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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民俗学研究的对策
中国民俗学已经经历了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时期。民俗，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许由于这种切近生活的缘故，民俗学也最能为人们所理解。正因为如此，民俗文化在最近几年，似乎交了好运。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很多部门和个人，都指望民俗文化能为他们带来福星，交上财运。致使那些懂得民俗文化的，与根本不理解民俗文化的人，蜂拥而上，都来开发民俗文化。特别是旅游观光部门，更为热心。如：各地民俗文化村的建设热，一浪高过一浪，它究竟给民俗文化带来幸运，还是带来灾难，谁了说不清。民俗文化是一种历史的沉淀，人为景观只不过是一种复制品，连仿制品的资格都没有，其文化史价值可想而知。我不是反对民俗文化村的建设，而是说民俗文化村的建设，应建立在民俗学的研究和科学的基础之上，它应是抢救、保护、研究、展示民俗文化的场所，是获取文化知识的窗口，而不是冒牌的“假古董”。
鉴于目前的大好形势，中国民俗学认真做出自己的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要加强民俗学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全民的民俗文化意识。民俗是一种全民文化，它的产生、发展、演变以致消亡有它自己的规律，要使民俗文化发挥它的多种功能，就必须研究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我们不仅要使政府主管部门，各级官员懂得民俗文化在民族形成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他们懂得用科学的方法去指导、组织、保护民俗文化活动；同时还要教育群众，正确认识自己所创造的民俗文化，维护他们正当的享受这种文化的权利，同那种任意破坏民俗文化的行为作斗争。
第二，有计划地进行全国性的民俗普查。民俗普查是抢救、保护民俗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民俗文化千姿百态，应该经过民俗普查的方式，将民间以语言和口头方式传承的民俗事象，用文字、录象、录音、摄影、制图等方式保存下来，变为科学的档案资料，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但是，目前要动员全国的力量去进行民俗普查，无论人力、财力、物力都有很大的困难，计划难于实施。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进行地域的和民族的民俗文化普查。这可以和目前正在全国各地进行的方志编写规划结合起来。中国历来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风俗志在方志编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将它作为民俗文化的信史资料保存下来，使其成为后人了解本土历史与文化的参考。在目前已出版的方志中，风俗志的编写，恰恰是比较薄弱的一环。不仅份量少，而且写法上缺乏仔细的商酌，很少具有科学研究和保存的价值。问题出在方志编写中，缺乏科学的民俗普查。如果和民俗普查有机的结合起来，这一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出色，更好一些。除民俗普查外，还有民俗学专题研究及民俗调查，也需要和普查工作相协调，使民俗普查在时序上形成一个整体。
第三，加强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工作。目前，中国境内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化学工作的人员数以万计，如果把民俗传承人也算在内，人数相当可观。其中的一小部分人，长期以来从事民间文化的搜集和研究，而大部分人虽也在从事民俗的辑录和整理工作，但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些民俗文化的爱好者。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民俗学队伍的素质，并不很高。这也影响到整个民俗学研究质量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俗学会和各地民俗学会，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和培训任务。各高等院校、各地文化部门、有条件的地方，都应创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训练班；开设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等课程。借以提高受训人员的理论修养，使他们牢牢掌握民俗学调查的技术和技巧，并有目的地使他们在培训期间，参与民俗考查实践。这样便可在民俗调查的基础上，充实研究队伍，建立中国民俗学的研究人才网络。
第四，开拓理论阵地，协调理论研究。回顾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历史，在“五四”时代，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二十年代广州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两个民俗学刊物，在当时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中国民俗学专家和学者。目前，在公开发行的民俗学理论刊物中，只有山东大学主办的《民俗研究》和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民间文化》两家。他们是在惨淡经营中，为中国民俗学竖起的旗帜。此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民间文学论坛》，以发表民间文学研究论文为主，民俗学论文为辅。为种状况，远不能适应中国民俗学发展的需要。所以无论中国民俗学会，还是某些研究部门，应及早地创办一个全国性的民俗学刊物，以便及时发表研究论文，积累研究成果，促进民俗学学科的更大发展。
第五，加强国际民俗学学术交流活动。近十年来，中国民俗学界和世界各国民俗学的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起到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世界的作用。民俗文化是没有国界的，许多民俗事象跨越国境，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成为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财富。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中国和日本民俗学者，曾经联合对中、日南方农耕民俗文化进行过成功的考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事实证明，这支两国学者互相认识对方国度的民俗文化，考查两国民族民俗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提示各自的民俗文化发展规律，是非常有益的。以往，有些学者将民族学与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作了这样的划定，认为：民族学是研究世界民族的学问（其中包括了民俗文化），而民俗学是研究本国民俗的学问。所以民俗学向来被称为“一国之学”（日本柳田国男先生即主此说）。现在，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学者所修正。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某些民俗事象的传承和传播是超越国界的，那么民俗学的研究，也必须进行国际间的相互交流与协作。在这里，比较民俗学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但比较是手段，不是目的。比较的目的，在于通过各国学者不断地考查和研究，通过研究方法的借鉴，更有成效地探讨各国民众之间相互传承和传播的规律。
中国民俗学，经过20年的休养生息，得到了空前地发展。目前它正在向一个纵深的方向前进，如何创造这一事业的更加辉煌的业绩，是大家所期待的，也是摆在每个民俗学工作者面前的思考课题。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冒昧地提出一些极不成熟的看法，既是自己的思考，也希望得到民俗学同仁批评和矫正。
*注：本文为钟敬文先生90华诞而作。原计划出版纪念文集，后因故未能出版，只好在《中国民间文化》发表。
原载《中国民间文化》学林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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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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