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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著名的剑桥神话学派的衰落就与科学主义在人类学中的得势密不可分。神话与仪式的渊源关系，曾是本世纪上半叶神话学界的一大公案。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用丰富的巫术仪式和神话资料相对照，暗示了神话与仪式之间的渊源关系，他的剑桥同仁J.H.哈瑞森和S.H.胡克等古典学者由此一暗示出发，对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和希伯莱文献及文物所记载的神话和仪式详加赜考，得出了仪式先于神话、神话只是巫术仪式的解释的结论，是为著名的“仪式－神话说”。剑桥的古典学者依据这一学说，对古希腊神话、《圣经》神话、中世纪戏剧和传奇乃至莎士比亚戏剧的仪式原型详加赜考，将天国诸神还原为人间巫史，将诸神的故事还原为巫史的法术道行，将神话世界的时间空间还原为节日庆典的时间环节与祭坛道场的空间格局，总之，将恢诡谲怪的神界还原为朴实平凡的红尘俗界。在这些学者的笔下，许多垂疑千古的放诞神话都得到了透彻熨贴的解释，这就是在神话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剑桥学派。
剑桥学派在本世纪初的神话研究领域独领风骚，然而，五十年代之后，人类学神话学派勃兴，剑桥学派立刻落入几乎人人喊打的境地，几乎每一个人类学大师，如马林诺夫斯基、克拉克洪、列维－斯特劳斯等在提出自己的神话学说时，总不忘顺便把剑桥学派的仪式－神话学说奚落一顿。
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对剑桥学派的指责，最能体现出人类学的实证主义底蕴。他说，田野作业发现，不少仪式与神话是相应而在的，但也有无相应神话的仪式和无相应仪式的神话，因此，难说仪式与神话孰先孰后，而只能说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平行对应的关系，于是，在他看来，由剑桥学派提出的仪式与神话究竟孰先孰后的问题，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是没有意义的，有理性的人应该远离此类问题。
实际上，仪式与神话的关系问题并非“鸡与蛋”的问题，稍有点历史的见识，就不难对此问题作一了断，只有在缺乏历史见识的人类学者看来，这才是一个“鸡与蛋”的问题。仪式与神话所赖以存在的表达媒介，就决定了两者发生次序的先后。仪式与神话都是神圣叙事，只是两者所用的表达媒介不同，仪式是以身体动作、姿势等行事，神话是用口头语言说事，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人类的身体语言肯定早于其口头语言，人类用举手投足表情达意较之用遣词造句表情达意更直接，也必定更早，人们最早肯定是用仪式再现经验、保存知识、传授技艺的，在语言产生以后，才用语言这种更便利的方式将仪式所述之事记录和复制下来，这正如信息时代的人们把先已记载于书册的知识录于电脑磁盘或光盘这种更便于处理和传播的新型媒介一样，而仪式这种神圣行事著于语言，就是神圣话语，即神话。
剑桥学派的仪式－神话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很好的理论，说它好，不仅是因为它在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而且更因为它较之其他种种神话学说更具可操作性。神话之所以成为“学”，是因为神话之人物、事情、时空结构恢诡谲怪，令人莫名其妙，因莫名其妙，故需解释，解疑释惑，让神话叙事之绚烂归于人间故事之平淡，为此，一种神话学说就应该能够揭示神话在平凡的生活世界中的文化原型，并重建由平淡的凡俗事情到绚烂的神界传奇的演变过程。
仪式－神话学派将神话叙事与仪式行事相印证，举凡诸神怪异的形象、超逸的故事以及神话世界恢弘的时空构造，都在凡世仪式的行事中得以妥贴的落实，这一点，是其他各种神话学理论──包括最“先进”的结构主义──无法达到的。
这样一种言之成理、行之有效的理论最终却在理论竞争中落败，就并非是理论本身的原因，而且必定有其他缘故，说穿了，是由于它生不逢时。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研究在科学主义潮流的裹挟下，已由历时范型转向共时范型，学术风尚大变，对起源、历史的刨根究地早已不时髦，而剑桥学派仍对神话的起源孜孜以求，就显得大不合时宜，遭人唾弃虽非理之必然，却是势之当然。有理不一定说得清，正义之师不见得战胜虎狼之旅，学术上的盛衰兴亡，也自有一部秘不示人的“兵法”。
自此以后，神话的起源问题和其他一系列的历史发生问题一道，都被人类学视为“鸡与蛋”之类的问题，视为经验所无法回答的问题，被有意无意地避而不谈。如果那个人类学专业的新手，贸然触及此类问题，照例会受到师傅们的警告：咄！这是你该问的吗？此类问题实际上成了人类学的禁忌，就像性与生殖等“发生学”问题对小孩子是禁忌一样。日久天长，此类问题就从人类学的视野中宵遁了，人类学家再也想不到要追问这样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先是变成了无意义的问题，最后又变成了“不成问题”。一个总能把问题变成不成问题的学科，自然是永远正确，因此也永远“科学”。──“科学”一词的民间意义之一就是“正确”，但“正确”的却不一定是真理。
因此，科学的人类学之所以战胜古典的人类学，至少在神话学领域中，并不是由于它较之后者更好地解决了问题，而是由于它较之后者更好地掩饰了问题，这与其说是一种科学精神，不如说是一种交织着话语暴力的“障眼法”：让学科的从业者只看到他该看的，把对学科构成威胁的未知之域屏蔽于视野之外。或者，障眼法原本就是科学精神的秘义：正是凭借控制实验之类的策略，科学才把那些无法控制的东西排除在人类经验之外，科学的所谓经验实际上是被实验这种“新工具”（培根）控制了的经验，现代世界因此就是一个科学之光普照的世界：科学之光引导着人们的目光，映入眼帘的就只能是科学的光明面，阴影永远落在看不见的角落。科学与魔术，总是难分难解。
此种障眼法并非是科学的新发明，它与权力一样古老。孔子教训弟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也正在把礼变成一种障眼法。礼不仅约束肉体，而且还引导视野，在此种引导下的目光和耳朵，所见莫非礼，所视莫非礼，礼真地变成了天经地义。而在舆论引导下安全而幸福着的国人，对此种障眼法的政治底蕴自然是心知肚明。
科学的障眼法让人类学丧失历史眼光，但是，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他是历史性的，人类历史的变迁总是使人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回首历史，人文学术之所以产生并永世不衰，正是因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之类的问题常问常新，一切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性的，而当人类学对历史问题不再过问，甚至丧失了提出此类问题的能力的时候，它还能是“人类”学吗？
或许，它真能，后现代时代的一味赶着升级换代的新人类们不是正在把历史作为一种过时的“版本”撇进“回收站”，不是越来越跟着感觉走吗？这或许就是对现代人类学活生生的证实，或者，新人类只是现代科学包括现代人类学制造出来自我证实的“人类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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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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