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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火猪年还是土猪年，都不是金猪年，那么，金猪年的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一些民俗学家早在2006年上半年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发现一些早期的网络BBS帖子中提到韩国也有人追捧“金猪宝宝”。因为中国传统民俗中没有丁亥年是金猪年的说法，有人怀疑这个说法来自韩国。这些年韩剧流行，哈韩成风，韩国风俗传入中国是有可能的。问题是，韩国的金猪宝宝一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笔者曾经向一位韩国学者打听。结果那位韩国学者的回答让人大失所望，他回答“从中国传来的。”
大陆流行的金猪年说，让香港的专业命理师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人试图用洪范五行来对此进行解释（兑丁干亥金生处），但普遍受到质疑。大约在2006年底，许多中文网站上迅速传开了一条“金猪年典故”，声称金猪之金根本就与五行无关，而是自古流传的一种祥瑞传统：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为整治混乱的币制，废隋钱，参照西汉五铢标准而进行了货币改制，易铢为宝，唐代开元通宝的铸制与流通，促使定都长安的唐朝进入长治久安的盛唐时期。因“铢”而现的贞观盛世年，由于财富之盛被誉为“金铢年”。贞观之治恰逢丁亥猪年，“金铢年”便被民间流传并等同于金猪年，于是必有祥瑞之事发生的丁亥火猪年自此被改称为丁亥金猪年。
我们很难追索这则“典故”的发明者，因为这则典故刚刚在网上出现，就被无限复制，贴得满地都是，仅仅在2007年春节前后，直接转引的网站就达到2000余家，迅速把始发帖给淹没了。
据《旧唐书》卷四十八：“髙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徳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武德四年改币制是没有错，可这一年是辛巳年而不是丁亥年。而且既然是“易铢为宝”，那么，即使有俗语流行，那也应该是“金宝年”而不该是“金铢年”。我们遍检四库全书，搜不到一条与“金铢年”或“金猪年”相关的文献。这显然是一条当下发明的“伪典故”。
询之各种民间文化通书，以及“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各地民间传说或故事、谚语，也找不到一条相关材料，我们访问过的老人也没有谁听说过金猪年或金猪宝宝的传说。按所谓60年一甲子的算法，上一个金猪年应该是1947年。因此最直接的方式是回到1947年的新闻中找线索，可是，我们没有在该年度的报章杂志中找到有关金猪宝宝的任何新闻。
按所谓的“命相理论”，丁属火，亥属水，水火相克，而且是地客天，不利家庭和谐。在《星学大成》《三命通会》等方术著作中，“金猪年”不仅不与“金猪宝宝”相配，反而常与“木虎”相联，有“男克妻女克夫”之说，不仅非吉，反而略有凶意。但是，这些“专业性”的命相知识如果找不到一种通俗的传播用语，就很难进入大众的传播渠道，更何况在丁亥年即将来临的时候，人们会本能地摒弃那些不利流年的话语，努力为丁亥年施加一些吉祥的语言巫术。正如叶春生指出的，所谓“金猪”只是按民间习俗对猪年冠以吉祥的称谓，跟“金猴贺岁”“金鸡报晓”一样，都是为了讨个好口彩，“金”只是一个表达吉祥意愿的添加词。其实，许多民俗上的吉年都是商家添油加醋炒作的产物，有些商家还会杜撰散布一些奇谈怪说，如广州流传丁亥猪是“过山之猪”，“为人性巧聪明，财源旺盛，有天财之命”。
叶春生感叹说：“2007年生出的孩子不一定发财，可2007年卖奶粉的、卖婴儿床的，袋子里肯定能装满钞票。”连香港著名的风水师卢恒立也说：“完全没有理由这是金猪年。这全是谣言，商业用语。他们希望推广黄金。中国人喜欢把东西形容为黄金，因为这是财富的颜色。”
从以上资讯我们大致可以推断，所谓丁亥年为金猪年、丁亥宝宝为金猪宝宝的说法只是当下发明的一种新传说，可能是有意的商业炒作，也可能是集体无意识所生成的吉祥用语。商家自然是乐享其成，他们很愿意与信众一起推波助澜，借助于网络等大众传媒，通过蝴蝶效应把它裂变为一场席卷中华大地的俗信风暴。
金猪年以及金猪宝宝传说，主要在深受网络文化影响的适婚青年中广为传播，其传播主体多为知识女性。由此可见，即使70后、80后青年一代的科学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仍会不自觉地接受一些迷信的心理暗示，而这些所谓的“迷信知识”并不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迷信知识体系。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破坏了、烧毁了那些被斥为封建迷信的旧知识体系，新的迷信知识还将源源不断地由现代人自己生产出来。所以说，如何进一步提高国民的理性思考能力，不是单纯依靠提高文化水平就能够得到解决的，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反思我们的民俗心理、传媒制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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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11-28 9:21:1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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