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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登高大概萌芽于汉代，杜公瞻在《荆楚岁时记》注文中说：九月九日宴会，不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梁人吴均在《续齐谐记》中引证了一则传说，解释重阳登高习俗的起源。汝南人桓景跟随方士费长房游学。一天，费长房对桓景说：“九月九日，汝南当有大灾降临，赶快通知家人缝制布囊，在布囊里装上茱萸，然后将茱萸囊系在手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桓景听信了费氏之言，举家登山。傍晚，桓景一家归来，见鸡犬牛羊全都暴死。费长房得之此事后说：“这些家畜已经代人受灾了。”吴均接着这个故事说，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一般来说，民俗传说晚于民俗现象本身，当然也有例外。这则传说同样是对已有民俗的一种神秘解释，但这一解释十分贴近节俗实质，它以形象的故事，说明了重阳登高民俗的原始内涵，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都是为了消灾远祸。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是重视日常生活的感性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深怀忧虑的时代。因此，登高避祸、饮酒祈福的九月九成为社会上下共享的世俗大节，所谓“汉崇上巳，晋纪重阳”即由此而发。而且，人们有意识地强调重阳的祈寿祈福的节俗意义。《魏文帝与锺繇书》中重新解释九月九的意义，“九日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以九九谐音“久久”，反应了当时人求吉的社会心态。葛洪亦明白地说：“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西京杂记》卷3）南朝宋人孙诜在《临海记》中也记述了浙江临海地区重阳登高之俗，“民俗极重九日，每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艺文类聚》卷4）由此可见当时九九登高野宴之俗的流行。
重阳佳节的登高野宴中有三大民俗佳品：菊花酒、茱萸佩、重阳糕（原称蓬饵）。
菊花酒。菊是应时的花草，在“霜降之时，唯此草盛茂”，因此菊被古人视为“候时之草”；并且由于菊之独特品性，菊成为生命力的象征。白居易曾引元缜诗云：“不是花中唯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禁中九日对菊花酒忆元九》）在萧瑟秋风中，百草凋零，唯有菊花，凌霜开放。独立寒秋的菊花，在古人那里有着不寻常的文化意义。它在仙道方家眼中是“延寿客”、不老草。因此，赏菊与饮菊花酒成为重阳的主要节俗。晋朝隐士陶渊明爱菊之高洁，以菊明志。九月九日这天，他虽家贫无酒，但依然出门坐进宅旁菊花丛中，久之，满手把菊。突然，江州刺史王弘送来了重阳酒，陶渊明“即便就酌，醉而归。”陶渊明所饮之酒大概就是用去年菊花酿成的菊花酒。
菊花酒用菊花杂和黍米酿成，“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九日所酿的菊花酒在古代被视为延年益寿的长命酒。《太清记》称：“九月九日採菊花与茯苓、松脂，久服之令人不老。”菊花酒虽然达不到“令人不老”的奇效，但它的确有清热解毒、明目祛风、平肝疏肺、益阴滋肾的药用价值。九月九日是传统的赏酒节，唐人王勃诗咏其事：“九日重阳节，门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直到宋时，重九时节的民俗活动依然是“饮新酒，泛萸簪菊”（《武林旧事》卷3），宋人以菊花、茱萸泡酒，名茱萸为“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认为借此二物，“以消阳九之厄”（《梦粱录》卷5）。重阳酿酒、赏酒之俗在民间持续传承，山东滕县、临沂、日照等地，在近现代仍多于重阳造菊花酒，当地谣谚有：“九月九，九重阳，菊花做酒满缸香。”
茱萸佩。茱萸是秋季成熟的椒科植物，在古代民众知识中，茱萸到九月九日“气烈成熟”，因此人们习惯在这天，“折茱萸房，以插头”说是可以辟恶气，而抵御初寒（晋周处：《风土记》）。侵害身体的晚秋寒气在古代常被视为鬼魅恶气，能够驱风逐邪、消积祛寒的茱萸在民间成为驱病疗疾的巫术用品。《杂五行书》说：在屋舍旁种“白杨、茱萸三根，增年益寿，除患害也。”而悬茱萸子于室内，即有“鬼畏不入”的效果。重阳成熟的茱萸具有如此神奇的驱邪效用，人们自然会对它另眼相看，将茱萸称作“辟邪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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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萧放博客 2008-9-1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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