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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听说，雷波县八寨乡朱龙村的彝族世传毕摩（祭司）吉木阿龙代表全家将祖传的一批古代彝文实物共计 17 件，郑重地捐赠给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历史博物馆。去年 10 月，为亲睹这批文物的真迹，我借回乡进行史诗田野作业的机会，专程来到了这座全国有名的专题博物馆，一进序厅便看到了吉木家捐出的这批彝文古物，叹为观止：其中既有皮书、布书、纸书和铭文（三枚铜质印章），还有鲜见的竹简、骨书和木牍──几乎囊括了彝文古籍记载过的各种古代书写的载体形式。据阿龙毕摩介绍，这批文物是祖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既有宇宙洪荒、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等神话传说的记载，也有族群分支、婚姻世族、战争迁徙、祭祖仪轨、历史人物等史实性的内容……时代不断在演进，从结绳、甲骨、兽皮、竹简、树衣、丝帛、金石、木刻、纸张、电视、电脑，直到进入网络时代的赛博空间，语言的载体形式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发展，“文本”的呈现虽具有多样性与多相性，但记载（忆）知识、传播信息的基本功能是相通的。面对数字化媒介的发展，计算机、网络、通讯的结合，在人们高呼今天的人类已经步入或正在走向“超文本阅读”、“读图时代”乃至“多媒体阅读”的同时，口承传统与书写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再次凸现为这一轮网际革命中耐人寻味的一个核心话题。实际上，正是口头传统研究的勃兴，激发了对其对立物──书籍、印刷文本、书写语言更为密切的关注，学者的视域甚至扩展到了当今数字时代的电子传媒，而在西方学界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口承─书写大论战”业已成为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力量推进并提升着人们对社会变革与人类思维的理解。因此，回顾我国多民族文化发展史的某些源流，或许能够引领着我们去认真思考什么是口头传统，什么是书写传统，从而帮助我们从本土的个案出发，在具体生动的口头─书写实践中厘清二者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
彝族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和文字，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彝文属表意的音节文字体系，是一种古老的、独成一格的“自源文字”系统，历史上的汉文史志记载作“爨文”、“韪书”、“倮文”、“罗罗文”等。彝文创制于何时从无稽考，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彝文的创制与应用与彝族本土宗教祭司──毕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故彝文亦称为“毕摩文”，历史上彝文经籍的编撰、书写、习用、传播、保存，无疑地大都掌握在毕摩手中，都与毕摩的宗教职司和主持社会文化活动有关。正如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曾指出的那样，毕摩“身系一族之本位文化”，是彝族文化的集大成者。
吉木家支的毕摩将祖传的无价之宝无偿地捐献给社会，的确让我们这些学人深受鼓舞。在感动之余，这一批文字古物再一次提醒我们去思考一个久已有之却悬而未决的问题：迄今为止，彝文古籍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工作与我们在田野考察中所见到的各地彝文经书典籍，都共同指向了一个基本相同的文体事实──彝族传统的书面文体形式均为韵文诗体。这在我们脑中打上了一个巨大问号：为什么彝族古代的书写传统中未见有散文体作品存在？通观彝族书面文化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见到，毕摩所有的著述，涉及诸如历史、谱牒、文学、语言、哲学、宗教、天文、历法、地理、医药、技艺等等学科，几乎都是以诗的形式撰写成书的，诸如篇制宏长、内容广博的彝文巨著《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物始纪略》等，皆以五言诗体为轨范，兼有三言、七言、九言、十一言。或许，读者大多对彝文古籍比较生疏，那我们来看大家都不陌生的四大古典小说之一《西游记》：原作除少量韵文外，基本是叙述性的散文体；而到了毕摩笔下却被改头换面，成了体式化一的五言长诗──彝文《唐王书》，共 5364 行。让我们带着这个问号，回到云雾深处的大小凉山，回到彝文字的创制者和执掌者──毕摩中间，回到彝人世代相承的仪式生活中，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彝族书写文化赖以传承和传播的口头文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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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0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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