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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年与神秘数字“七”
认真审视一下这个框架，我们会发现“七”是这个框架的核心数字。在晦日初一之间，初七、初八之间、十五、十六之间、二十三、二十四之间划出的时间线将月相事实上大略分割成四个七。我们今天当然知道一个月科学准确时长是29天半，这个数字不可能被七整除，不可能被七完整分割，但这并不妨碍古人最初在初一到十五之间划线、在十六到晦日之间以七来划线分割一个月，并以此建构自己的时间生活。因为对于早期刚刚认识到时间循环的人类，认识清楚月相循环的规则已经是一大进步，更准确更细致的时间划分，需要历法发展到更为精确的年代。
对月相的讨论和分析走到这里，我们已经遭遇到了一个古老而神秘的问题——神秘数字“七”的起源。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叶舒宪就撰写了《原型数字“七”之谜——兼谈原型研究对比较文学的启示》，就“七”这个在人类很多文化中都是既神圣又神秘的数字做了讨论。在《圣经》中我们能够看到大量的“七”。《旧约》记载：“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我们看诺亚方舟第一次放出鸽子后，鸽子七日飞回来鸽爪都是干净的，再一次放出去七日归来，鸽子衔回了橄榄枝。为什么这里都是“七”？叶舒宪在《中国神话哲学》一书第七章第二节专门讨论神秘数字“七”。叶舒宪指出：
各种文献材料表明，关于“七”的圣数观念绝不是古希伯来人的首创发明，尽管在《旧约》中圣数“七”的使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七”总是作为宇宙数、作为宇宙观念的象征而出现的，因而常常与描述的宇宙发生的创世神话相联系，或“可用作宇宙树描述中的常数”。
叶舒宪著《中国神话哲学》叶舒宪还列举早期人类的史诗如《吉尔伽美什》、中东的创世史诗《埃努玛·艾里什》以及非洲、美洲大陆部族的原始传说和佛教中大量存在的“七”、在中国少数民族苗族、纳西族、彝族等民族文化中存在的“七”为例，说明神秘数字“七”的普遍存在，并对中国古代创世神话中的“七”做了非常深入的考察。
我的基本思路是：如果有一个数字不分民族、不分文化都被极度神圣视，那么一定就有一个能够打通所有民族和文化的共同要素作用其间。结合本文我要指出的是，我所想到的能够打通所有民族和文化的这个共同要素，就是由“七”构成的月的周期。
尽管我们今天可以很科学地说明月圆月缺的产生原因，但对于太古时代的人们，月亮和太阳、星辰不同，月亮周期性的圆缺是不可解的巨大谜团。今天在科学谱系中只是太阳、地球、月亮之间发生的光与影变化的知识，在古人富有想象力的头脑中，却是神秘的生而死、死而生的生命循环的过程，他们从中觉悟到的是月亮拥有生死转换的神秘力量。月亮的神秘还表现在月与江潮、海潮涨落之间的联系，在今天用科学原理给出足够的说明之前，潮涨潮落是月亮或神灵所拥有神秘力量的直接证明。更让人们把月亮和生命连接到一起的，还有直接被称为“月事”的女性的生理周期。人类生命的孕育充满了神秘性，即便今天，生命自身孕育中的神秘性也依旧存在，没有哪位科学家敢说已经能对此做出完全的解释。月亮所拥有的诸多神秘属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到古人丰富想象的充填，最终铸就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月世界和月文化。从古老的年代，中国人就对月世界产生了很多想象。《楚辞·天问》云：“夜光何德，死则又育？”王逸注云：“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腹顾望乎。菟一作兔。”屈原告诉我们，他们生活的年代月中已经有了兔子的传说。更复杂的月世界出现在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大行其道的时代里人们习惯于用阴阳观来看世界，分析世界，所以在月世界中又分出阴中阳和阴中阴。《初学记·天部》引汉刘向撰《五经通义》以为：“月中有兔与蟾蜍，并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阴系于阳也。”在汉代人眼里，月宫这个神秘世界中生活的蟾蜍是阴中之阳，兔子则是阴中之阴。月亮之所以会由圆而缺，正是因为蟾蜍所食。《淮南子》曰：“月照天下，食于詹诸。”许慎以为：“詹诸，月中虾蟆，食月。”蟾蜍如何食月，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画得一清二楚。在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的右上角，我们可以看到汉代人的月世界。那里一只巨大的蟾蜍正在吞噬月气，一轮明月已经大半被蟾蜍吞掉，只剩下一边残月。在蟾蜍的对面是兔子。一旦月亮整个被吞下，兔子就会出来拯救月亮，让月亮重生。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的变化，让中国人认定月亮里有让生命由死而生甚至不死不老的永生药物。对于我们每个人，日子一旦过去，就永远不再回头，但大自然的春夏秋冬四季却在我们身边永远不休止地重复变换。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如何获得持久的，甚至是超越死亡的生命力，从古老的年代就成了中国文化追求的生命最高境界，而能够进入这生命最高境界的灵药，也与月亮不可思议的圆缺变化密切联系到了一起。
以中国古代月文化为背景，我们再看中国古代的神秘数字“七”以及以“七”为中心的周期和生命密切关联就不再觉得出于偶然了。女性的身体是人类得以繁殖后代的根本，因为与生育直接相关，古人对女性的生理周期充满神秘的想象。《黄帝内经·素问》叙女性生命周期皆以“七”为节奏：“岐伯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生者如斯，死亦如斯。中国民间的白事也大多以七为周期，每七天为一个祭期，称“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末七”，共计49天。
当然，神秘数字“七”的产生，并不单纯源于月相变化周期。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发展来说，对“七”构成影响和支撑的就有北斗七星信仰的存在，有一年阴阳时间转折点在六月七月之间等等。但作为超越民族、文化之上，被极度神圣视的“七”，与月亮由“七”构成的月相周期有至为密切的关系。我们常说，中国古代历法是阴阳合历。但阴历的“阴”并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古人眼中，月亮是和太阳相对的“太阴”，阴阳合历的“阴”的核心是月亮，是我们历法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
清理了中国古人对于月世界的想象和关于月相的知识，我们回头再利用这些知识来思考新年节日群的结构特征和内部的结构逻辑问题。
首先，这个新年节日群的节日基准点是正月十五日。正月十五日前十五天为正月初一，初一之前的一天是过去一年最后的晦日。晦日可以是三十也可以是二十九，但从元旦计数，第十五日必须是月满之日，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因此说正月十五日才是新年的基准点。这也告诉我们中国年的起点是基于月相的变化，这一点是新旧模式共通的。其次，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旧模式”的新年节日群举凡腊八、除夕、正旦、人日、十五、晦日，几乎所有的节点，都是以月相变化为标准设置的。如果将宋代明确下来的小年正月二十三（四）合计进来，我们可以看到初一、七—八、十五、二十三·二十四、三十这组数字节点，和王国维的“一月四分之术”所划分的基本是一致的。这也就告诉我们新年节日群是按照月相结构而成的。再次，春节是以月相变化的核心数字“七”为内在节律结构而成的。具体说腊八为腊月七、八日之节点，为春节前二十一日；小年在春节前七日，除夕为月晦之日（日本语称之为“大晦日”，因为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晦日）；正旦后七日为人日；此后经七日为元宵节；元宵节两个七日后则为正月晦日，是新年节日群最后的结束。可见所有这些节日节点都是以七日为周期结构而成的。也就是说，新年节日群的时间结构与月相密切相关，月相变化的核心数字“七”结构了新年节日群的时间周期。
综合上述三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新年节日群结构的核心元素是月亮。满月是新年节日群时间的基点。新年节日群的节日设定是按照月相周期变化结构而成，与月亮运行周期关系密切的数字“七”，是新年节日群的核心数字。
六、“神圣的七天”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已经知道春节以月相变化的核心数字“七”为内在节律的结构而成的。那么，以神秘数字“七”这一月相周期变化结构而成的新年节日群，这个从十二月腊八、到二十三（四）、到除夕·初一、到初七、到十五最后到晦日的这个新年节日群的“旧模式”，其内部的结构框架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将腊八和晦日看成是新年节日群“旧模式”的起始点和结束点，再以“七”为单位审视整个新年节日群，我们会发现这个节日群是由“七”的七七倍数49天组成的，是一个由七个“七日”结构成的对称结构：我们会发现从腊八到晦日除夕相隔三个“七”，即21天，这包括从腊八到小年的两个“七”和从二十四到三十一个“七”。从正月初八到正月晦日相隔三个“七”，也是21天。这包括从正月初八到正月十五的一个“七”和从正月十六到正月晦日的两个“七”。这两个21天共同拱卫着的，是新年节日群中位置最特殊的七天——新年从初一到初七这七天。这个由两个21天拱卫起来从初一到初七这七天的结构位置非常特殊。从结构上思考，被拱卫起来的七天，可以说是中国新年节日群建构中“神圣的七天”。
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看，这七天究竟有什么特殊含义呢？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分别赋予了从正月初一日到初七日每一天以特殊意义，文献上这意义阐释从汉到南北朝之间已经出现。关于正月初一到初七的起源，人们常引用宋高承《事物纪原》“天生地植·人日”条所引东方朔《占书》从初一数到初八：“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猪，四日占羊，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皆晴明温和，为蕃息安泰之侯，阴寒惨烈，为疾病衰耗。”《北史·魏收传》则引晋朝董勋《答问礼俗》的记载：“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又《太平御览》引《谈薮》曰：“北齐高祖，七日升高宴群臣，问曰：‘何故名人日？’魏收对以董勋正月一日为鸡，七日为人。（按一说云：天地初开，以一日作鸡，七日作人也。)”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习惯于将这些记载解释为卜年习俗。但当我们认识到从正月初一日到初七日这七天才是新年节日群透过数字结构展示给我们的年的核心之所在，毫无疑问对于这七天我们有加以深度解析的必要性。
有幸的是对于正月初一日到初七日这七天，从20世纪90年代，叶舒宪就做出了非常深入的研究。1990年叶舒宪发表《原型数字“七”之谜——兼谈原型研究对比较文学的启示》一文，首先从《墨子·迎敌祠》“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其牲以鸡。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其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其牲以彘”这段话中的“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猪，四日占羊”中鸡狗羊彘与东南西北的相互对应关系，又从《周易·说卦》中：“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坤为地，为母……为子母牛”中，看到牛马分别是上方与下方的象征。最终排列出初一日到初七日下列的对应关系：
这种对应关系的思想源头甚至远远早于汉代。依照叶舒宪在《中国神话哲学》第七章《混沌七窍》的考察，墨子本为宋人，宋人为殷商后裔，而鸡、狗、羊、彘实为殷商时代四周民族的图腾，是“商代人的图腾编码空间结构”。叶舒宪研究的结论是：从初一日到初七日中暗含了一个中国创世神话，通过对这个神话的密码破译“终于找到了数字‘七’的神圣意蕴的发生之谜——人类神话思维中三维空间结构的全部方位为七方”。《中国神话哲学》一书的宗旨在于讨论神话中的哲学蕴含和中国哲学思维模式的神话基础，所以他着力讨论的是神话思维和哲学思维的渊源关系。
叶舒宪是当代中国神话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对于从初一日到初七日的上述深层解读非常具有开创性。下面让我们参照叶舒宪的先行研究，立足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来审视一下从初一日到初七日这七天，思考一下新年节日群最核心的“神圣的七天”所蕴含的文化含义。如前所述，鸡、狗、羊、彘、牛、马这六种动物分别代表的东、南、西、北、上、下，这六个方面结构而成的空间，就是古代的六合空间。六合指的是古代人对人所生活的空间世界。而第七个是数字代表的是人。从初一到初七，这确实是一个叶舒宪所分析的三维空间。但是，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这一视角看，如此有意利用数字隐喻将人所生活的空间次第展示出来并最后加上人的因素，这套古老的节日编码序列深层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人日古有戴胜之俗。《荆楚岁时记》杜注云：“刘臻妻陈氏进见仪曰。七日上人胜于人。董勋曰。人胜者。或剪彩或镂金箔为之。帖于屏风上。或戴之。像人入新年，形容改从新也。”我认为，这套古老的节日编码序列从一到六结构而成的，是一个典型的古代六合空间。结构出六合空间后出现的人日，隐喻的正是新的时空中人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此即“人入新年，形容改从新”的含义。
如此依靠鸡狗羊猪牛马等动物为物质媒介的符号背后所存在的时空隐喻颇为重要。因为其中包含着我们上古先民的宇宙观，包含着他们以象与数的方式对于人与自然认识和理解的范式，这些隐喻展示了中国古代时间循环与空间不可切分的关联性，其间包蕴着的不再是单纯的线性时间，也不是单纯的二维或三维空间，而是一个中国古代特有的人与自然互动的、更广阔、更富有想象的世界。
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陆贾《新语·道基》称：“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雪霜，养育群生，一茂一亡，润之以风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节气，降之以殒霜，位之以众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为“六合”所“苞之”的不是古希腊纯粹几何概念的空间，而是运转着日月星辰、阴阳四时的空间，是“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雪霜，养育群生，一茂一亡”的空间。这空间有风雨以润之，有日光以曝之，有节气以温之，有殒霜以降之，有众星以位之，有斗衡以制之，有纪纲以罗之，它甚至是有意志的，与我们人的世界相通的，可以以灾变改之，可以以祯祥告之，以生杀动之，以文章悟之。这是一个集大自然万千变化和人世间变化内在逻辑于一体的六合空间。运行于六合空间的，正是《列子·汤问》所说的天道：“六合之闲（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而对于古代中国，天道即人道，一如战国时代成书的《鹖冠子·泰鸿》所云：
神明之极，天地人事三者复一也，立置臣义，所谓四则，散以八风，揆以六合，事以四时，写以八极，照以三光，牧以刑德，调以五音，正以六律，分以度数，表以五色，改以二气，致以南北，齐以晦望，受以明历，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死信生，进退有常，数之稽也，列星不乱其行，代而不干，位之稽也，天明三以定一，则万物莫不至矣。三时生长，一时煞刑，四时而定天地尽矣。
所以这不是一个古希腊式的静止的几何意义上的三维空间，而是古代中国的时空一体化的六合空间。这个六合空间如我在《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化观念的形成》一文中所概括的，是一个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时空一体化的独特世界。具体地说，这里的鸡狗羊猪指代的是空间的东南西北，同时也指代着时间的春夏秋冬；牛马指代的是空间的下与上，同时指代的也是时间的阴与阳，而春夏秋冬阴阳变化，不仅是时间秩序的变化，也是人间秩序的转化。《易》曰：“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四时天之四选，春者少阳之选，夏者太阳之选，秋者少阴之选，冬者太阴之选也。”“四时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义也；阴阳之理，圣人之法也”，阴阳之相推，四季之变动是年，同时也是“父子之道”“君臣之义”“圣人之法”。展开说这是一个永远处于春夏秋冬四季循环的世界，一个阴阳二气永远流动其间的世界，一个人与社会置身其中的变动着的世界。这里反映出来的中国人的文化理性，究其根本就是天文与人文的结合，是科学的客观观察和瑰丽的人文想象的结合，由此推导出来的合天地人神于一体的世界图式，就是中国古代世界最基本的结构框架，其影响及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信仰、祭祀、仪礼、农业生产、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意义重大而悠远。以礼为例，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有关周礼最重要的文献《周礼》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六个部分，可见这部著作的结构核心就是天地四季组合而成的“六合”观念，而作为整部《周礼》的内在逻辑，“六合”的观念贯穿于整部《周礼》文本之中。《周礼》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礼”，夏官“掌邦政”，秋官“掌邦刑”，冬官“掌邦事”的整体设官构想对中国古代官制影响重大。隋前六曹、隋以后通行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制度就源于《周礼》。这个时空一体化世界中运行的六合空间，构成了中国文化认知世界的重要基础。从正月初一到初七这七天展示的人和人生活的空间，所包蕴的是中国古代时空文化体系的精神内核，这个内核合时空于一体、集象数于一体，是我先民古老时间文化地质层的遗留，是中国文化这棵大树最古老的年轮，是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最深处的遗传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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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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