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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符号学视野的人日节俗
新年节日群的核心，当然是辞旧迎新的新年。除夕是辞旧，元旦是迎新，所以除夕夜是“一夜连双岁”，除夕夜的子时更是开启一段新的时间。“神圣的七天”这一解释系统本就有暗喻天地开辟之意。《谈薮》注云：“一说，天地初开，以一日作鸡，七日作人。”但要解读清楚这个六合空间并不容易。这个由象数组合而成的六合空间，是中国古代时空的元符号，是一套起于鸡、起于东方、起于一、起于春天的时空象数组合。
这个组合的特点是它既是由抽象的数字组成，又是由极为具体的物象组成，而符号构成物与思维构成物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展示为多层复杂的意义体系，其间充满了中国古代独创的元素。鸡狗羊猪牛马这些动物在这里是具体的物象，物象背后又隐蔽着数字，这样由象数组合而成的是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化的六合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气分阴阳与四时，无时无刻不在循环着。在这个六合空间里，人也是具体物象之一，是第七个数字，也是最重要的存在，因为人在六合空间里面跟其他六个数字都密切相关。人生存于时间之中，人生存于空间之中，人生存于中国古代的时空一体化的世界之中。
从初一到初七，“神圣的七天”结构出了古代中国人的时空。这是时空、物象与数字的特殊组合。在这里物象就是数字、就是方向、就是时间。这样的组合方式特别具有中国特色，展示的是古代中国时空与人之间关系的“创世纪”。在这里不是神来创造世界，不是一个神在那里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个世界充满理性的精神，一个自然循环的六合空间存在于斯。而人进入自然循环的六合空间中，人如何寻找到自己最好的位置？这就是天人之际，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文化的中核就肇源于此。
以上我们对“神圣的七天”进行了符号学意义上的深层解读。也许有人会问：这样的解读在古代成立吗？人日的起源不是连北齐高祖都要询问臣下的吗？那么古人是否真的会有意识地这样认识世界并做出这些思想层面的设计呢？这样多重意义的世界认识在古代真的成立吗？这是否是我们后来者的过度解读？对此我的回答是正面的。北齐高祖发问是由于他本是当兵出身，对复杂的文化传统缺少认知是自然而然的。而对于当时的读书阶层，这样的知识应当是非常普及且容易理解的。这里我想以深受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影响的古代日本人日节俗为例做个说明。人日在古代日本也是正月重要的节日，称为“白马节会”。这个节会有一个重要仪式，就是牵白马从天皇和大臣们的面前经过。正月七日早晨仪式开始前，左右卫门府要树梅柳于舞台四角、左右面和前后面。这个白马仪式的背后，使用的就是“马→乾→天空”这一套符号的意义互转。古代中国人在人日有登高的习俗，目的在于接近阳气，以求安康。如果理解白马就是乾就是天，古代日本宫廷的观白马，就可以解释为和登高近阳同样，为了增加阳气而就近接触马（天空）。仪式过程开始前正月七日早晨左右卫门府要树梅柳于舞台四角、左右面和后面这些细节的含义也在于梅柳在这里是和马同样，是整个仪式模拟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之，人日观白马是和中国古代人日登高近阳习俗思路上完全一致的。差别仅只在古代日本用白马这一符号代表天的意象。试想在古代，连海外日本的读书人都能把“乾—天—马”这样的符号转换运用得如此自由，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中国古代知识人、特别是那些长于相关设计的读书人对阴阳五行和卜筮策占有深入学习、非常熟悉这套符号系统呢？
八、新年节日群的模式转换
新年节日群的“旧模式”在宋代以后开始发生一系列变化。从后来新年节日群的发展历史看，腊八的位置一直非常稳定，基本没有变化。但在节俗方面，出现了向除夕·元日这个新年最重要的核心点集中的倾向。表现之一，是腊八祭灶的节俗在宋代发生了重要变化，固化为二十四日祭灶。古人祭灶时间并不只限定于一天。已知的就有六月祭灶、十二月腊日祭灶、二十四日祭灶等。按照周处《风土记》所载：“腊月二十四日夜，祀灶，谓灶神翌日上天，白一岁事，故先一日祀之”，可知汉末可能已经有了腊月二十四日祭灶的习俗。《后汉书·阴识传》记西汉阴子方事是腊日祭灶比较早的记载。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中祭灶时间明确记载为腊八。但我在唐代相关文件中，却没有找到更多腊月二十四祭灶的材料。大量祭灶于二十四的史料都出现在宋代以后，祭祀目的除祈福还有免灾之意。孟元老云：“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纸钱，贴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南宋范成大有《祭灶诗》，开头即云“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北宋吕原明《岁时杂记》云：“十二月二十四日，谓之交年节。”又曰：“旧俗以为七祀及百神，每岁十二月二十四日新旧更易，皆焚纸币，诵道佛经呪，以送故迎新，而为禳祈云。”又南宋吴自牧云：“二十四日，不以穷富，皆备蔬食饧豆祀灶。此日市间及街坊叫买五色米食、花果、胶牙饧、萁豆，叫声鼎沸。”南宋周密云：“二十四日，谓之‘交年’，祀灶用花饧米饵，及烧替代及作糖豆粥，谓之‘口数’。”俞樾云：“按：此即交年之义也。今人但于二十四日送灶，不知百神皆受代矣。”综合这些史料的记载，可知以祭灶为核心，腊月二十四日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大节在宋代已经形成。
另一个变化是正月七日和晦日的节日影响逐渐变小。正月七日的影响逐渐减弱，人日逐渐走向衰落的转折点，按照中村乔的观点是宋朝，到了清朝已经基本上只剩下年占天气的部分。中村裕一也认为人日衰落是10世纪以后。晦日在唐朝一直地位很重要，唐德宗贞元四年九月敕中还对晦日有所推奖云：“比者卿士内外,朝夕公务,今方隅无事,烝民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择胜地追赏。”但此后有关晦日便记载越来越少，最终几近消亡。节日向除夕元日这个新年最重要的核心点集中的倾向在宋代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这就是初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宋代出现了重视初六并在初六送穷的习俗，“人日前一日扫聚粪帚,人未行时,以煎饼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以送穷”。发展到清代，新年节日群已经和我们今天一样，从“腊八、除夕·春节、人日、十五、晦日”的旧模式转换为“腊八、小年、除夕·春节至初五、十五”组成的新模式。
在新模式中，“五”取代“七”开始占有重要地位。除夕夜过后，从初一到初五成了春节最核心的时间段，这五天和五的三倍之数的正月十五联系到一起，最后形成一个以“五”为核心数字的新结构。《清稗类钞》记新年节日群的存在状况云：“其在正月，则元日至五日为破五，旧例食水饺子五日，曰煮饽饽。然有三日、二日或间日一食者，亦即以之飨客。十五日食汤团，俗名元宵是也。又有所谓蜜供者，则专以祀神。以油面作荚，砌作浮图式，中空玲珑，高二三尺，五具为一堂，元日神前必用之。果实、蔬菜等，亦迭作浮图式，以五为列，此各家所同也。元日至上元，商肆例闭户半月或五日。此五日中，人家无从市物，故必于岁杪烹饪，足此五日之用，谓之年菜。”新模式中，特别是正月初五这一天，被看成重要的时间节点。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正月条记载：“初五日后始往叩谢，名曰过破五。”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初五日谓之破五。破五之内，不得以生米为炊，妇女不得出门。至初六日，则王妃贵主以及各宦室等，冠帔往来，互相道贺。新嫁女子，亦于是时归宁。春日融和，春泥滑挞。香车绣蟪，塞巷填衢，而阅阗诸商亦渐次开张贸易矣。”又清人顾禄《清嘉录》：“是日,市估祀神,悬旌返肆,谓之‘开市’。案,《岁时琐事》：正月五日,俗呼破五日。欲有所作为,必过此五日,始行之。”很明显，正月初五日在新模式中成了一个时间循环的重要节点。
以上对于新年节日群发展历程的回溯虽有粗糙简略之嫌，但仍可从中看到新年节日群一个清楚的模式转换过程：从腊八到晦日这一新年节日群的“旧模式”在历史中经过时光淘洗，不断发生大大小小一系列的变化。新年节俗内容日趋集中，且旧模式中新年节俗七日周期最终发生突破，最后发展出来的，是“腊八、小年、除夕·春节至初五、十五”组成的新模式。那么，新年节日群这新旧两种模式在结构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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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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