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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文化”一词的定义是如此的纷繁复杂，几乎使所有的研究者都有点儿眼花缭乱，正如一棵千年大树，要弄清它的枝枝叶叶，总是费尽气力而不得要领。但是若换一种方法，也许我们不难发现，从不同角度、不同范围所作的文化研究，都离不开人类自身的发展及其生存环境这一母题，换言之，都离不开人类的一部历史。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同样离不开一部中国历史。
了解中国的历史，最初人们只发现了一条途径，就是依靠古人留下的文字资料，通常称之为文献；进入现代，有了第二条途径，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获取先人留下的各种遗存物，靠着对这些遗存物的科学辨认，人们好像能够直接走进祖先的生活场景，这便有了考古的资料。有些从事考古专业的人，认为事情发展到这里也就算是尽善尽美，他们说：“考古学是主要依据实物资料（主要包括遗迹和遗存物两大类别）来研究和复原古代社会历史的学科。同时，又与以文献为主要史料的狭义历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人将两者的关系形容为鸟的双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栾丰实《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页）其实还有第三条途径，这就是千百年来人类用语言的、行为的、器物的方式，代代相传的诸多民俗事象。用民俗事象为历史研究的资料，虽不如文献与考古资料那样的“定格”而便于把握，但是它的有生命的真实又非“定格”的资料所能替代。缺了这一方面的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有了文献与考古资料，鸟儿难以飞得高远，车子也不会走得顺利。相反，若是大家都能把文献的、考古的、民俗的资料全面掌握、对照研究，一定会有一种新的局面被开辟出来。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学界对于这第三条途径至今还缺少广泛而深刻的认识。
民俗学者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用自己的成绩使学界认识，民俗资料和民俗学的工作方法同样是了解人类历史的重要途径。
研究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尤其离不开民俗资料和民俗学的工作方法。因为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农业的国度。农业国的发展是相对缓慢的，使民俗的传承十分稳定，某些事象可以历数十代人大体没有改变。石磨、石碾、笨重的水车一代又一代地留在同一个村庄、同一个家族。一个数人抬不动的石臼，不知始于何代，直用到臼底洞穿。一件弯术做成的犁犋，直到如今在许多地方仍然没有被淘汰出局。这样稳定的传承，既为研究古代物质文化提供了无数活的证据，又为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展示了一个宽大无比的背景。这些代代相传的民俗事象与中国人共存并在的时候，它影响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其中的一些事象消失了，甚至消失了若干年、若干代之后，它也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忠实记录这些民俗资料，形成丰富的资料库，细致地加以探讨，实在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必不可少的工作。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文化的角度看，就是延续了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小农意识，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到了全面的、彻底的冲击。但是在人们欣喜得到了一个新天地的同时，民俗学家们却看到，借助那个发展缓慢的小农经济的环境较完整地保存了上百年、上千年的一系列民俗事象，却在十几年中被冲得七零八落，而且用不了几年，这些对中国人有着深远影响的民俗事象就会有可能从生活中消失。到那时，许多本来根须明显的文化现象，都会变得像浮云一样难以捉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者们的工作，在当前显得特别重要，也特别紧迫。这个学科本来就很重视的田野作业，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处处都带着抢救的性质，这十几年不做，过了十几年就无从补救。这一点，民俗学工作者，人人都有切肤之感。
这种抢救的工作是如此之广泛，而能够投入的人力、财力是这样的少，杯水车薪也不能表示需要与可能之间的悬殊，这就使得在其中工作的人和准备投入这项工作的人，不免大声疾呼，希望工作条件改变，希望得到更多的重视、更多的帮助。喊得久了，并无多少效果，反觉得无谓地耗去了不少可用于工作的力气。于是有所觉悟：与其呼喊无效，不如就现有的力量积极投入到实地工作中去，埋头苦干，收获虽不可望多多，收获到手的却完全是实实在在的颗粒。我便是在这种心情下，投入了民俗学的田野作业。
面对的田野是如此广阔，不可能把该做和想做的事都做完，最可行的办法就是从许许多多该做的事中择取重要的几项努力做下去。
我便选定了黄河。
三
黄河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是人人都感觉到，人人都以为十分重要的。从民俗学科的角度更能够感到她的重要性，因此，黄河民俗这个课题被人注目非止一日。但是就我看到的有关这方面的著述，到目前为止，还大多是把黄河流经的省份的一般民俗事象归并罗列在一起。这种作品无疑也是有用的，但是，这样做，势必把并非黄河流域的一些民俗事象混进来，与以流域为范围的黄河民俗名不副实，而且又会给人以平面的感觉，显不出黄河民俗的特色。经过了对比与思考，我决计做一部“狭义的”黄河民俗的书。所谓“狭义的”，就是把考察的范围限在黄河干流和最主要的支流所流经的地区，考察的项目则限于直接与黄河有关的部分。这样做，不免有点偏执，但在几乎是漫无边际的黄河民俗中，可算是抓住了主脉，有了这主脉，就像从根做起，来认识一棵千年古树一样，由根及干，由干及枝，由大枝而小枝，由小枝到众多的花和更多的叶子，这就有了立体的感觉。如果能因此而树起一个框架，使黄河民俗的调查与研究，有一点系统，有一点根基，那就是喜出望外的收获了。
四
黄河民俗的繁复博大，不是一个小的篇幅可以容纳得了的。既然以流域为范围，我想分上游、中游、下游三段来作考察，形成三卷考察记。这不光是从河流的自然状态着想，实在是从民俗方面观察，黄河的上游、中游、下游是各有特色的。
我从下游开始，完全是因为就近。我现在生活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从这里起手作考察，情况比较熟悉，路途不算太远，花费也不太大。这些条件对我这样一个年过花甲、自备经费的采风者来说，正好起步。只要起步上了路，若还来得及，我就不想半路停下来。
这是后话，留待以后再说，要紧的是实实在在地做下去。
五
先作黄河下游的民俗考察，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下游的起始点。
黄河下游的起始点，有两种说法：一说在河南省孟津县；一说在郑州的桃花峪。
1977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地理分册·中国地理》“下游”条说：“河流在河口以上的一段称为下游河段，简称下游，与中游及河口并无严格的分界。下游河段的特性是比降平缓、水面宽广，泥沙的沉积作用显著，河槽中往往多浅滩及沙洲，易呈不稳定现象。”就是根据这样的标准，这本辞书的“黄河”条，对黄河下游作了这样的解释：“孟津以下为下游，流入华北平原，水流缓慢，泥沙淤积，两岸筑有大堤，成为高出地面的‘地上河’。”
1995年11月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的《黄河河防词典》“下游”条的释文是：“河流的下部河段或区域，暴雨及其产生的洪水，在流动的过程中侵蚀地表，被侵蚀的物质经水流向下游搬运，沿程堆积形成下游冲积覆盖层，河流在覆盖层上变化。黄河桃花峪以下河道为下游。该段河长786公里，河底坡度比较平缓，落差只有95米；河道上宽下窄，最宽处有20公里，最窄处仅400余米；由于泥沙淤积，河道宽浅，河势多变；河床逐年抬高，依靠堤防束水行洪，形成滩面高于两岸地面3—5米、部分堤段达10米的地上河，为世界著称的‘悬河’。”
现今通行的说法是黄河下游起始于桃花峪。从民俗考察的角度，我觉得起始于孟津的旧说更好一些。犹豫不决之际，恰值采风到郑州，便就这个问题当面请教了80高龄的黄河水利前辈徐老福龄，他很恳切地说：“以桃花峪为黄河下游的起始点，是从方便修防着眼；你作民俗调查，从旧说为好，还是自孟津开始。”从实地考察的情形来看，更确切地说，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是在孟津县的白鹤镇。从这里开始，大河流出了山地峡谷，展开在平原的地段，南岸虽有黄土堆积的邙山，但是断断续续地已有了堤防；北岸向下不远，到孟州市（原孟县）境内，就是千里大堤的起始处，从这一带向下，许多民俗事象的连贯性是比较明显的。
在地理学上，河口是一个单独的河段，但在民俗考察中，黄河的河口地区虽然也有自己的特色，却基本上可以融入下游的整体，因此在本卷中设“河口”一章。
这样，本卷考察的范围就始于河南省孟津县白鹤镇，而终于大河的入海口。
六
黄河下游河道自古善变，据记载，自远古的“禹王故道”到现行河道，4000多年中，较大的改道迁徙有26次，大的改道变迁有7次之多。在民俗上至今影响明显的是“明清故道”和“黄泛区”。
明弘治七年（1494年），河决山东张秋镇，当时刘大夏治河，为防止黄河北决侵害京杭大运河，在黄河北岸修筑了著名的太行堤，使淮河承受黄河之水的全部，行河360年，历经明清两代，史称“明清故道”。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省的钢瓦厢（今兰考县境内）决口，经东明，到山东省的张秋镇，穿过京杭大运河，夺大清河由利津县入海，行河至今。
民国27年（1938年）6月9日，国民党政府在河南省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全河由花园口改道分流，经贾鲁河、涡河入淮。豫、皖、苏三省部分地区变成黄泛区。民国36年（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堵复花园口决口口门，黄河回归现行河道，史称“归故”。
“明清故道”和“黄泛区”本应是下游民俗考察的范围，可惜限于时间与经费，不能在这些地方做更多的考察，本卷的考察主要在现行黄河干流一线。这不能不使作者感到遗憾。
七
本书的考察由作者一人完成，考察的方法基本上是手工作业，一个人背了行囊，到一个县（区），翻阅一下地方志中有关的文字，就地求教，作一番思考，选两三个点，坐公共汽车或步行过去，遇到了好的采访对象就多住些时，或者不宜展开采访，赶紧奔赴下一个目标。如此到过了黄河下游干流两岸所有的县（区、市），徒步走过上万里的路，采访过的人在数千之多。
这样的方法不免有许多局限，所得到的材料常常带些偶然性。起初，因为只有这一种方法可行，在没有别的选择的情况下上路。等到在大河两岸走得久了，渐渐地觉悟到，这种方法自有这种方法的好处。一个人采风，一切都可以得到自由的发挥，想走就走，想留就留，没有丝毫的牵挂与拖累，遇有疑难，固然有没人商量的缺点，但自己想通就行，用不着协调与统一。由考察到写作，始终由一个人承担，随时积累随时调整，一步一步沿着千里长堤行走时，写作的框架同时在心中形成，甚至某些细节都已然产生。书中的哪一部分材料丰满，哪一部分尚觉欠缺，在以后的考察中，会很自觉地加以注意。种种情形，真如俗话所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如此这般写出来的作品，是不是应该有个性呢？反正到了现在，我已觉得当初视为不得已的一种个体调查的方法，其实也不失为一种有特色的方法，至少觉得有顺心顺手的一面。我倘仍旧顽健，还要用这种方法在民俗采风的道路上走下去。当前的事，是沿着我们的母亲河，继续溯流而上。(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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