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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民俗研究参与展示
1974年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在大阪设立前后，《日本民俗学》91期（1973年）、98期（1974年）
分别刊登了日本民俗学会1973年11月以理事长名义、1974年11月民俗有关学会、团体联名向文化厅递交的设立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请愿书。同时，参照上面的民俗学会简略年表，可以看到在1974年6月举行的第560次民俗学谈话会上，三人的发言均是围绕博物馆问题的；1975年9月举行的第570次民俗谈话会上，田原久的发言题目也是《民俗博物馆考》；1976年《日本民俗学》第106期编辑了专集《民俗博物馆》，同年10月的第28届年会主办专题讨论会，讨论的题目是“地域与民俗博物馆”；1978年的第30届年会也举办了“民俗学与博物馆——学艺员（博物馆员）的待遇与活动”小型讨论会。
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可以看到日本民俗学会七十年代的一个动向：民俗学科开始认真考虑如何运用博物馆设施，向社会公开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扩大民俗学在社会上的影响。民俗陈列也是民俗学科将研究成果还原社会、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一个途径。1981年4月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正式开设，在这个博物馆里，日本的民俗文化成为陈列的主要部分之一，博物馆附设的研究机构里也设立有民俗研究部。这是日本民俗学科的研究能力和功绩得到学界和行政承认的一个标志。民俗研究成果通过陈列展示的方式将本学科的对日本民俗文化的研究成果还原于民、还原于社会、为社会教育服务，使民俗学又开拓出一条学科与社会连接的方式，同时也是使社会使民众了解民俗学科的途径。
d．积极参与方志•民俗志编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地方史编撰进入高潮期。许多县市以及村的地方志都增设了记述地方民俗的部分，随后各种形式的民俗志编撰也逐步展开。顺应时势的需求，1977年9月《日本民俗学》113期编辑了《民俗志》专集，第二年（1978年10月）的第30届年会的专题讨论会也以“地方史志编撰与民俗学”为题，强调民俗调查资料应当从单纯应用于学者个人的研究，扩展到将其运用于史志编撰方面，显示出民俗学界对编辑地方史志和民俗史志的重视以及参与史志编撰的姿态。
各级地方志增设记述本地民俗的篇幅以及各地编撰各类民俗史志的风气，提高了民俗调查资料的运用价值，也为民俗学专业学者、民俗专业的学生展示了一个新的活动空间。许多市县的民俗志编写都有民俗学者或民俗专业的学生们参与。民俗学会的成员们以民俗资料集、生活资料丛书、民俗大系、民俗志等形式面向社会公开各自的民俗调查资料和研究资料，为其他学科研究日本文化以及一般民众认识日本社会提供了丰富、珍贵的材料。民俗学科由于它所拥有的、由广大民俗学者花费数十年时间逐步积累而成的巨大的民俗调查资料，获得了相关学科的较高评价。
e．多视角研究
日本民俗学界在严格审视学科过去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适用于本学科的新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关注现实社会的热门话题、积极参与研究社会问题，这是近几年民俗学会刊和民俗谈话会表现出的又一个新趋势。例如，《日本民俗学》第210期（1997年）刊登专集《地域开发与民俗变迁》；1997年第49届民俗学年会的专题讨论会的专题是“近代与民俗”问题；同年第770次民俗谈话会设专题讨论“老年与老人”问题；1998年第774次民俗谈话会专题讨论日益深刻的青少年问题“欺辱（虐待）与打架”等等，民俗研究开始呈现从单纯关注传统文化逐步转向亦关注与现代社会紧密关联的社会问题的倾向。
f．视野扩至海外
在上面的民俗学简略年表里，除了民俗学会的年会活动之外，还重点记录了每个月举办一次的民俗学谈话会的主要内容。通观年表的纪录，可知谈话会的发言范围，基本都是围绕日本国内民俗研究的课题。因此可以说，谈话会的记录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日本民俗学者们在不同的时期里所关注的问题点以及日本民俗学界发生的细微变化。
通览几十年的谈话会记录，可以看到一个整体倾向：谈话会发言的范围从日本国内民俗逐步扩展到他国民俗，发言者也从清一色的日本人研究者扩展到外国学者。据笔者初步统计，1949年日本民俗学会成立到1962年柳天国男逝世的十三年间，民俗学谈话会记录里涉及外国民俗事项或外国民俗学研究的发言共计5次；1964年至1992年的二十八年间，共有34次谈话会、41人次的发言内容是有关外国民俗事项或介绍外国民俗学科的。与1949~1962的“13年：5次”相比，“28年：34次”是个有深刻意义的数字。它是表现日本民俗学视野对外扩大的一个重要数据。在这34次有关外国民俗的发言中，提及最多的是韩国（18次）、其次中国（９次，其中包括台湾4次）。亚洲其他国家的民俗多少有所涉及，欧美方面则基本限于学术研究状况介绍。谈话会发言题目里对欧美民俗调查、研究的题目极少，这也许是恪守柳田国男倡导的“一国民俗学”原则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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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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