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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Oral epic，也被称作“民间史诗”或“原始史诗”，是指在民间口头流传发展起来的、以崇高风格描述伟大严肃题材的叙事长诗，主人公多为神或英雄。
[2] 林修澈、黄季平：《蒙古民间文学》，唐山出版社，台北，1996年，第78页。
[3] Epic compose, 这一术语是指史诗歌手在演唱时，既高度依赖传统的表述方式和诗学原则，又享有一定的自由度去进行即兴的创造，因而是介乎创造与编作之间的状态。陈中梅汉译本《伊利亚特》（花城出版社，广州，1994）的前言里说，一般认为，《伊利亚特》的“创编”时间可能在公元前750至675年之间。
[4] 简而言之，就是谁是荷马？他是何时创作出我们惯常归功于他的那些诗作的？
[5] John Miles Foley: 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1988. P.2. 引文为笔者所译。
[6] Friedrich Wolf: prolegomena ad Homerum. See Myres, J.L.: Homer and His Critics. Ed. D.F.Gra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7] 例如维柯的相关论述就有代表性，特别是下面两段话：“至于希腊许多城市都争着要荷马当公民的光荣，这是由于几乎所有这些城市都看到荷马史诗中某些词，词组乃至一些零星土语俗话都是他们那个地方的”。“关于年代这一点，意见既多而又纷纭，分歧竟达到460年之长，极端的估计最早到和特洛伊战争同时，最迟到和弩玛（罗马第二代国王――中译注）同时。”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97，第416、439页等。
[8] 较为晚近的例子，见《奥德赛》（陈中梅译，花城出版社，广州，1994）的“前言”：“综上所述，我们倾向于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同为荷马的作品。鉴于两部史诗中的某些‘不同’，我们似乎亦可以做出如下设想，即认为《伊利亚特》是由荷马本人基本定型的作品，而《奥德赛》则是他的某个或某几个以唱诗为业的后人（Homeridae“荷马的儿子们”）根据荷马传给他们的说诵和该诗的基本格局整理补删，最后基本定型的作品。”
[9] Oral Formulaic Theory, 又以两位学派开创人的名字被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 Parry-Lord Theory）。
[10] “每一位有本事的歌手往往依当时情形即席创作他的歌，所以他不会用丝毫不差的相同方式将同一首歌演唱两次。歌手们并不认为这种即兴创作在实际上是新的创造”。见Radlov, Vasilii V.:Proben der Volkslitteratur der nordlichen turkischen Stamme, vol. 5: Der Dialect der Kara-kirgisen. St. Petersburg: Commissionar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85.
[11] Lord, Albert: “Avdo Medjedovic, Guslar.”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69:320-30. 关于姆敏和阿夫多这两首歌的详细比较，又见 The Singer of Tal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London, England, 1960. P. 102-05.
[12] 荷马文本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据传雅典当政者裴西斯特拉托斯（约公元前600－527年）最先把荷马史诗整理成文。该雅典文本（或称裴西斯特拉托斯文本）是“泛雅典赛会”（Panathenaea）采用的标准文本。在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曾大量引用荷马诗句，有些文字与当今流行的文本之间出入颇大。到了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社会上流传的大致有下面四种本子：（1）传抄较严谨、被普遍接受的文本；（2）各类地域的或“邦域”的文本；（3）某些个人校订珍藏的文本；以及（4）吟游诗人们自改自用的文本。在上述诸本、可能主要是第一种本子的基础上，厄菲索斯的泽诺多托斯（Zenodotos）修订、整理出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所谓“规范本”。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奈斯（Aristophanes）和萨摩斯拉凯的阿里斯塔耳科斯（Aristarchos）等亚历山大学者也为其定型和评注做出了贡献，包括为荷马史诗分卷等。一般认为，经他们的手出来的本子是近代流行的荷马史诗本子的直接前身。Venetus Marcianus A是现存最早的《伊利亚特》抄本，成文于公元10世纪；现存最早的《奥德赛》全本是Laurentianus，成文于大体相同或稍晚的时期。另有许多长短不一的史诗片断传世，有的可能成文于公元前3世纪。
[13] 该诗通过三份手稿而得以保存至今：手稿甲现存慕尼黑，手稿乙存圣加尔，手稿丙存多瑙埃兴根。
[14] noun-epithet,名词性特性形容词，特性形容词又有译为性质词语的，是指加于（或用来代替）人或事物一般名称的描述词或短语。如以狮心理查指称英王理查一世。《格斯尔》中以“十方圣主”指称格斯尔，就是典型的特性形容词。
[15] 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 Ed. Adam Par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1-190; 191-239.
[16] John Miles Foley: 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1988. P.26. 引文为笔者所译。
[17] 举例说，有人认为在古代法兰西叙事诗歌作品中程式频密度超过20％就可以断定它是具有口头来源的。《罗兰之歌》的该项比例为35·2％，故很易判定为口头文学。
[18] 这是德国蒙古学家瓦尔特·海西希(Walther Heissig)的归纳。它们是：1)时间，2)主人公的出身，3)主人公的故乡，4)主人公的面貌、性情、财产，5)同主人公有较特殊关系的马，6)出征，7)帮手和朋友，8)威胁，9)敌人，10)与敌人遭遇和战斗，11)主人公的计谋和神奇的力量，12)求娶未婚妻，13)婚礼，14)归来。
[19] 仁钦道尔吉：《〈江格尔〉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呼和浩特，1994，第39－41页。
[20] 众所周知，实证的方法论，在我国学术史上有过长期的论争；尤其是近四十年来，在学界曾屡遭批判。迄今为止，长期被轻诋的实证研究，可以说在人文学科的领域中仍然处于为学者们所漠视或忽略的境地。然而，从“口头程式理论”这一实证性研究的学术成就而言，我们不难看到，经过实证的手段与方法而确立的命题、理论或学说，一再显示出实证研究所内化的学术活力──依然并始终支持着人文学科畛域内诸多理论的学术价值及其评价系统。因此，我国史诗研究界在反思或矫正方法论的同时，这一理论的衍成过程与其方法论意义，不但是重建实证研究这一学术观念的确证性支点，而且是认同其方法本身在文本研究中可以运用“实证”加以推导，其所得出的相应结论也经得起实证之检验的重要参照。那么，探讨文本性的实证研究及其基本的操作原则，其叙事学价值乃至诗学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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