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狐所传之书而作为汉人的孙甑生不解，应该也是以西域文字书写的经籍。
　　例证六：《玄怪录》卷四“华山客”条：一女子自称妖狐，学道多年，遂成仙业，希望党超元能够将猎狐射死後，将尸体送回旧穴。超元答应後，女子赠其药金五十斤，嘱其“非胡客勿视。”……人验其金，真奇宝也。即日携入市，市人只酬常价。後数年，忽有胡客来诣，……超元出示，胡笑曰：“此乃九天液金，君何以致之？”於是每两酬四十缗，收之而去[34]。
　　此条材料也间接可证明妖狐与胡人之间那种密切的联系。
　　例证七：《太平广记》卷四四八引《纪闻》“叶法善”条：说是一官宰上任之时发现自己妻子失踪，疑为一婆罗门勾引而去。於是，拘执胡僧，鞭之出血，带去见叶法善：

　　及入院，叶师命解其缚，犹胡僧也。师曰：“速复汝形。”魅即哀请。师曰：“不可！”魅乃弃袈裟於地，即老狐也。师命鞭之百，还其袈裟。复为婆罗门。

此条材料可说明胡僧与“狐”之间的密切关系。《广异记》中此类例证甚多，下面三条全取之於此书：
　　例证八：《广异记》“李元恭”条，有狐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此狐引一善弹琴之乐者，“言姓胡，是隋时阳翟县博士，悉教诸曲，备尽其妙，及他名曲，不可胜记。”[35]
　　西域地区，一直是所谓“新声”的主要输入地。六朝隋唐之时，来到中土的很多胡人皆善於演奏乐器，有的因此而开府封王。曹国人曹婆罗门，北魏时以弹龟兹琵琶著名当世；子曹僧奴，僧奴子曹妙达，在高纬时，“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其何朱弱、史醜多之徒十数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乐者，亦至仪同开府。”[36]北朝时，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天竺乐等等纷纷传入中土。而到唐朝更是有很多胡地新声纷纷传入。这位弹琴“备尽其妙”，并传入不少名曲的“胡博士”，显然很有可能是一位胡人。
　　例证九：《广异记》“焦练师”条：

　　唐开元中，有焦练师修道，聚徒甚众。有黄裙妇人自称阿胡，就焦学道术，经三年，尽焦之术，而固辞去。焦苦留之。阿胡云：“己是野狐，本来学术，今无术可学，义不得留。”焦阴欲以术拘留之，胡随事酬答，焦不能及。乃於嵩顶设坛，启告老君，自言：“己虽不才，然是道家弟子，妖狐所侮，恐大道将隳。”……坛四角忽有香烟出，俄成紫雲，高数十丈，雲中有老君见立，因礼拜陈云：“正法已为妖狐所学，当更求法以降之。”老君乃於雲中作法，有神王於雲中以刀断狐腰，焦大欢庆。老君忽从雲中下，变作黄裙妇人而去。[37]

　　且不说野狐自称阿胡，可作“狐”“胡”相通之证，此条材料无疑反映了胡、道斗法、道不胜胡这一背景。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与外来宗教、方术、文化上的争斗自东汉以来就一直没有断绝，在亲佛教的文献中，多次记载了佛道斗法而道教惨遭失败的事例，此条材料无疑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例证十：同书的“唐参军”条，这是更有说服力的一条例证：

　　唐洛阳思恭里，有唐参军者，立性修整，简於接对。有赵门福及康三者投刺谒，唐未出见之，问其来意，门福曰：“止求点心饭耳。”唐使门人辞云不在。二人径入堂所，门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惜一餐耳。”唐辞以门者不报。引出外厅，令家人供食，私诫奴，令寘剑盘中，至则刺之。奴之，唐引剑刺门福，不中；次击康三，中之，犹跃入庭前池中。门福骂云：“彼我虽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奈何无道，杀我康三，必当修报於汝，终不令康氏子徒死也。”[38]

“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这可能是唐时俗语，它使我们知道，经常出现在早期志怪中的“千年老狐”、“百年老狐”的提法，完全不是对狐这种动物的神话性幻想，而是对西胡汉化程度的纪实性描述。入汉时间越长，文化上、血统上与汉人的融合就越彻底，最後连姓氏中也看不出胡姓之痕迹；而入汉时间稍短，文化上、血统上与汉人还有距离，那么，尚还保留着“白”、“康”这样的胡姓。所以，这里“狐”无疑即是“胡”之代称。
　　例证十一：《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二引《辨疑志》“萧颖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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