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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钟敬文“民俗学是现代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与产生背景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钟敬文就已明确提出“民俗学是现代学”。之后相关主张在他的著述中反复出现，也有所变化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的一系列政治风波的冲击中劫后余生的钟敬文，立刻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恢复和重建民俗学学科的工作中，应和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敏锐地提出了民俗学不应该只是“古代学”，也应该成为“现代学”（有时他也表述为“现在学”）的问题。
1979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下文简称北师大）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已明确指出“我们的民俗学，既是‘古代学’，也是‘现在学’”，不过，当时并未就“现在学”展开阐述。1983年2月，他在为日本学者后藤兴善等著的《民俗学入门》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赞成作者所强调的民俗学是“现在性”的学问、是将一般民众的“生活相”作为研究对象的观点，进而由此阐发了自己关于“民俗学是现在学”的主张：“民俗学作为一种科学，它是‘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民俗学的记述和研究，是以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象为主要对象的。”就笔者目前梳理到的资料来看，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期间的讲话是钟敬文相关论述中最为集中的一次：他将民俗学到底是“古代学”还是“现代学”的问题列为关乎民俗学基本性质的四大问题之一进行了专门阐述，认为“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里面好像还没有被正式提出来”，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多少已经存在着了。
在这次讲话中，钟敬文认为自己和同事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中山大学编辑《民俗》周刊时，将民俗学当作了“古代学”，是由于当时对民俗的概念还不太清楚，因此主要使用的还是“……历史上的材料，就是古书上所记的传说、故事及民俗等”。而他现在认为“从民俗学的一般性质来讲，它应当是现代学的”：
它的工作方法是对现存的民俗资料进行调查和搜集，也就是它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现在的。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现代。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
他进而对当时学界普遍存在的沉迷于古代研究的做法提出了明确批评：
现在有些同志着眼古代文献上的东西，所用的材料都是古代书本上的，所得出的理论结果也不见得能为现代生活、文化服务。……假如有个别人这样做还不太要紧，如果很多人都在这样做，那就成问题了。我们的民俗研究，如果从材料起就都取自古代文献，那就不是现代学而是古代学了，是属于历史学范畴的学问了。
在这段简短的文字里，钟敬文针对中国民俗学从建立初期直至当前一直存在的浓厚“古代学”取向——着眼于古代文献，所用材料来自古代书本，研究结果不能为现代生活和文化服务——进行了反思和批评，特别阐述了民俗学与历史学的区别，并从资料、方法以及研究目的三个方面，阐明了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的根本特质。正是在中国民俗学会成立期间的讲话里，他的“民俗学是现代学”的思想日渐呈现出一定的系统性，主要可归纳为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其工作方法是对现存的民俗资料进行调查和搜集；第二，它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现在的，是从现代社会中采集来的，甚至要靠自己采集的第一手资料；第三，研究的目的是现代，要能为现代生活和文化服务。
在钟敬文随后的若干论著中，这一“民俗学是现代学”的思想继续得到强调，略有发展但相对稳定，构成了他有关民俗学整体思想中的关键性内容。例如他在1985年发表的《民俗学与古典文学》中，比较了古典文学与民俗学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文学作品”，所以“严格地讲，古典文学研究乃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而民俗学则不同，它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
……民俗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这几门姐妹科学一样，都是现代的科学。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它们的着眼点主要是现在而不是过去。由于它们的现在性，所以它们往往非常注重实地调查、实地考察，尽可能掌握第一手活的资料。所以，这几门新兴学科带着更多的实证意义，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
1998年，在他去世的四年前，钟敬文撰写了对自己一生的学术历程加以总结和反思的重要文章《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与体会》，其中再次重申了这一思想，尽管表述稍有不同：“民俗学是一门现代学，谨慎一点说，是带有浓厚的历史意味的现代学。这种学科，跟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相近，它的基本资料和观点的形成，是需要由当前事实现象提供的。”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钟敬文强调的“民俗学是现代学”思想，其系统性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四点。第一，从研究对象而言，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包括古代的遗留文化，但主要是现代社会中的民俗事象。这一思想在他于1998年主编出版的《民俗学概论》中，表述更为清晰，明确指出了民俗学之所以是现代学，是因为所研究的民俗“……是人民大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虽然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但也是人民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民俗学是一门‘现在的’学科，它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仍存在于民间的活的民俗事象，这是一种既具有历史传承性、又表现为现实形态的民俗资料”。由于将民俗学重新定位为“现代学”，民俗研究的领域获得极大扩展，“既包括农村民俗，也包括城镇和都市民俗；既包括古代民俗传统，也包括新产生的民俗现象；既包括以口语传承的民间文学，也包括以物质形式、行为和心理等方式传承的物质、精神及社会组织等民俗”。第二，其主要方法是对现代社会中的民俗事象进行实地采集并加以科学研究。《民俗学概论》中将这一田野作业方法归结为“民俗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因为“对于存活于现实日常生活极为丰富繁多的各类民俗事象，只有通过实地调查的方法才能观察到、搜集到”。第三，民俗研究的视角（“着眼点”）主要是现在而不是过去。第四，研究目的是为现代社会和文化服务。其中的后两点在下文中有鲜明体现。
那么，钟敬文为何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中提出民俗学的现代属性这个问题呢？笔者在梳理中发现，他的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世界民俗学界的影响，例如前引后藤兴善等所著《民俗学入门》中有关民俗学是“现在性”的学问的表述，便显然为钟敬文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使他和学界同仁从“（过去）对此点认识是不够清楚的”状态中获得了教益。不过，更主要的动因，还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变迁引发的有关学科重建的意识有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1976年之后，民俗学学科需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并积极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进一步确立的实现中国社会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服务。二是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急剧大转变的特殊时期”，民俗也随之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有的风俗过时了，有的则成为生活前进的障碍物，而应时需要的新风俗也在迅速抽芽长叶”。面对这样的新形势，钟先生认为应该发挥民俗学的现实作用，对之加以研究，以为社会服务，“假如我们具有一定的民俗学知识（我们知道它的性质和规律），我们就能比较清楚地分析和处理这种非常时期的文化现象”，对其中的不同事象加以辨别分析，或使之加速消亡，或加以批判改造，使之得到保存和发展，或给予热情扶持。三是新时期的社会变迁引发了民俗学的学科危机。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古俗”与“先民”消失，学科对象的萎缩和消失引发了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学科危机，这个时候，重新认识研究对象和讨论学科的现代性便成为民俗学研究者不容回避的问题。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掀起的一场“文化热”的大讨论，显然也增强了钟先生的这一思想。在这场有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中，钟敬文积极从民俗学的立场出发，大力宣传民间文化和民俗学的现实作用，强调民俗学对“现代社会”研究的重要性，以便民俗学能在“现代”的时空层面上广泛开展工作。钟敬文参与这场“文化热”讨论的成果形成了一本小册子《话说民间文化》，其中着力阐发了民间文化对于现实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不过，这里应该指出：尽管钟敬文先生有关“民俗学是现代学”思想的明确提出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但是其理念雏形和具体实践——对当下传承的民间文学和民俗事象的关注和运用——却可以追溯至其学术生涯的早期，甚至可以说，类似的理念追求自觉或不自觉地伴随了他的整个民俗学生涯。钟敬文最初踏入民俗学的园地是受到“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当时，他积极响应《北大日刊》发布的《歌谣选》以及《歌谣》周刊的号召，开始“不知疲倦地在向周围的人们采录民间歌谣、故事”，“尽力采集、记录那些野生的文艺”。他于1932年撰写的《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献给西村真次和顾颉刚两先生》，也有意识地运用了数则当时人采录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并与古代文献相结合，来研究这类广泛流传的著名民间故事。他在1933年撰写的《与W·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中也多次指出“过去‘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固然相当地保存着古神话和传说，但现在还泼剌地存活在民间的农夫、樵子、渔妇们的口碑中的神话和传说等，真可说是相当充实、闪光的宝库！”因此，他批评那些“仅仅抱着两三册比较古老的文献，口里高嚷着中国神话和传说的不存在或稀少”的做法，“不是很通达的学者所应有的态度”。从这里都可以看出钟敬文自其学术生涯的早期，便与主要依赖古代文献的研究取向不同，而是较为注重现实社会中活态的民俗事象，并重视实地采集资料在研究中的运用。这一取向和方法，后来在他的研究中也常被使用，并构成钟敬文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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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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