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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15日，由中国民俗学会、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联合举办，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政府承办的全国首届牛郎织女传说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沂源县召开。刘魁立、刘锡诚、贺学君、刘铁梁、洪淑苓等来自大陆和台湾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山东省有关部门的领导、淄博市和沂源县的主要领导出席了研讨会。
概述：传说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刘魁立在发言分析总结了牛郎织女传说的流变情况，接着从理论上分析了民间故事的时空定位和现实历史依据问题。指出传说诞生之日就是传说“发生学”议论开始之时。许多传说虽然本身就包含了关于这一具体传说源头的说明，但学者们还是不断提出种种学说，从自己的角度阐释他们对民间叙事的观察结果。神话学派、流传学派、历史学派等强调产生的一元论，人类学派和文化学派等强调产生的多元论，但是无论哪种学派都应该认识到民间叙事作品是广大民众的口头艺术创作，其本质是审美虚构，这种虚构的艺术形象比真实存在的人更“真实”；他们的生命比许多实际存在过的历史人物的生命更久长，更有影响力。
刘锡诚首先做了精彩的发言，他首先对目前我国牛郎织女传说研究的现状做了概括性介绍。指出牛郎织女故事是我国四大传说故事中，迄今时代最早，经历过神话、传说、故事不同发展阶段，而在现当代传播和传播群体最为狭小，研究阐释也最为薄弱的故事。他在对全国牛郎织女传说收集的数量、区域等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之后得出两点结论：一是牛郎织女传说在汉唐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故事情节和内容，到了现代情节再也没有出现大的改变，细节虽有很大变化，但在情节上变更几乎没有。整个牛郎织女传说的保存、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已经处于极度衰微甚至濒危的状态。另一方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的转型，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使故事的传播逐步失去了传播生存的社会条件和民族、人文土壤。还有就是缺少和戏曲、民间曲艺、民间音乐等互动，缺少让更多民众接受的契机，在群众中的影响逐渐减弱。针对目前此种情况，加强保护这一传统故事就显得迫在眉睫。
施爱东在《牛郎织女研究综述》中对我国的牛郎织女研究做了一个历时性的评介，是对近百年的牛郎织女传说研究的学术回顾。他首先指出我国学术界对牛郎织女口头传统归类的混乱。进而批评现当代学者在牛郎织女研究中重复描述与二手三手材料的反复转用，以致以讹转讹等弊端，多年没有高质量论文出现。最后指出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从目前的研究资料和研究范式来看，传统的历时研究已经走入穷途末路，因此，实地的田野研究与活态研究才是目前最具可行性的传说研究方法。
本地化：民间传说研究的新取向
刘铁梁在民俗研究如何更好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学术利器的理论思考下，发表了独到的见解。第一，越是地方的，越是民族的。传说会历经时空传承下来积淀了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理解、一个意义的基本的内涵，但同时也会发现在传承的过程中，各个地方的民众又会结合地方社会，产生地方意义，如果没有地方意义的发生，实际上也不会有一个全民族意义的发生。
第二，民间叙事形式多样化。以前学者们只承认口头讲述是民间文学叙事作品的传承手段。但在对沂源县织女洞、牛郎庙等人文景观实地调查研究之后，应该认识到民间文学叙事形式的多样化，地方风物、人文景观等也可以是完备的叙事手段。
第三，文本意义必须在具体的语境下解读。民俗学者看待所有的民俗现象，都必须充分地意识到文本要和语境结合研究，首先是文本和语境相结合的调查研究方式，其次是调查结束之后在语境下解读文本。语境是多层次的，一是结合本民族的语境，整个的民族的历史社会的语境，二是结合调查到的具体地方的语境。
吕微提出要重新认识民间故事的文学分析价值。对于民间故事，经典的文学分析、美学分析有其独特的功用，是任何文化分析都无法代替的，但是这种分析不是简单地回到简单化的思想分析的老路，而是要借助新的哲学思想把经典的文学分析、美学分析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牛郎织女传说，它的经典解释——歌颂爱情和自由——应该引起我们再思考。如果把牛郎织女故事看成一系列语境化故事的异文，那么文学分析、美学分析的任务就是通过对一系列异文的个例，观察到“故事本身”，从而让故事本身显现出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意义和价值。
黄景春在《牛郎织女传说与农业社会的理想表述——兼谈民间传说的传播与黏附现象》指出，在东汉末年基本形成的牛郎织女传说表述的是农业社会一种合理的家庭理想。这一传说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地方山水、建筑、风俗等黏附，产生了一些集中流传的中心区域。这些中心区域由于承载了更多的传说传承任务，所以传说中的情节可能就与当地的某些民间生活习俗联系，传说的主要人物也成为这一地区民众的信仰对象，这些都说明民间文学常常是跟民间信仰交织在一起的。
黄涛在其论文《牛郎织女传说的异地传播、就地黏附及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数地分享、共同保护——以山东省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项目为重点考察对象》中指出，牛郎官庄的民众将牛郎织女传说的经典母题与当地风物、人物进行了成功的黏附，结合自己的生活对该传说进行了地方化的阐释、丰富和创造，这些是对文本进行着“活态”的传承。这种地方化的阐释在增加传说讲述可信性、真实性的同时也成为当地民众生活史、文化史的一部分。
刘晓春在论文《本真性与公共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两种取向》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活动中存在两种取向：本真性、公共性。由地方知识分子与某些学者提出，经媒体介入而娱乐化的“本真性”，漠视文化遗产的变化、变异，强调遗产的属地性；“公共性”是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流声音，它是由地方政府、学者、媒体以及商业资本为主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提出的。在很多情况下，二者相互交织，一方面本真性的追求服务于地方文化形象的塑造，作为日常生活的民俗文化被塑造成为地方文化的形象代表，脱离了其生活的语境，因而成为具有公共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被研究、被欣赏、被塑造得对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学者、媒体以及商业资本会不断地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核心要素，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生产的符号化过程，并逐渐使之定型、固化，从而建构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
刘晓峰《民间传说本地化研究的几个理论性问题》以“徐福传说”在日本和中国的流传情况为例，指出历史化与本地化是民间传说在传承过程中发生的重要现象，它们依托固定区域的文化契机、自然契机等形成，是地域社会参与民间传说流传的特点，也是推动民间传说演变的重要手段。
陈勤建首先分析了沂源县牛郎官庄的牛郎织女传说独特的人文的、社会的、景观的、文化的特色。进而指出牛郎织女传说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应该加大保护力度。现在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种保护首先应该是保护它独特的生态环境，保护它自然的生态、保护它社会的生态，更主要是保护它的文化生态，保护它的资源生态，保护牛郎庙、织女洞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让其保持原先的风貌。在保护得以良好进行的时候可以考虑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由微入深：对传说具体意象的分析
贺学君的《试论“牛郎织女传说”与七夕习俗中的“水”功能》一文，以共时性的文本及中国、日本、韩国“七夕”节俗为依据，探讨“水”在该传说和习俗中的特殊功能。这些功能主要有：一、水是一界通往另一界的重要渠道——天上的织女通过湖水来到人间；二、水是一类物体向另一种物质转变的重要中介——非人间的神、仙或动物通过水褪去外衣，转变为人；三、水是角色转化的重要媒介——出浴的女子转化为人妻；四、水具有阻隔功能——使恩爱的夫妻分隔两岸，不得相见；五、水具有沟通的功能——水上之桥使被隔离的夫妻一年一度得以相会；六、水的神化功能——当晚的雨被看作是牛郎织女的眼泪，他们洗澡的水被认为是圣水。在各地相关传说中，多有与水相关联的风物，有洗澡之潭、池、河、湖以及阻隔夫妇的“天河”等，山东沂源县则把牛郎庙、织女洞分建在沂河两岸，以象征天河。特定时间或地方的习俗中，水都被视为具有特殊作用的物质，所有这些均传达出水具有物理属性外的别种属性，反映出多种文化象征意义。
邱国珍主要从传说本身，挖掘作品中反映出的人与神关系，即神话传说实际上反映的是古人对人和神的关系，或者人与宇宙的关系的思考。她还指出，牛在牛郎织女传说研究中还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关注，研究者应该重视传说中与人相对的动植物形象，并应该进而对人仙恋、人兽恋、人妖恋等传说进行纵深研究。
宣炳善在其论文《牛郎织女传说的鹊桥母题与乌鸦信仰的南北融合》中指出，起源于北方的牛郎织女传说在向南方传播的过程中搭桥的乌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说在汉朝形成时搭桥的是被北人认为孝鸟、义鸟的“乌鸦”，后来北民南移的过程中将这则传说也带到了南方，南人在接受这则传说的时候结合自己的文化信仰，将搭桥者变成了自己喜爱的“喜鹊”。并且随着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南移，南方这种文化审美逐渐渗及全国，并取得主导地位。伴随着传说的广泛传承，南北方人的精神信仰也得到了统一，即南方的喜鹊信仰取代了北人的乌鸦信仰。这种改变说明民众的精神信仰生活对民间口头文学作品有改造功能。
七夕节：民间传说传承的平台
洪淑苓从台湾目前七夕节节俗变成情人节与成年礼并列的情形来看，说明这些活动可以反映出常民对婚姻美满和宣告成年的心理需求。人们从牛郎织女的故事里，提炼出永恒有诚、恩爱不渝的爱情信念，分离者、单身者就算分离孤单，也有牛郎织女年年有信，年年相会的希望，感到吾道不孤；成双者更看到相聚的可贵，祈愿人间天上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等同于做成年礼的“十六岁”，则在织女有情、慈爱的脉络下，接受了“七娘妈”的信仰系统，让孩童在女神、母神的保护下成长，终于宣告成年，以感恩的心情，屡践负责独立的精神。
赖施虬主要在自己多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作了《牛郎织女与温州“七夕”女孩的“度关”仪式》的发言，在浙江温州的洞头、苍南一带，人们在欢度七夕节的时候要为家里的女孩举行“度关”仪式。届时家长要请民间艺人制作纸扎亭阁，摆香案，祭拜织女，以求保佑女孩平安健康成长。这一活动已经从女孩的成年礼转化为对孩子健康平安的祭祀。活动中织女又被赋予新的职能，母亲神、保护神的神格分量尤其大。
张勃的论文《压力下的憧憬——七夕节俗中的女性心理和情感分析》从女性的视角指出，七夕作为一个起源于汉朝的民间节日，它的主要活动参与者是女性，女性在这些活动中的乞巧、乞子、乞美活动，都是和她们的婚姻、家庭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她们作为女性为获得一种理想的家庭生活模式所作的努力，是她们“无意识的欲望的象征性的投射”。
沂源：牛郎织女传说的主要流传地
李万鹏首先从东汉应邵的《风俗通》关于牛郎织女的记载谈起，指出沂源作为牛郎织女传说主要流传地是有很大可能的。对沂源县三月三织女洞庙会和居住在织女洞附近的张道长的个人生活史分析之后，得出牛郎官庄的牛郎织女传说和道教有很大关系，最后李教授还介绍了牛郎官庄的牛郎织女传说传承情况，本村的牛郎织女传说受电视、戏曲影响比较大，特别是现代的电视、戏曲影响很大。
张从军首先根据沂源县织女洞碑刻、叶籽银杏树等物证得出织女洞附近的道观建筑群可能最早是出现在唐朝的佛教建筑，在历经宋真宗和明朝万历朝两次大的造神运动之后，道教和流行于当地的民间宗教逐渐取代了佛教的地位，逐渐由佛教场所演变为道教场地。张教授对沂源县如何开发保护牛郎官庄、织女洞还提出了极具针对性的建议，指出牛郎庙、织女洞最好不做旅游卖点区，而是做一个像泰山那样的自由文化区。让这种地方文化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自然地传承。
陈江枫首先从文化整合、文化认同等方面指出牛郎织女传说是汉文化文化作为强势文化整合其他文化后的结果，这和我国从汉朝起逐渐形成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有关，牛郎织女传说就是农业文化的产物。第二是分析“在天成相，在地成形”，指出沂源当地的牛郎织女传说，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当地深厚的道教文化根基，齐鲁大地一直有着很坚实的中国道教文化，这种文化直接影响了当地民众的信仰世界、乃至日常生活。
张纪军在《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的流传与传承保护》的发言中，他首先介绍了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所在区域及地理环境、历史形成条件和流传的基本内容。指出牛郎织女故事从《诗经》时代，便流传于今鲁中地区，牛郎织女在传说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更是与鲁中南地一些山水、风物互为依托，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传承形势。沂源县的牛郎织女传说，早在织女洞宋、金的碑刻中就有记载。其流传时间可远溯到唐代、或唐代以前，以县境内燕崖乡牛郎官庄村为中心的地区最具地方文化特色。他最后还谈了一些对牛郎织女传说的保护措施。
文章来源：原载《民俗研究》2008年第1期
【本文责编：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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