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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年节日群的结构转换
探讨新旧模式结构方面的变化，送穷习俗节期的变化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说到送穷，唐人李邕《金谷园记》收录了一段非常古老的传说：“高阳氏子瘦约，好衣敝食糜。人作新衣与之，即裂破，以火烧穿着之，宫中号曰穷子。正月晦日巷死。今人作糜，弃破衣，是日祀于巷，曰送穷鬼。”从这个传说看，送穷之俗很可能有比南北朝还要早得多的流传过程。《荆楚岁时记》云：“晦日送穷”，晦日送穷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唐代。唐人亦于晦日送穷，唐诗人姚合有诗《晦日送穷》云：“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可见此俗流行之广。唐人晦日送穷的文学作品不少，最有名的是韩愈写于“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的《送穷文》，在文坛非常有名。但是到宋代时，已经有了正月初六送穷的做法。发展到明清时期则更普遍地流行正月初五日或初六日送穷。在北方，普遍流行正月初五送穷习俗，这在各地方志记载中保留有很多材料。到明清时代，可以说正月初五（六）送穷已经取代正月晦日送穷的位置。
循环是时间的根本属性。正月初五（初六）取代晦日成为送穷之日，为我们理解新年节日群新旧模式转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送穷为什么会定于晦日？是因为正月晦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晦日，是一年中整月日数循环的结束点，月数穷于此，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时间边界。选择晦日送穷，与这一天是时间边界点有关。这一点如果和唐人二月二迎富连起来看就更清楚。那么，正月初五（六）能够取代正月晦日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正月初五（六）这个日子也是一个时间循环重要的结束点。中国古人使用六十甲子标记时间。六十甲子以十天干配十二地支，由甲子到癸亥天干配地支的共产生六十个搭配数字。以之纪年则每六十年还历完成一个循环，纪月则每五年一个循环，纪日则每六十天为一个循环，纪时则每五天一个循环。所以在中国古代时间生活中，“六十”与“五”都是很重要的数字。《汉律》规定：“吏员五日一休沐。”《汉书》也记载：“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如果追寻五日休沐这一规定的文化源头，应与纪时每五天六十甲子完成一个循环有直接关系。因为古人以干支纪时日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辰并各使用一个干支表现之，六十个干支被完全使用一遍，其周期正是五天。是以正月初五日是新的一年时辰上六十干支使用完成一个循环的日子，六十干支之数已穷，而初六则是新的干支循环启动的日子。所以，正月初五（六）和晦日同样，是具有一个循环结束性质的时间边界点。这应当是正月初五（六）取代晦日成为送穷之日的逻辑原点。
和旧模式正月初一至初七属于“神圣的七天”一样，新模式正月初一到初五也有属于“神圣的五天”的层面。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初五“谓之破五”，破五之内从初一到初五，不能用生米做饭，妇女不能出门。这些风俗在《清稗类钞》也有记载：“元日至上元，商肆例闭户半月或五日。此五日中，人家无从市物，故必于岁杪烹饪，足此五日之用，谓之年菜。”围绕“破五”这些风俗反映出的这份神圣该怎样理解？我想这要审视中国时间文化体系中甲子的产生及其文化属性。
干支纪时是中国古代历法的根本知识。《世本》载：“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作调历”，这里的容成、隶首与大桡皆为黄帝之臣，是传说中的人物，其事茫不可考。但是地下发掘出的甲骨文字，可以证明殷商时期中国古人已经用干支来表示时间。这里干指十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按照《史记·律书》的记载，甲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乙言万物生轧轧；丙言阳道著明；丁言万物之丁壮；庚言阴气庚万物；辛言万物之辛生；壬之为言妊，言阳气任养万物于下；癸言万物可揆度。综合十天干所言，乃是一个生物成长由始及终的过程。这里支指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亥者，该也，言阳气藏于下，故该也。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也。寅，言万物始生然也，故曰寅。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辰者，言万物之蜄（娠）也。已者，言阳气之已尽也。午者，阴阳交，故曰午。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申者，言阴用事，申贼万物，故曰申。酉者，万物之老也，故曰酉。戌者，言万物尽灭，故曰戌。综合十二地支所言，也是一个生物成长由始及终的过程。而干支依一定顺序（阳配阳、阴配阴）组合相配，天干循环六次（地数六），地支循环五次（天数五），最后形成以六十为周期的一个名为甲子的干支循环体系，实际上也被看成一个生命的历程。六十甲子的产生，与五行有直接关系。古人将干支甲子与阴阳五行交互排列，所以每一个干支、每一个甲子排序都有自己的阴阳五行属性，进而与声音、味道、颜色、方位、星辰等一系列元素组合在一起，结构出古人知识中一个非常复杂的象数循环体系。《五行大义》记载：
支干者，因五行而立之。昔轩辕之时，大挠之所制也。蔡邕《月令章句》云：“大挠采五行之情，占斗机所建也。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支。有事于天，则用日；有事于地，则用辰。阴阳之別，故有支干名也。”
从大挠“采五行之情，占斗机所建“创立干支看”，干支在形成之时就参照了星辰变化。所以在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化的时间文化体系中，甲子与五行思想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五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生命力极为强大的一个系统，“五”这个数字在这个体系中，拥有神圣的意义。理解这一切，对我们认识“神圣的五天”何以形成以及这五天拥有怎样“神圣的”性质，都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所谓“五行之情”的五行，本来就与星辰运转有密切关系。五行之情指称作为世界最基本的元素的金、木、水、火、土的同时，也是指称五星，即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的运行。而“斗机所建”更是直接讲述北斗七星周年的天象变化，阐述的是“玄机玉衡，以齐七政”的观念，可见五行起源在汉代实际上就与星辰循环，特别是金木水火土五星循环直接连接起来。所以甲子的循环一个最根本的层面，即是星辰的循环。而有了星辰循环这一层面，新年节日群才真正囊括了日月星辰所有的时间结构元素。
要而言之，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腊八、小年、除夕·春节至初五再加正月十五”组成的新模式，实际上是新年节日群不断演进变化的结果。以月相变化为结构核心的新年节日群旧模式，从宋代起出现不断向“除夕·元日”这个新年最重要的核心点集中的倾向，最终在清代完成了新模式的建构。比较起来看，首先，新模式沿用了旧模式以七为周期的基础框架和结构逻辑的一部分，所以腊八、小年、除夕·春节以至正月十五之间仍旧存在着月相循环数“七”的影响。其次，新年节日群的新模式具有节日内核更为紧凑、集中、凝练的特征。表现之一是小年的设立。小年的设立将腊八到除夕之间切割出二十三（四）至除夕夜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段。表现之二人日、晦日节俗的淡化甚至消失，这一变化让新年节日群将年集中在初一到初五，节期由49天一下减缩为34天前后，节日内核更突出、凝练、紧凑。表现之三，是“神圣的七天”转化为“神圣的五天”，这不仅是时间上缩短了两天，让节期变得更为集中，而且是初一至初五的“五日”与正月十五之间遥相呼应结构出新的以五与五的倍数为中心的结构模式。这个变化是非常本质性的变化。因为它突破了以“七”为周期的旧模式的框架和结构逻辑，最重要的是将新年的文化与五行思想密切联系起来，为新年节日群注入了金木水火土五行（五星）循环这一新的结构逻辑。
审视新年节日群，从循环这一时间根本特征来考察，我们会发现新年节日群贯穿新旧两个模式的两个重要循环。其一是年的循环。这一循环产生了春节文化群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其位置在除夕元日之间。从进入腊八开始，以七为单位周期特别是小年后七日，节俗指向不断推向这个时间节点，其主题在于辞旧而迎新。其二是月的循环。从元日开始月相逐渐由微而著，由小变大，第一位置在十五满月之夜。这是新年月亮运行第一个由朔而望的历程。然后是月相由著而微，由大变小。第二位置在三十日月晦。
当旧模式为新模式取代后，新年节日群的日、月循环都出现了变化。小年的设立突出了腊月二十三（四）至除夕夜这个时间段迎年的主题。紧扣辞旧迎新的主题，突出年的循环，整个迎年主题变成三段：第一级即腊八的序曲、第二级小年至除夕主旋律的层叠展开、第三级除夕元日的高潮部分。晦日作为节日的消失不仅打破了与腊八遥相呼应的对称结构，而且从元日开始月相逐渐由微而著，由小变大，最后终结于十五满月之夜，在节期上更加突出了由朔而望的历程。新模式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第三个循环——日辰的循环。从初一进入新年第一日辰起，人们的生活就一直处于所谓神圣时间。至初五一整个甲子循环完毕，一直维持的混沌不变的状态被打破，此即破五。新的新年节日群就这样出现的第三个循环——内涵于甲子之中的星辰循环。这表现为与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的运转密切相关的“五行之情”，还表现为“斗机所建”，即北斗七星“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的周年循环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总而言之，今天我们的春节是新模式的新年节日群。它的特点是节期比旧模式更精简、更集中、更凝练，主体沿用着旧模式以“七”为核心的循环特征的同时，发展出以“五”为核心的新的节奏，是一个“七”“五”共存的合成体。这个合成体内含着年的循环、月的循环、星辰的循环这三条线索。它们经纬交错共同组合形成的，就是我们今天过年的核心节俗。
十、结论
以上我们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这一视角出发，提出了“节日群”概念并用这一概念将以春节为中心的诸多节日作为一个节日群进行了考察。结合实证史学和结构分析两种方法我们进行的综合分析表明，新年节日群产生于中国古代，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具有必然的同构性，是融象数于一体的节日复合体。这个复合体存在南北朝至唐朝的旧模式和我们今天仍旧在使用的新模式中。旧模式与月相变化关系密切，是以“七”为核心编组而成的，在四十九天的节期中，初一至初七这“神圣的七天”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新模式以兼容“七”“五”为特征，新模式中初一至初五的“神圣的五天”为新年节日群增加了日辰（星辰）循环的内容。比较新旧两种模式，我们看到今天我们采用的春节新模式，是新年节日群节期精简后的结果，精简后的节期更集中，节俗内容也更凝练。其主体部分内含着年的循环、月的循环、日辰（星辰）循环这三条线索。这三条线索经纬交错，共同组合形成我们今天新年的核心节俗。新年节日群的前奏之所以设置在腊八这个位置、小年为什么安排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均与月相周期变化相关，新年确立的基点也是正月十五满月的月相。今天的新年节日群是由以“七”为结构逻辑的旧模式向“七”加“五”的新模式转换的结果。
值此全文已经结束，惟尚有余论一二，略陈如下：
首先就中国文化特质而言，在本文的结构分析中旧模式的“神圣的七天”和新模式的“神圣的五天”之间，存在着非常近似的部分。“神圣的七天”中由一至六构建的六合空间与第七日的人的登场，很容易让人想起《庄子》中混沌被日凿一窍，至七日而混沌死的故事。“神圣的五天”的甲子循环，也是一个初始的特殊混沌状态，“破五”破的就是这份“混沌”。“神圣的七天”和“神圣的五天”这两个时间段都和新旧秩序的转换有关。时间上是一个新年的开始，“神圣的七天”中，这是一个时空新的开始，是人进入全新的时空，拥有创世的意味。“神圣的五天”则通过建构一个神圣的拥有自然秩序的循环突出五天的特殊地位，把这个年第一个日辰循环跟一年中其他的日子区别开来。不论是人打破混沌，还是让混沌自我结束，根本的问题点都是以象数来展示的一个象征性秩序的起始问题，而不是以神的意志或命令。新年节日群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节日复合体。这个节日复合体的各个部分，不是单摆浮搁式几个节日的简单堆积，而是与这套文化体系具有同构性的，是融象数于一体的。透过节日事项之象的排列，透视清楚背后数的架构，是深入认识新年节日群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最后要追问的是：春节作为中国人时间生活的核心，其最深层展示的数理构造意义何在？要理解这个象征性的秩序，要理解新年节日群的结构，最核心的关键词是循环。循环是时间的根本特征。而节日的本质，在于赋予循环的时间以文化刻度。想要为时间建立刻度就需要有所依靠。为了找到这些依靠，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的创造者们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启动了眼、耳、鼻、舌、心、意，启动了人可以用来感知世界的所有功能。用《周易·系辞下》的话来说，他们“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既努力观察自己，也努力观察身边的万事万物，观测日月星辰的变化，观测大地上万物的变化，并将所有观察到的具有循环变化的周期性都纳入为观测时间的工具范畴，借此寻找出时间的刻度。循环意味着事物总在发生周期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开动脑筋将复杂的天地万物的变化抽象归纳为模型，他们“始作八卦”，以简御繁，“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先民这一切努力结晶为中国古代历法，凝练成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外化为中国古代岁时节日，沉淀为今天的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这中间沉浸的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和丰富的精神想象力。新年节日群的内在结构肇源于此。
其次就方法论而言，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自我反思，其中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对我们古老文化传统的重新审视和重新发现。我们有充分的必要还原这个文化在最初面对世界、面对空气、水、陆地、火、天空、日、月、星辰、光与云的时刻，重新审视我们祖先的思维如何以这些自然要素为媒介而拓展出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如何将我们民族的思维进程与宇宙的进程和法则密切结合，构筑起我们的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本文对新年节日群进行的个案研究的旧模式部分，从根本上说是以月相变化为核心展开的，但这只是月相对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影响的一角。举例而言，佛祖诞辰在中国一直有二月初八和四月初八两种不同的说法。按下究竟是二月还是四月不表，佛祖诞生日为什么执着于初八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吗？当我们知道“七”是与生命相关的核心数字，由四个七组成的二十八这个数字就具有了神圣的意义，从这一线索看三月二十八为主管人间死生的东岳大帝生日，看四月二十八为救治生命的药王生日，我们是否能够看到这些生日数字背后隐含着的中国人有关数的生命逻辑在起作用呢？认真解读这些中华民族先民留下的时间密码，认识古老文化深层的结构和逻辑，对于深入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正可谓意义重大焉。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作者：刘晓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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