时代的局限，而具有较强的生命力：长期以来，他对于中国民间文艺学领地中诸多现象（尤其是对神话、传说和故事诸民间叙事体裁）的概括和总结，常常被作为代表性的观点之一，被国际国内学界同仁频繁引用和评述。
钟敬文实证思想与风格的形成，除了一般学术研究上的要求外，可能还与以下几个具体因素的综合作用有关。第一，本世纪20年代初期，受到“科学救国”时代风潮的影响，年青的钟敬文曾立志学习“一门有用的（自然）科学”，好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并曾一度对生物学颇感兴趣。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场有关科学方法与世界观的大讨论，也在他心中打上了不浅的烙印，以至于今老迈之年，仍然念念不忘。对于自然科学的热衷，虽然终于没有结果，但“科学、求实”的种子却因此在青年的钟敬文心中扎下了根，并对他以后毕生致力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研究，产生了影响。
第二，人类学派的影响。钟敬文曾经在《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的后记（1983）中，回忆并总结人类学派对他的影响以及这一学派的长短得失，其中对人类学派的实证方法仍然颇为首肯：
那些学者（指人类学派学者——引者注）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具体论证上，是以当时所能看到的人类学资料为根据和凭证的。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跟那些只凭思辨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这是此派成为比较科学的神话学、故事学的主要原因，也是它所以能够取代语言学派，并有广泛影响的主要原因。
上文谈到，人类学派对于钟敬文学术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人类学派在论证上的实证方法，也对钟敬文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产生了深刻的作用。
第三，日本学风的影响。日本学者的学术研究风格，当然各人有各人的差异，但总体来讲，大都比较精细谨严，讲究资料翔实丰富、考证细致、逻辑严密，实证性较强。钟敬文一生在对外交流的学术活动方面，要算与日本关系最为密切。早在30年代去日本留学之前，他已阅读过日本民俗学的书籍，并通过通信、约稿等方式，与日本著名的神话学家松村武雄有来往，还将自己的《中国民间故事型式》等文章，寄到日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1934年春～1936年夏，钟敬文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师从人类学家、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受其一定影响。同时，松村武雄博士对于神话的研究方法，也使他受到教益（《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自序》）。直到今天，钟敬文与日本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界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当今日本有名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者，例如大林太良、伊藤清司、野村纯一、福田亚细男等，都与他有学术交往。因此，钟敬文在治学历程中，思想和方法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日本实证的研究方法和学术风格的影响，是很自然的。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上文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于钟敬文的影响很早便已开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政治形势的转变而不断强化，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学术思想等都产生了无法替代的影响。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证求知精神，也对钟敬文产生了巨大作用。在《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1979）一文中，钟敬文特别提到破除教条主义、坚持马列主义实事求是作风对于民间文艺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家一再声明，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所谓“行动”，在我们这里，就是所进行的科学活动）；他们谆谆告诫我们，研究事物或决定政策，必须从眼前客观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些公式或原则出发；他们谆谆告诫我们，科学工作不是简单或仓卒所能做好的，“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
从这段话中，可以鲜明地看到马列主义对于钟敬文实证的学术思想的显著影响。
当然，上述4项因素对于钟敬文的作用是有先有后的，影响的程度上也有些强弱的差别。但是，它们彼此不断强化并最终统一起来，综合发生作用，共同塑造了钟敬文实证的学术思想和研究风格。
钟敬文在民间文艺学上的重要学术思想还有一些，例如注重方法论、强调民间文学的教育功能等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谈了，容另文再述。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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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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