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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调查会研究任务的指出，固然由于歌谣收集、整理和研究的直接需要，但作为新国故（用现在的术语说是“民族文化遗产研究”）研究对象的一方面（民族方言学），它本身正是不容忽视的。这点从林、沈等教授的论文所阐述就可以明了。方言调查会成立（1924年1月）后，作为这方面的负责者，林语堂又在《歌谣》上发表了具有纲领性的文章：《宣言书》。在该文里，他举出调查会应做的事件和考察的问题，一共有7点：1．制成方言地图，2．考定方言音声，3．调查殖民历史，4．考定苗彝异种的语言，5．依据方言的材料反证古音，6．扬雄式的词汇调查，7．方言语法的研究（《歌谣》周刊47号，1924、3、16）。这7点，扼要地概括了方言的调查。研究的主要任务，跟上文所提到的作者的《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以及后来发表的《方言调查会方音字母草案叙言》（《歌谣》周刊55号“方言标音专号”，1925．5．18）3篇文章，从研究观点、方法到实际作业项目等在当时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北大方言调查会成立后，虽然成绩不大，但已经粗略地建立起这种新人文学科。在当时它是新语文学活动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正在兴起的民俗文化学的一个分支。这个有相当意义的学术活动，后来似乎很少被学人提起过。
乙、口承文艺的发掘
在我国长时期的封建社会里，广大群众，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人民，因为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学习文化，因此，一般不能享受文字的阅读和写作。但是，像前节所指出，他们既是同样经营着社会生活的人，又有着自己固有的一套文艺传统与文化传统。他｛fi既不能没有观感、思索、想象及欲求，就不可能不产生和享有自己的一套文学，以语言表现和传播的口承文学，分言之，就是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谜及小戏等。这种野生文艺，在创作和传播上，也有一些脱产或半脱产的民间艺人，但是更多的是一般业余的作者或说唱者。由于他们缺少丰富的文化修养和专业训练，也由于没有更多的功夫去琢磨，他们的文艺作品，往往不免显得简单、粗糙。但是，如果我们排除士大夫的传。统成见，那么，在民间的文艺的海洋里，也不难发见那些光彩照人的珍珠宝贝。因为口承文艺，大都是民众业余的创作，它较少专业作家的那种匠气，或别有用心（如借以求名求利的思想等）。换句话说，它一般比较真实、朴素、纯洁，而这些正是伟大文艺最可宝贵的品格；更何况口承文艺作为广大民众的生活写照和心灵声音，它还有重大的社会史、文化史的价值呢？
但是，在过去长时期的社会里，这种带着泥土气和汗酸味的野生文艺，是被当时的上层社会分子，待别是那些自命风雅的士大夫们所蔑视，乃至于厌恶的。自然，也有些例外的情形。例如诗三百篇里的《国风》，汉、魏六朝的乐府民间诗歌。但这是有着特别原因的。十五国风的所以被尊重，主要由于它被收录在儒家经典里，并且据传说，那种经典是经过孔圣人编选过的。汉、魏乐府民歌的被注意，主要也不是由于它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曾经前代朝廷官署保存或学者著之文献。古代民众口承文艺所以保存得太少（站不论那保存下来的大都要经过文人的“手术”），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看来，这正是民众的，乃至于人类的文化史的一种厄运。
明代中叶以后，有少数知识分子，逐渐能够看到民歌、笑话等的好处，加以称赏或收集（例如杨慎、李开先、冯梦龙等人所为）。那些时期，中国社会形态已经透露了新的曙光，因而士人的心智也有了一种朦胧的醒觉。即使这样，上述那种情形还是仅限于少数人。
到了近代，特别是晚清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政局的危迫，由于西洋文化、学术的传播和激发。不少有识之士（他们大都受过西洋文化的教育、影响和具有一定的国家、民族的意识），他们开始认识到民众文化（包括文艺）的意义、价值，或加以评论（如鲁迅、蒋智由等对于神话的言论），或加以利用（如敖嘉熊运用山歌形式以传播新思想）。同时也有些旧式的学者出于对乡土的感情（或者并有对民间文艺本身的由衷喜爱），收集、整理了家乡的歌谣、谚语（如范寅的编印《越谚》）。到了民国初年（“五四”的前夕），受了英国人类学派理论影响的周作人，便连续写作了《童话研究》、《古童话释义》及们L歌之研究》等论文（这些文章初发表于绍兴教育专刊等，后收入作者文集们L童文学小论》，儿童书局，1932）。在这前后鲁迅也发表了号召建立国民文艺研究会的文章。（参见《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7卷）他们兄弟还亲自采录歌谣或并征集童话。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了。
1917年的春天，是中国学艺上疾雷惊蛰的春天。“文学革命”的呼声和新诗创作的实践，很快唤起了青年们的醒觉。第M年（1918）的春天，由刘半农、沈尹默的建议，蔡元培的支持，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他们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附刊《歌谣选》，并发表《征集近世歌谣简章》。两年后，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到1923年冬，北大建校25周年纪念日，该会编印《歌谣》周刊。开始仍附于《北大日刊》，25期后，才独立发行。这个周刊，一直出到96期（其实是97期）。因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创刊，歌谣等稿子并入其中，《歌谣》才告停刊。
北大歌谣研究会，除了广泛收集歌谣和发行周刊之外，在那些时期，还编印了《吴歌甲集》（顾颉刚）、《看见她》（董作宾）等歌谣丛书。
《歌谣》周刊一开始，就在《发刊词》（1922年12月27日）上表明了收集这种口头文艺的目的。共有两点，一是学术的（按即民俗学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一是文艺的。“从这种学术的资料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种意见，在以后一段时期内，指导着学界这方面的收集、研究活动。
《歌谣》周刊，不但每号都刊登歌谣材料，同时也登载探索和讨论等理论文章——还有理论译文。在所刊的百数十篇长短不一的这类文章里，对于歌谣学、民间文艺学乃至于民俗学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或比较深入的探索和解答。这是我国这门新学科一桩可贵的财富，其中有些意见，到现在还是值得回味的。
周刊在开始一段时间，刊载的资料和讨论的问题，比较局限于歌谣范围。后期扩大内容，传说故事、通俗小调及风俗习尚也包括在内。这种趋势，是自然发展而成，并不是由于个别参与者的私人意图（记得文革前，有位学者对这种现象表示不满，好像是《歌谣》周刊的退步，这种意见，真不敢附和了）。
“五四”运动发生以后，由于文化界人士的醒觉，新思想、新学术的浪潮一时汹涌。歌谣运动也在广泛展开，各省报刊，不但刊载新政论，新学理论文及新文艺作品，同时也登载本地歌谣，或转载这类材料。记得当时我们广东的省报《群报》及地方日报，都开辟有“歌谣”这一栏。我开始注意这种野生的文艺，就是从那里引起的，稍后才直接看到《歌谣》。出版界也纷纷出版这方面的集子，如《各省童谣集》（商务印书馆）、《民谣集｝）（泰东图书局），乃至于《童谣大观》（广益书局，《歌谣》周刊上曾载有批评它的文章）。当时有些教育机关，也编印这类集子，如江苏第一师范所出的《儿歌集》（1923），就是一个例子。民间故事的搜集、刊载，也渐渐成为风气，突出的例子，如《妇女杂志》，就在第七卷（1921）里刊登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语丝》（1923）也在这方面加以提倡。总之，歌谣征集处和歌谣研究会的活动在当时及稍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影响是相当广大的（20年代后期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及杭州学界的中国民俗学会等等的兴起和活动，都跟它有密切关系）。
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的贡献成果是多方面的，这里只取出两点，稍加论述，以概其余。那就是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搜集、研究和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先谈孟姜女故事研究。
孟姜女故事，是我国著名的民间传说之一。顾颉刚抓住这个好题目，用狮子搏兔的劲头去广泛收集资料，精心进行探索。他在周刊上，首先发表了那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这篇填满了整整一号周刊篇幅的文章，虽然还只是全文的上半部（这论文的完整的形式，是后来刊登在《现代评论M周年增刊》的《孟姜女故事研究》1921．l），但是它却在当时学术界射出一道强光。作者在论文里，把唐、宋以来流行的孟姜女传说追溯到东周时代的杞梁妻故事。他沿着历史时代的发展，叙述了故事随着社会形势、民众心理而或小或大地变化着的情况。从一个阻止非礼郊吊的杞梁妻变为万里寻夫、哭倒长城的孟姜女，这故事实在离奇，似乎有些使人难以相信。但当年这位年青的历史学家，同时是一位忠实的考证家。他不仅博学，也善于慎思明辨，他用了极丰富的资料和认真的态度做出了坚实的结论。直到现在，国内外还有一些学者对这个结论在表示怀疑。但不能提出什么真正有力的论据。我是相信作者的判断和论证的可靠性的（参看拙作《评介一位苏联汉学家的神话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三期，1988．5）。
该论文刊出后，作者又就一些跟故事有关的问题，写了几篇小论。并把它和读者的通信及他们提供的各种资料（歌曲、传说、记述等），在《歌谣》上刊行了几个专号（这些，后来作者还把它编成3个册子，在中山大学作为民俗丛书印行）。
回想这篇故事论文发表时的情形是有意思的。论文一刊出，就引起了学界的震动。许多学人从心里感到惊异、钦佩，大家忙着给作者写信表示赞赏，并提供所知道的资料。现在我们试看看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的刘半农（他当时正在巴黎留学）的信里所表白的意见：“在《歌谣》六十九号中看到《孟姜女》一文的前半篇，真教我五体投地。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歌谣》周刊第八三号，1925．3．22）这话初看起来好像有些夸张，但从历史文献和实际情况查考起来，却是一种实在话语（但这并不是说顾氏的论文已经尽善尽美了）。
现在再谈董氏的论文《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这篇论文，是作者“从一万多首的歌谣中，……选出四十五首同母题的歌谣”（“隔着帘子看见她”），加以考察分析、综合，得出（甲）风俗，（乙）方言，（丙）文艺三方面的概略情形。在整理过程中，他曾经过取材、分地、考订等手续。作者的分析眼光是很细致的。例如关于风俗方面，他对作品中“女子服装”的分析，就得出从北京的、南京的、直到绩溪的，共12类。又如关于文艺方面，他根据同类型作品的结构，为分5段，每段都列举了那些作品的实际状态并加以比较和说明。这种分析、比较的结果，使读者能够窥见同一类型歌谣，对同一事情所描写的各自形态。作者的手腕并不仅长于分析、比较，他也颇善于综合说明。例如他在对方言方面的总述中说：
由分地整理之结果，可以知语言的变迁与歌谣有同样的关系。……甲地和乙地的歌谣相同，就是甲乙两地语言相通的证据；歌谣不同，也可以说就是语言不通。……一山相隔，歌谣便自不同，一水相通，歌谣便可传布。就这一首（按：应说“这一类型”）中，已经可以窥见。以后我们只努力的采辑歌谣，同时就是调查方言的根本大计了。（《歌谣》周刊，63号， 1924．10；12）
这篇关于同一类型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论文，还有别的一些优点，这里就不再琐琐细说了。它刊出后也引起学术界的瞩目、倾心。它可说是自北大搜集发表歌谣五年多以来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跟前文所介绍的关于孟姜女的研究，先后辉映，堪称这时期口承民间文艺学上的“双壁”。由于它们的诞生和存在，使我们这门新的人文科学有了比较坚牢的基础，在那稍后的一段时期里，一些新产生的故事、歌谣的研究性文章，不少是从它们得到启发或方法上的借鉴的。这就证明它们在当时学界所具有的意义了。在材料的收集、整理方面，歌谣研究会的工作也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上面说到的顾颉刚的《吴歌甲集》。这部材料，原来分期刊载于《歌谣）｝周刊，后来才汇印成专册。它的取材虽然稍杂（除了大量朴素的口头歌谣，还收有一部分城市妇女吟诵的唱本式一类的作品），但是在注释的精细上是值得称赞的。特别编者所撰的《写歌杂记》十章，其中像《起兴》、《撒帐》等都是在歌谣学上颇关重要的文字。此外还有魏建功的《读歌札记）、《吴歌声韵类）｝、疑古（钱）玄同的《苏州注音字母草案》及《歌谣中标字的讨论》（沈兼士、顾颉刚）等附录，胡适、疑古玄同、刘复、俞平伯的序言。前者大都跟这部歌谣本身语言、声韵等有密切关系，后者也大都“言之有物”，足供参考的。一个民间文学的资料集有这样的详密注解及辅助的资料和理论，不但在当时是空前的，到现在也没有看到第二部。它的科学性是不容埋没的。
“五四”后期，是口承文艺学活动相当兴旺的时候，理论方面，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外，还有那些书面化了的古代民间歌谣的被重新提出和推崇。关于这，我们只要举出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卯’讲义（1921）和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192）便可见一斑了。《国语文学史》是那些时期胡氏在北京、天津等地国语讲习班的讲稿。讲者在讲义里，阐述了他对中国白话与文言的离合历史和白话文学发展的情况。在汉、魏六朝的文学中，讲者就只是举述那些时代的乐府民歌（他称做“平民文学”）。所谓词赋、古诗文等都没有资格登场。并且对那“平民文学”评价很高，例如试看对于《焦仲卿妻｝）称赞说：“汉代民间文学的最大杰作自然是《孔雀东南飞》一篇。这一篇写的是汉末卢江小吏焦仲卿夫妻的悲剧，凡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乃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篇最伟大的史诗。”（《重印国语文学史》第二章）这种关于文学史的新见解，无疑是要使当时听者或读者耳目一新的。
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上），是一本断代的新的文学史著作。他把文学分为“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并重视文学跟音乐、舞蹈的关系。在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的问题上，他重视平民的文学。在谈到汉、魏平民文学的章节里，他明白说：“贵族文学，在文学史上，固然也有相当的（古典的）价值。现在作文学史的人是（以）词赋派文学为上，平民文学为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述乐府不过两页）。我现在反过来，以平民文学为重，……”（《中国文学概论》第二编，第一章，亚东图书馆）在实际的处理上，第二编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共6章，篇幅90余页（37－125），而同时代的贵族文学、第四编，共三章，只有寥寥十余页（149－166）。在评论上，对平民文学，不但比较详尽，且多赞美的词句。随便举个例子，如对于六朝民歌中双关语（或谐音修词法）说：“六朝文学中之?词，确实是我们中国文学中的一种隽品。它的含蓄最深，又耐人思索，使人百读不厌。况且他的出处又不是从书上来的，只要聪明人一猜就着”。这种对古民歌艺术的见解，在当时是新颖的，也是富于启发性的。
文学史，主要是古典文学的园地，对它的见解，容易偏于保守。胡、徐这种大力提高古代口承文学的著述的出现，无疑要给当时一般新文学和口承文艺学运动大大添威助势。胡适在给《中古文学概论》写的序言上指出了汉魏六朝的民间文学，不断由原来在野的身份，上升为“正统文学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之后，接着说：“我们做中古文学史，最要紧是把这种升沉的大步骤—一点出来，叫大家知道一千五百年前也曾有民间文学升作正统文学的先例，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比较的材料，也许可以打破我们一点守旧仇新的顽固见解。”（《中古文学概论》卷首第八页）这最后一句话，是多少道破了上说那种情形的。
“五四”时期，口承文艺的发掘与探索，是这门学问的初期建立阶段，也是当时整个民俗文化学兴起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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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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