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天宝初，萧颖士因游灵昌，远至胙县南二十里，有胡店，店上人多姓胡。颖士……薄暮方行，至县南三五里，便即昏黑。有一妇人年二十四五，着红衫绿裙，骑驴，驴上有衣服，向颖士言：“儿家直南二十里，今归遇夜，独行怕惧，愿随郎君鞍马同行。”颖士问女何姓，曰：“姓胡。”颖士常见世间说有野狐，或作男子，或作女人，于黄昏之际媚人，颖士疑此女即是野狐，遂唾叱之曰：“死野狐，敢媚萧颖士。”遂鞭马南驰。奔至主人店……良久，所见妇人，从门牵驴入来，其店叟曰：“何为冲夜。”曰：“冲夜犹可，适被一害风措大，呼儿作野狐，合被唾杀。”其妇人乃店叟之女也，颖士惭恧而已。（1866）

　　例证十二：《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八引《启颜录》：

　　隋有三藏法师，父本商胡，法师生于中国，仪容面目，犹作胡人。行业极高，又有辩捷，尝以四月八日设斋讲说。时朝官及道俗观者千余人，大德名僧，官人辩捷者，前后十余人论议，法师随难即对，义理不穷。最后有小儿姓赵，年十三，即出于众中……大声语此僧：“昔野和尚自有经文，未审狐作阿阇黎，出何典语。”僧语云：“此郎子声高而身小，何不以声而补身。”儿即应声报云：“……法师眼深而鼻长，何不截鼻而补眼。”众皆惊异，起立大笑。是时暑月，法师左手把如意，右手摇扇，众笑声未定，法师又思量答语，以所摇扇，掩面低头，儿又大声语云：“圆圆形如满月，不顾藏兔，翻掩雄狐。”众大笑。（1924）

　　例证十三：《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五引《稽神录》：张谨宿近县村中，其家有女子，“每日昃，辄靓妆盛胡，云召胡郎来”，实乃患狐魅。（3716-3717）
　　例证十四：波斯匿王十梦的记载，在许多佛经中多有记载，其中第六个梦是“狐上金床”，各经对这一梦相的记载大同小异，我们以《增一阿含经》卷五十一为例：“王梦见狐上金床，食用金器，后世人贱者当贵。”《舍卫国王梦风十事经》、《国王不梨先泥十梦经》，《五分律》第二十六卷都作狐，《佛本生经》第77个本生故事《大梦本生》作豺，但在《佛说舍卫国王十梦经》中则说：“王梦胡虏好金银床上食金银器者。后世人贵者当贱，财者当贵。”
　　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六朝隋唐时期盛传的狐怪故事，相当一部分与胡人之生理特征、文化习俗与技能特长有关。
　　首先，在各种志怪故事中，狐如果以男性形象示人，最常见的是一老者，并通常具有畏狗、带香囊等特征。如《搜神後记》卷九 “雄狐”条：“习凿齿为荆州主薄，从桓宣武出猎。见黄物，射之即死，是老雄狐，臂带绛纱香囊。”[39]男性狐怪多老者形象，显然与西域胡人多须髯、面相苍老有关。至於佩带香囊之特征，更与胡人体味较重，佩带香囊以驱秽有关，也与当时许多西域贾胡从事香料买卖有关。胡人之畏狗，则与他们的葬俗有关。以康国为例，《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康居〉引韦节《西番记》曰：“国城外别有二百馀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40]康国弃尸饲狗、收骨埋殡之俗，应溯源於波斯。希罗多德在《历史》第一卷第140节中写道：“据说波斯人的尸体是只有在被狗或是禽类撕裂之後才埋葬的。”[41]《旧唐书》卷一一二〈李暠传〉：“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敛，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42]岑仲勉先生认为：“此实祆教之习俗，所谓黄坑，西人称曰无言台。”[43]蔡鸿生先生认为此乃天竺古法，为印度式野葬[44]。所以，见狗被视为不祥。这似是狐怪畏狗这一特征的来源。
　　狐怪故事中的化身无论男女以着白衣居多，如《宣室志》卷十“尹瑗”条中的狐怪是位“白衣丈夫”，同书“林景玄”条中的老狐“衣素衣，髯白而长”，“祈县民”条狐精所化为“白衣妇人”，“韦氏子”条狐精化身为“素衣”女子，沈既济《任氏传》中的任氏也是身着白衣。着白衣，是西域胡人的穿着习惯。除了佛教僧人着缁服之外，西域普通百姓以著白衣为常。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一说：“西域俗人皆著白色衣也。”[45]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一指出西域在服色上的禁忌：“吉乃素服，凶则皂衣。”[46]并在书中多次记载西域各国服白衣的习俗。摩尼教更是崇尚白色，其信徒往往白衣白冠，这在近年发现的摩尼教壁画中有许多图像可以证明[47]。
　　在正史和民间传说中，多有狐怪喜截人髪之记载。《魏书》卷一一二上《灵徵志》“毛虫之孽”载：“高祖太和元年（477）五月辛亥，有狐媚截人髪”，“肃宗熙平二年（517），自春，京师有狐魅截人髪，人相惊恐。”《北齐书·后主纪》云武平四年（573）正月：“邺都、并州并有狐媚，多截人发。”《洛阳伽蓝记》卷四载：“有挽歌孙岩，娶妻三年，不脱衣而卧。岩因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毛长三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妻临去，将刀截岩髪而走。邻人逐之，变成一狐……其後，京邑被截髪者一百三十馀人。”[48]《广纪》卷二八八引《广古今五行记》“邺城人”条。同卷引“纥干狐尾”事。我们知道，截发是西域男姓之常见髪式。《魏书》〈西域传·康国〉载：“丈夫剪髪，锦袍。”[49]《大唐西域记》说是象主之国，“断髪长髭。”；黑岭已来，“断髪裂裳。”[50]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载罽宾、犯引、吐火罗、波斯、大食以及安、曹、史、石骡、米、康诸国，“并剪鬚髪。”[51]《洛阳伽蓝记》中的记载正是反映了西域髪式开始流入中土时所引起的惊异之感。
　　胡人的体态相貌、服饰妆扮以及文化习俗一直是本土人士注目的焦点，因不习惯而引起鄙夷、排拒的心态。《世说新语·排调》篇载：“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52]即便是经常与胡僧来往的王导对胡人的长相还每每加以调侃，一般民众对胡人外貌的歧见更是可以想象。《南齐书·高逸·顾欢传》卷五十四引《夷夏论》曾经比较中土与西域的不同习俗，其中提到：“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53]《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六引《云溪友议》载唐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女诗云：“自道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额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绕梁间。孟阳死后欲千载，犹有佳人觅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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