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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艺术民俗学：中华文明视域中的民俗与艺术
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钟敬文一直都在努力兼顾民俗、艺术和文学三个研究领域，且对民俗艺术研究情有独钟。对于国内民俗艺术研究的状况，他似乎一直都不甚满意，这或许与他寄望甚殷而“爱之深，责之切”的心理情结有关。不然，就难以理解他何以在耄耋之年倡导设立“艺术民俗（文化）学”学科，甚至在辞世半年前，还特别关心艺术民俗学的学科建设，指点青年学者通过聚焦“作为民俗现象的艺术活动”专题研究以实现学术突破，推进学科发展。早在1939—1940年间，他就曾流露对于国内民间艺术研究现状的遗憾之情：
民间艺术的搜集和探究，并不是新近才发生的事情……过去，我们对于民间艺术的搜集和探究，大抵是兴趣的、断片的、非实用的、没有坚实的方法论做基础的。因此，虽然历时并不很短促，但是，事实上还缺少使人满意的成绩……限制新文化运动彻底成功的社会力量太大了，这使它仅成了很脆弱的一个历史运动。民间艺术不过是这总的运动中一个更弱的环节罢了。［45］
事实上，民间艺术或民俗艺术因其扎根于地方社会生活，其存在形态极为复杂，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存在诸多认知误区。如民俗的群体规约性往往被夸大，而其作为个体文化工具的一面则被忽视；艺术往往被赋予强烈的个体情感表达色彩，甚至被误以为是超越国家进程、地方传统和个人生计的自足性文化存在。当我们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广阔视域中观察，就会在民俗、艺术两大文化范畴之间发现其相互映照与塑造的深刻关系：以艺术的眼光看民俗，就会发现看似稳定难变的民俗传统，本身即是具有文化创造力与行动主体性的无数灵动个体的合目的性行为的集合；以民俗的眼光看艺术，则会发现包括精英艺术、民众艺术等在内的所有艺术活动，又都统摄于民族整体文化的传统框架之内。以此观之，对于民俗与艺术之间内在关联的探究，其实是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的。但要做到这一点，既需要对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民俗、艺术两大文化范畴有“入乎其内”的深入理解，更需要体认二者与民众生活、地方社会和国家进程的复杂关联而作“出乎其外”的多维阐释，谈何容易！就此而言，钟敬文相关学术实践实是难能可贵，已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学术财富。笔者以为，钟敬文的艺术民俗学相关研究在如下三方面最具启发性：
其一，终生致力于对中国民间社会中的民俗、艺术的价值辩护与学术倡扬，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中华民族文化整体观。毋庸置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必然是以民族文化整体观的深入人心为前提的。钟敬文的文化主张与学术实践，给我们以诸多警示：首先，要彻底摒弃传统精英对于民间文化的鄙薄心态，将民间文化纳入中华民族文化谱系之中；其次，以民俗为根基、因艺术而灵动的民间文化，是最具全民共享性的文化，应将之作为统合整体性民族文化的社会基础。他在前述多篇文章中，反复论证民间艺术的重要社会功能，一再褒扬民众杰出的文化创造力，皆与此相关。
终其一生，钟敬文很少抨击中上层文化，而主张民间文化是中上层文化的生活基础，并一再强调由上中下三层文化统合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文化基石［46］。在这一民族文化整体观的统摄之下，他从民众生活中的民俗和艺术及其相互关联入手，揭示民间文化整体形态的巨大价值——它既统合于广大民众“过日子”的生活逻辑，亦内在于更宏阔的中华文明进程之中，乃是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绵延不坠的社会生活基础。如果说，钟敬文早年创建民间文艺学时还主要是文学取向，那么他在晚年所倡导的艺术民俗学，通过对“作为民俗现象的艺术活动”的专题研究的推重，已经在学术理念上更加贴近民间，关注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生活基础与运行机制，其实是在为民族文化整体观的合理建构、为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探寻更深厚的学术资源。
其二，倡导以专题研究推进学科整体发展。民俗可以视为民间文化的生活载体，艺术则是附着于民俗生活载体之中的民众情感形式的呈现，二者构成了民间文化生态结构的基本框架。早在1937年春，钟敬文就对民间戏剧有深刻的观察与思考：
（民间戏剧）在许多场合，它的演员，仍然是些临时杂凑起来的“寻常百姓”。演唱的技术等，看不到怎样高度的专门化。剧本是大家最习熟的和最关心的故事。观众差不多是全个村落或小市镇的民众。他们（民众）往往不仅是冷静的旁观者，而且是和演员乃至剧中的气氛融成一片的人……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理解它和民众生活及其文化的关系，去认识它所尽的社会的作用，去究明它在戏剧演进史中所表现的真实形态。［47］
通过对演员群体、演唱技术、剧本情结与观众心理等要素的分析，钟敬文将民间戏剧的生活基础、社会作用与艺术形态予以统观，警示知识精英要尊重民间文化生态与作为文化持有者的民众的主体意愿，而绝不能居高临下地肆意评判或粗暴干预。
在钟敬文的心目中，包括民俗与民俗艺术在内的民间文化乃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生活基础。他对于民俗（文化）学与艺术民俗（文化）学等学科的自觉建构，即是遵循这一学术逻辑而持续为之。如民俗学，他将之界定为通过聚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民俗”而进行的科学研究［48］，而艺术民俗学则是需要聚焦“作为民俗现象的艺术活动”的研究。特别是后者，即钟敬文晚年所倡导的“作为民俗现象的艺术活动”的艺术民俗学专题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和阐释民众的民俗传统与情感形式，其实也是建构中国特色艺术民俗学话语体系的真正起点。可以说，钟敬文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通过持续思考而提炼出来的类似宝贵思想，即使不够成熟或圆融，也能引导我们继续循径前行。
其三，倡扬学派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参详国际学术的最新理念和研究方法，在中外文化比较的基础上认知中国文化的底色与特色，自觉建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这是钟敬文从年轻时代即有的学术自觉。早在1933年6月，他在写给W·爱伯哈特博士的一封信中，就对日本中国学的自夸风气极为不满，同时向国内学人疾呼：“中国人，今日已临到学术自觉的时期了！”“像我们在政治方面的自觉了一样，我们也要在前进的世界的学术的广场上，树起一面鲜明的中国旗帜！”1934年，他又在《前奏曲》一文中强调，“我们的研究不一定只是欧、美学者们研究的延长或扩大，结果也许是它们（他们的成绩）的更根本的改进也未可知”［49］。1999年，他更以98岁高龄推出新著《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率先提出并反复论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主张，因为“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是一个大问题”［50］。
要想建构学术话语体系，就离不开稳实可靠的学科支撑。钟敬文之所以孜孜于建构与“民间”相关的学科体系，这与他建设中国学派的世纪梦想大有关联，而由五四运动激发的民间情怀则赋予他源源不断的学术动力。首先，他终其一生致力于促进“民众在学术史上光荣的抬头”，这在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无疑是一项艰巨任务，即便时至今日，学界也难以真正做到面向民众文化的平视和共情［51］。就此而言，以“五四的儿子”自许的钟敬文，一直不遗余力地从国家学术制度层面为民间文化谋求合法性存在，坚持不懈地为民间文化作价值辩护，这其实正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对“五四精神”的忠实继承和不懈弘扬［52］。换言之，在绵亘于整个20世纪中国的“眼光向下的革命”的伟大社会思潮中，钟敬文虽从未立于风口浪尖之上，但却是不忘初心、最为执着的学者之一。
纵观钟敬文的一生，他始终坚守民间本位，孜孜于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努力为其在民族文化体系中争取合法地位，虽命途多舛而壮心不已，足以担当得起“人民的学者”［53］的光荣称号。钟敬文对民俗和艺术的研究，特别是对于艺术民俗学的学科倡导与思想探索，业已成为当下建构中国艺术民俗学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之一。
结语
在钟敬文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与艺术民俗学相关的研究成果似乎并不显眼，但却是我们理解他深厚的民间情结以及执着建设“民间”学科的重要维度。无论是他青年时期对家乡歌谣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还是他走出家乡、踏入更大社会舞台后对于民俗艺术的持续关注与拓展研究，以及晚年对于艺术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倡导，都体现出他努力继承“五四精神”、以促进“民众在学术史上光荣的抬头”为己任的伟大人文情怀与历史使命意识。
钟敬文的艺术民俗学相关研究，是他构建中国学派宏阔理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在这方面的学术功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致力于对民众生活中的民俗、艺术的价值辩护与学术倡导，为其在民族文化体系与国家教育制度中争取合法地位，并以此为基础努力建构中华民族文化整体观；二，倡导从“作为民俗现象的艺术活动”专题研究中寻求学术突破，推进艺术民俗学学科发展，为后学探寻一条颇具操作性的学术路径；三，倡扬中国学派建设，致力于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他在具体研究实践中，统观民众生活中的民俗和艺术两大范畴，既从民间文化生态角度拓展了民间艺术研究的文化厚度，又从艺术情感视角赋予其民俗学理论以鲜明的人文色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携大半个世纪学术积累之功，在耄耋之年积极倡导艺术民俗学学科建构并提出具体研究策略，激励后辈学者循序渐进深化学科建设。钟敬文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学术财富与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无愧于“人民的学者”这一神圣名誉。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参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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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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