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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方学者有关中国民俗的调查与研究
在多尔逊看来，西方学者最初认识中国民俗，是通过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通过翻译的文言或白话的中国传统小说，另一条途径，则是通过直接口语方面的知识。而对于民俗学家来说，后者更为重要。他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自己的民间传统之前及同时期，频繁往来的欧洲旅行家、传教士、使馆人员以及学者们，就已经进入中国并考察其生活方式。但是，有意识的调查却是在19世纪末期开始的，那时候科学的民俗学已经开始确立。曾编辑过广东话手册的N·B·戴尼斯（Dennys），在《中国民俗及其同雅利安和闪米特民族之关系》（The Folk-Lore of China，and Its Affinities with That of the Aryan and Semitic Races．伦敦，香港，1876）这部书中，较早地把欧洲民俗学研究中的概念运用到了中国，并满怀兴趣地试图以自己所建立的体系来归纳中国的民俗。他的分类方式是严格的英国式的：天与季节，预兆和占卜，妖怪和精灵，巫术与魔法。在书中，戴尼斯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技巧：他先记录下一则中国民间信仰，然后列出西方国家许多信仰中的类似情形，以此来论述他的观点：“中国人和萨克逊人有共同的本性。”
多尔逊接着介绍了由意大利公使馆的文秘人员卫太尔（Guido Vitale）采录编集、出版于1896年的《北京儿歌》（Chinese Folklore:Pekinese Rhymes ）一书。卫太尔是意大利公使馆的文秘人员，他最早采集并加以注释和翻译的这部儿歌集，采用了汉英对照的形式，其间又插入了对许多深奥隐晦的内容的注释，对于简约的儿歌中为传唱者所习以为常的风俗和隐喻，也作了必要的说明。文盲的儿歌演唱者往往不能提供确切的字、词或解释，因此卫太尔不得不对有些内容加以推测。
多尔逊指出，这些从北京群童中搜集的街头文学的样本，显现出了整个文化的形态。这些讥笑、呼号的小韵文故事中的人物，不是从中古以来就常见于传统小说中的官吏、文士和百无聊赖的贵妇人等上层社会人物，而是在喧闹的市街上奔命的普通群众。其中一些嘲讽的歌谣，富于和谐的比喻，由北京的年轻人毫不留情地用来嘲弄那些讲着粗拙方言的外地来的运水工，为了吸第三也是最后一口烟而烧着烟泡的大烟鬼，烤狗肉的贪食者，以及秃头的僧侣，等等。北京儿童也模仿各种街头的叫卖者，这些人常沿街叫卖香笋子、剌剌罐儿、苦菜、香菜、喇叭花和翠雀儿等一些外来的货物。儿歌中还包括关于乞丐、摔跤手、粗鲁的岳母、游动艺人及各个节日出现的神灵等方面的内容。
《北京儿歌》第一次为西方人认识沸腾而繁荣的中国平民的生活文化打开了窗口。它也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从中探讨民族诗歌之源流的兴趣。1901年，卫太尔又出版了《中国笑话集》（Chinese Merry Tales），作为学生们学习实用汉语的第一部阅读材料。
接下来多尔逊又谈到了其后几十年间，其他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民俗的研究。他特别介绍了由法国耶酥会士亨利·道拉（Henri Dore）所主持的一项宏大的实际工作，即1931至1938年在上海分18卷陆续出版的《中国迷信习俗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道拉神父从1886年以来就十分了解农民，他自27岁来到中国之后，调查了许多浮屠和村落，从中探索佛、道的长生不老观、超凡的神灵、商业保护神及其神性、以及星辰的神性。他用奇形怪状的彩色插图来表现这些，穿插在他有关每日法术活动、复杂的神鬼庙宇以及儒、释、道的普遍信仰的记述和评论当中；对儒、释、道三者，他也给予了卓有见地的区分。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道拉神父重印了大量的宗教传说、佛陀故事以及佛本生故事。尽管道拉神父的《研究》是十分宝贵的，然而其中并未采用现代的直接的田野调查方法。
多尔逊最后介绍了爱伯哈德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1930年代，爱伯哈德在中国南方进行了集中而细致的田野调查，并且在北京的一些大学任教。他以自己所熟悉的欧洲故事类型分类体系，为3000则相对罕见而流传于中国的故事做了索引。而中国系统的田野搜集工作，只是在文学复兴运动以来才开始的。这一名为《中国民间故事型式》（Typen chinesischer Volksmarchen）的索引，于1937年发表于著名的芬兰《民俗学工作者通讯》（FFC）上。爱伯哈德在其中归纳了215个故事和31个笑话型式，按照以下标题为其分类：“动物和人”、“动物或精灵帮助好人，惩罚恶人”、“造物和开天劈地”、“第一个人”、“神与人”、“魔法、有魔力的财宝和有魔力的事”、“英雄与女英雄”、“愚人”。在目录中，他列出了有关故事类型的大纲、源流表、不同人物的名称、以及与故事相关的历史、地理的对照注释。1941年，爱伯哈德在同一刊物发表了增补性的专文，题为《浙东民间故事（曹松叶搜集）》（Volksmarchen aus Sudost-china,sammlung Ts＇ao Sung-yeh），其中包含190个译成德文的活的故事，其格式与他以前所建立的大部分故事类型一致。
同时，爱伯哈德还为英文读者编辑了《中国神幻故事与民间故事》（Chinese fairy Tales and Folk Tales,1937），它甚至比其类型索引还要前进一步。这一搜集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它第一次为西方人展示了一批民间口头故事，它们摘自很难得到的、爱伯哈德的中国同行们记录自己田野工作的小型书籍和期刊，以及他的朋友曹松叶未发表的文章。早期向西方介绍中国民间故事的人，往往似是而非地，不是把它翻译成与原故事在形式和内容上大相径庭的艺术小说，就是把它变成欧化的故事。而爱伯哈德在他所得到的800个幽默故事中，只选了24个其幽默能够为欧洲人所欣赏的。这些精选的传统故事，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反映了中国乡村农民和城市工匠的喧闹生活，而在如日本等国的故事中，则很少有这种方式。
爱伯哈德还曾经详尽描述中国的历史、社会与文学。他的《中国历史》（A Histry of China，瑞士版，1948年；英国版，1950，1960年）是一部标准而科学的编年史。他有关古代中国文化的不同种类因素的宏大研究，构成了《中国边际人群的文化与聚落》（Kultur und Siedlung der Randvolker in alten China，三卷本，1942年）。这中间的一部分材料，连同他对民间故事的其它研究一起，都成为了其第一流的研究《中国节日》（Chinese Festivals，1952）的基础，该书虽篇幅有限，但有很多注释，解释相互交织的中国传统仪式、民间信仰、民间故事表述、社会组织、历史变迁以及地域源流。此外，爱伯哈德还出版了专著，论述中古时期中国的社会阶级与人口变化，以及17至19世纪的中国小说。在中国以外，他还有关于土耳其民俗的专著。另外他还以其目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的身份，在巴基斯坦、缅甸和台湾进行了田野考察旅行。在爱伯哈德看来，民俗学是了解整个文明的一条重要线索。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多尔逊教授的文章。由于它是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民俗学史，特别是由于它的写作时间，恰好在中西方处于明显对立的60年代，因此，这篇文章在对一些材料的把握上，难免会存在不仅全面、充分和准确之处，有的评论，也不一定完全妥当。但是总的来说，从其论述的方法、角度及其论点本身等各方面看，此文对于今天的中国民俗学史研究者乃至一般民俗学研究者，都是具有相当的参考和启示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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