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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俗与艺术：“五四的儿子”钟敬文的民间情结
据钟敬文身边的学生说，他“常常以我是‘五四的儿子’为骄傲”［28］。的确，五四运动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假如没有五四运动发生，受过数年传统私塾与新式学堂杂混教育的小镇小学教员钟敬文，可能不会为多少人知悉：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个剧烈的、全国性的群众政治运动。当时，我们那比较偏僻的小市镇，虽然交通远远没有现在便利；但是，这回发生在北京的大运动却很快就传播到我们那里了。它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应……“五四”这个政治、文化的伟大运动，在我初踏入人生道路的时候，惊醒了我，提携和哺育了我，我对它产生了不能磨灭的感应。它的遗泽一直长流到现在。［29］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基于国家危亡意识的民族觉醒，具有现代意味的民族文化整体观由此在一个古老帝国孕生，并逐渐成为社会共识，而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亦就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大势所趋。这一历史进程绵亘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社会，至今未息，“世纪老人”钟敬文乃是重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之一。纵观钟敬文的一生，似对与“民间”有关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构（如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学、民间文艺学、艺术民俗学等）情有独钟，这应归之于五四运动在他身上所激发出来的强烈爱国热情与深厚民间情怀。我们无从窥知，当年担任广东海丰县公平镇小学教员的青年钟敬文，1924年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发表《歌谣杂谈》时是何等惊喜；此后他逐渐进入作为五四运动余波的歌谣运动的核心圈，这段光荣经历又在他心中留下怎样的文化印记。2000年，年近百龄的钟敬文在接受访谈时曾有这样一段追忆：
由于我对古典文学、对诗歌的爱好，因此对于当时北大的歌谣运动我就非常感兴趣。由于受北大的影响，全国的地方刊物（省里的、县里的）都登载歌谣，我当时在广东，先是从地方刊物上受到影响，后来我就直接和北大歌谣研究会的常惠先生取得联系，以后又和顾颉刚先生联系。当顾先生进行孟姜女研究时，我和他通过五六次信，我也在北大的《歌谣》周刊上发表文章，慢慢地引上了“贼船”。［30］
青年时期如暴风骤雨般的一段人生经历，在70多年后回首往昔，竟化作“引上了贼船”的轻松自谑，显示出钟敬文对于当初人生选择的无比自豪。1927年，24岁的钟敬文与杨成志合作，参考日本学者冈正雄的日译本，翻译英国民俗学会英文版《民俗学手册》所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31］，并在1928年由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印行。在这本小书前面附有顾颉刚《民俗学会小丛书弁言》，慨言“民俗可以成为一种学问，以前人决不会梦想到”［32］，诚非虚言。而年值青壮的钟敬文，则在亲身参与这场学术革命的一段人生经历中受益匪浅。很快，他就不再满足于单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理解歌谣，而尝试着从多种视角展开分析，同时还对更广泛的民俗艺术活动产生了浓厚的探究兴趣。1927年，他在《儿童游戏的歌谣》一文中指出：
数年来，我国学者对于它（指歌谣）的搜集与研讨大部分是基于文学意味上的……其实，歌谣的研究，除文艺的方面外，尚有风俗的、语言的、心理的、教育的等等。若纯站在文艺的立场上以搜集歌谣，那么，势必至枉屈了许多宝贵的材料，等于置之废弃之地。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畸形的趋向矫正过来。［33］
此时的钟敬文，因参与顾颉刚、傅斯年等知名学者组织的学术活动［34］并笔耕不辍，已在学界有了不俗影响。胡适在1928年为《白话文学史》所作的《自序》中有言：“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35］虽然仅是寥寥数语，但因为出自当时如日中天的胡适笔下，对于青年钟敬文的精神激励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杨利慧注意到，钟敬文“自加入到民间文艺学的队伍中来，就始终没有移易，并且逐渐执着坚定地以之为毕生的事业，虽清贫于斯，困顿于斯，却无怨无悔，不改初衷”［36］，这绝非偶然。显赫一时的民国歌谣运动，对于参与其中的诸多知名学者而言可能只是一种短暂的人文激情释放甚或某种文化姿态展示，而对钟敬文来说则更像是某种值得终身持守的信仰。正如陈泳超所言，中国现代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开创，原本是由各种学科的学者如周作人、刘复、顾颉刚等不期而然地介入生成的，他们都没有把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当作一个完整自足的学科来对待，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渐渐离去，只有钟敬文始终坚守［37］。
事实上，在作为五四运动后续的歌谣运动中，现代知识精英所倡导采集的歌谣原本就一直在民间流传，只不过传统精英多对此不屑一顾而已。而这批现代知识精英采集歌谣的初衷，亦并非直接服务民生，而是要从民间挖掘“民族的诗”，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但恰恰是这一行为本身，却寓含着现代民族文化整体观的建构逻辑。因为民间歌谣一旦登上“大雅之堂”——哪怕仅仅是一种象征，即堂皇刊登于国家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刊物——被视作“民族的诗”的建构素材，这一现象本身便意味着某种现代思想观念革命的真正开始，而且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潮流难以逆转。就此而言，五四歌谣运动乃是促成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节点之一。年轻的钟敬文，无论是否对此有足够的文化省觉，其实已卷入一场伟大的现代思想观念革命运动之中。正是在五四歌谣运动中的这段亲身经历，赋予钟敬文始终坚守民间立场的文化底气，而他自始至终执着于对民间文艺特别是民俗艺术的价值辩护与学术倡导，既是他在这场伟大运动初始阶段热切参与的明证，也是他终生以继承与实践“五四精神”为己任、以促进“民众在学术史上光荣的抬头”［39］为历史使命的写照。
如在1929年西湖博览会期间，他激愤于所展出的诸多风俗器物、民间文艺等展品“在一般人的眼里看来，是很庸俗或鄙亵的”，而特别撰文《为西湖博览会部分展品写的话》［38］，愤笔疾言为这些展品“正名”，力除社会偏见。1937年，他又在《民间艺术专号》“序言”中极力阐发民众艺术的生活意义：
艺术，是文化的一部分。它表现着生活，同时也是促进生活的动力。上层的文化人，在生活上不能够缺少艺术这种要素，一般民众，也不能自外于艺术——也许他们更感觉特别需要。［40］
紧接着，他例举民间艺术在新年佳节、迎神赛会、朝山进香等民俗活动中的生动“显身”，进一步反驳在当时不少人心目中“他们（指中国的一般民众）是失掉艺术的和宗教的热情的国民”的偏见，提出民众不仅有艺术文化，而且是丰富多彩、承担着重要教育职能的：
一座堂皇的祠堂，一幅庄严的神像，一出忠义的戏文，它们所掀动的情绪，所教导的行为，是不容易计量的。民间艺术比起我们学校中所讲习的音乐、唱歌、工艺、诗文等，无疑尽着更大的、更实际的教育职能！［41］
不过，即便是在五四运动知识精英群体内部，对于民族文化整体观的理解亦不尽相同，而在如何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方面，就更因牵涉复杂的现实社会政治而差异巨大。始终坚守民间立场兼具浓郁诗人气质的钟敬文，有时就难合时调不免受挫。如前所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发起的这场“眼光向下的革命”［42］中，终究是以服务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需求为旨归，因而注重从民间发掘某种质朴刚健的革命精神，而非呈现民间文化的整体样貌。而钟敬文则基于深厚的民间情结，始终以促进“民众在学术史上光荣的抬头”自励，认为应尊重民间文化原真样貌。在他看来，所有民间歌谣都自有其价值，应兼收博采，包括那些为传统精英所鄙薄的各种情歌、俚曲等等。1928年夏，钟敬文因为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中有所谓“秽亵歌谣”，而被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辞退，这一事件发生也就并非偶然［43］。事实上，自20世纪初至70年代，极端强调民间文艺的现实政治功能、偏重挖掘其革命精神的价值取向在我国一直占据上风，而民间文艺所蕴具的丰富意涵，直到新时期才开始真正引发关注，并在广泛而持续的田野研究基础上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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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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