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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三妹歌仙传》的作者不是张尔翮
问题追索到这里，大致线索已经清楚了，但因为《刘三妹歌仙传》是刘三妹研究史上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我们还想继续追踪一下作者张尔翮到底是什么人。
过去的刘三妹研究只关注史料本身，极少关注史料背后的编纂者。即使关注，也只关注《粤风续九》《广东新语》和《粤风》的作者。只有游国恩曾经核查过孙芳桂的身份，发现“《刘三妹传》是他和吴淇同官浔州时写的”，对于张尔翮的身份，似乎从未有人核查过。
因为《刘三妹歌仙传》讲的是贵县故事，文末又有“兹吾郡司理吴公采风至此，访歌仙之迹，命翮为传以纪之”，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得从《贵县志》开始查起。可惜不仅新旧《贵县志》中找不到张尔翮的影子，连贵港市的方志工作者都对他一无所知，如《贵港市志》称：“张尔翮（行历未详，可能为浔属吏）撰《刘三妹歌仙传》。”
既然《贵县志》没有张尔翮的信息，笔者只能抱着一线希望再查府志，结果赫然在同治《浔州府志》中发现张尔翮居然是清代浔州府第四任知府，下注：“富平人，贡生。”
光是“知府”这个身份，就足以推翻我们上一节的推测。从张尔翮与吴淇的关系来看，张尔翮是知府，一把手，吴淇是推官，下级官员，张尔翮怎么会说出“吾郡司理吴公采风至此，访歌仙之迹，命翮为传以纪之”这种有违官场伦理的话呢？
事出反常，一定有问题。于是笔者在各个方志资料库中反复搜寻张尔翮的资料，发现他早在顺治二年（1645年）就已出仕，陕西富平人，贡生，先后在河南祥符、安徽虹县、芜湖等地辗转任职。前面的任职情况跟我们的话题没关系，且不去管它，关键是看他什么时候到浔州。
张尔翮前一站任职是在赣州。康熙《赣州府志》记载他是清代第四任知府：“张尔翮，字鹏飞，山西人，贡生，顺治十六年任。”此处山西当为陕西之误。他的继任孔兴训是康熙三年（1664年）到任的，也就是说，张尔翮应该是康熙三年（1664年）交棒给孔兴训，然后转任浔州的。
可是，《刘三妹歌仙传》说得清清楚楚，作者是在“癸卯清明日”访友于西山杨氏，癸卯年是康熙二年（1663年）。赣州距离浔州一千五百里路，如果张尔翮康熙三年（1664年）才离开赣州，他就不可能康熙二年（1663年）到贵县西山去访友。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孔兴训尚未到任，张尔翮就提前一年多离开了赣州呢？
张尔翮既然是浔州知府，就一定会在浔州留下更多印迹。翻阅历代《浔州府志》发现，张尔翮到任浔州之后，曾经主持重修过《浔州府志》，刊刻时间是康熙七年（1668年），可惜该志早已失传。但是，张尔翮为该志所写的《浔州府志略叙》，还保存在续修的《浔州府志》艺文志中，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予由虔（赣州简称虔）改守是邦，下车之日，即欲谋诸父老校厥郡籍，而文献凋零，无复存者，盖由兵燹之煨烬故也。越二载，而桂邑令尹孙丕承乃始遍采博搜，汇辑是编，题曰《浔州府志略》。予得而付诸梨枣。”
其中特别提到“越二载”，难道他是康熙五年（1666年）才到浔州？可惜《浔州府志》未记官员到任时间。不过，《古今图书集成》收录有张尔翮的一篇游记《九日会登思陵山记》，其中提道：“余自丙午秋莅临兹土，目击狼猺杂处，猿狐夜啼，悲凉之感，固在所不免，兼以水土异，宜日事药饵，虽有名山在望，亦觉兴致索然。”这里提到的信息非常明确，他的确是丙午年（康熙五年，即1666年）才到浔州就任。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信息非常重要：张尔翮的身体很差，需要“日事药饵”，连城西五里地的思陵山（现桂平市西山风景区）他都不愿意去，他怎么会跑到一百三十里外的贵县，再走四十里山路到仙女寨去看望一个朋友？再说了，张尔翮一介病躯，身体这么差，还是个对多民族杂处怀有抵触情绪的陕西人，连当地土话都听不懂，“其时（贵县）风气未开，风俗未变，所载九怀、五山等处民风未免强悍”，他哪来一个“西山杨氏”的朋友？哪敢孤身前往偏远山区民族杂居地？哪有欣喜的心态听一个山村老头胡说八道？
关于吴淇“命翮为传以纪之”的官场伦理问题，我们再做一个解释性的假设：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吴淇来浔早，资历深，张尔翮为了尊重吴淇，所以采用了自谦的写法？我们前面考证过，吴淇于康熙四年（1665年）离开浔州转任镇江，而张尔翮康熙五年（1666年）才到浔州，两人刚好完美错开，根本就没有时间交集，或许一辈子都没有打过一次照面。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尔翮都不可能是《刘三妹歌仙传》的作者。
三、《刘三妹歌仙传》出自《贵县志》
可是，数以百计的刘三妹研究者，为什么都将《刘三妹歌仙传》的作者写成张尔翮呢？我们还得回到它的原始出处《古今图书集成》“浔州府部艺文二”去找答案。该部收录的《刘三妹歌仙传》还有另外一个标题“即《西山仙女寨》”，作者署名是“前人”，而它的前面一篇，正是张尔翮的《九日会登思陵山记》。更有利的证据是，《刘三妹歌仙传》最后一段有“吾郡司理吴公······命翮为传以纪之”。单看这条材料，将《刘三妹歌仙传》作者断为张尔翮并没有问题。
《刘三妹歌仙传》这篇文章的前前后后都未注明出处。但幸运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共有两处保存了这篇文章。另一处保存在“闺媛典·闺奇部外编一”，既未标文章名，也未题作者名，但在文首注明了出处是《贵县志》。另一个关键信息是，《刘三妹歌仙传》中“吾郡司理吴公······命翮为传以纪之”这句话，在“闺奇部外编一”收录的文章中却没有“翮”字！这就说明，《古今图书集成》不同卷部的编辑人员在采录同一篇文章时，做了不一样的处理，两篇中至少有一篇是被编辑人员动过手脚的，要么是“浔州府部艺文二”加了一个“翮”字，要么是“闺奇部外编”减了一个“翮”字。
有了出处就有了线索。因为《古今图书集成》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就已基本编定，所以文章的出处只能是康熙年间的《贵县志》。
康熙年间的《贵县志》非常简单，只有一修，一卷，可惜早已散佚。光绪《贵县志·凡例》称：“旧志修于康熙年间内翰李公彬之手，耆老相传云：‘成书仓促，采访参遗。’”又说：“原书无序文、凡例、目录、图说，而且沿革、秩官、选举均无表。”从现存的各种评述来看，康熙《贵县志》就是两位地方文人李彬、曾光国的个人著作。如果是个人著述，书中艺文不标作者名，完全可以理解。下一个问题是，这篇文章到底是李彬的，还是曾光国的？
李彬（1633—1722）是广西历史文化名人，字伊丽，号厚斋、愚石子，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吴三桂曾聘其出仕，拒不就职，有《愚石居集》存世。李彬祖籍山东，诗书传家，其先世因与方孝孺诗文往来而被遣戍，落籍贵县。《嘉庆重修一统志》称：“李彬，贵县人，康熙进士，土宼杨奇清乱，彬活千余人，却吴逆币，性嗜学，著有《愚石居集》。”可见其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力。
曾光国，“字义斋，又号山水郎，郭南里人。质直好义，耽吟咏。康熙间贡成均，与进士李彬称莫逆交，凡遇一丘一壑，或纪以诗，或题字镌石，虽不工，亦韵事也”。曾光国特别爱好游山玩水，贵港市的许多名胜古迹都留有他的墨宝，比如南山寺石刻存有“登临即仙”“天花满座”等多处曾光国题词，以及《南山八景诗》等；大圩镇龙岩山南岩洞洞口有曾光国题刻“东方巨观”，东岩石壁则有曾光国题诗：“秋霜才数日，策杖上天宫；石古生飞虎，岩虚隐卧龙。瘦花依径老，醉叶扫阶红；笑引同游去，云淡没履踪。”现在贵港市文物部门还存有曾光国墓志碑。
曾光国风流倜傥，家财殷实，在当地留下了很多捐建记录，比如：“康熙二年（1663年），贡生曾光国捐资设大南门外义渡，成为两岸民众过江的首选渡口，也是外埠人员沿水路抵贵登陆的码头渡口。曾光国在江边礁石崖壁上题额‘过渡莫争船’五个大字（今存）。”又比如，现在贵港市通往南山的犸骝塘石桥，也是曾光国与李彬一起组织修建的。以其行事风格，《贵县志》应系曾光国出资制作。
李彬与曾光国虽是好朋友，但文章风格很不一样。李彬的文字沉郁冷静，精雕细琢；曾光国的文字跳脱有趣，通俗直白。相比之下，《刘三妹歌仙传》的文字风格明显与曾光国更接近，因此，笔者暂时锁定曾光国，以“曾光国”进阶搜索各类文献。
笔者一边看材料，一边想：要是能够找到一条材料，说明曾光国有一个杨姓朋友，跟西山和刘三妹都有点关系，这桩学案就算有着落了。笔者把与之相关的“贵县”“覃塘区”“石卡镇”“西山村”“七星山”“仙女寨”“杨姓”甚至“西山方竹”这些关键词全都植入大脑，不停地在文献中搜索。这时候，读书就像打麻将一样，一手好牌单等一张幺鸡，你会紧张地盯着牌局，急切地盼望那张幺鸡的出现。当然，一般情况下是直到终局也等不到的。
四、《刘三妹歌仙传》作者是曾光国
有了预设的目标，回头再重读各类文献的时候，阅读的眼光就不一样了。原来看吴淇《粤风续九》的时候，从来没觉得书中的文章排序有什么讲究，也不觉得那些陌生的名字有什么特别之处，作者叫作张三或者李四都无所谓，这些名字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可是，当笔者知道了孙芳桂是吴淇顶头上司的时候，对于为什么要把孙芳桂的《歌仙刘三妹传》置于全书首篇，也就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同样，当笔者满脑子想着“曾光国”的时候，重新翻开《粤风续九》，一下就发现排在全书第二篇的《始造歌者刘三妹遗迹》，其作者就是“怀城曾光国”（怀城是贵县古称）。这篇文章正是笔者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那张“幺鸡”！鉴于此文的曝光率比较低，许多读者可能还不熟悉，兹将全文转录如下：
始造歌者刘三妹遗迹
怀城曾光国述
南徐罗汉章阅
刘三妹，不知何时何许人，相传为始造歌者。生而聪慧，解音律，游戏得道。尝往来两粤间。两粤蹊峒，种类最繁，所过之处，咸谙其语。遇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歌，与之唱和。某种人永奉为式焉。同时又有白鹤秀才者，亦善歌，相遇于邑之西山，相与登山而歌。粤西之民与裔，不远数百里，皆裹粮从之。歌处名七星岩，后有如人两石，涌出岩巅，宛相对立。一男形，曰“秀才石”；一女形，曰“妇人石”。妇人石云即刘之化身也。每风月夜，隐隐闻歌唱之声。自此，居人善歌者益多，或至废业。堪舆家谓于地弗利，椎破其口，遂止。邑之南山有洞，亦刘唱歌处，其岩亦以白鹤名。土人祀刘于洞中，凡作歌者，不论民与狼、獞、猺、山子等类，歌成，必先供一本，祝者藏之。有求歌者，就而录焉，不得携出，渐积遂至数箧，兵后荡然矣。南山之南，又五里许，亦有洞，曰“刘三妹洞”，呼之辄应云。
曾生曰：刘三妹之名，邑志不载，而石人之说，因详也。予尝从邑侯杨公闽人，讳必祯，字谈公游西山，杨公以佚事讯予，予举以对。杨公遂口占一绝云：“风流逸响未曾阑，仿佛清歌出碧峦。可惜歌声今已绝，月明空照两峰寒。”其感人亦深矣哉。
这篇文章最奇妙的地方在于：曾光国不仅回答了“西山杨氏”是谁，为何前往西山旅游，而且表明了自己对于刘三妹的认识与那个八旬老头并不一样；但是，两篇文章又有一个奇特的共同点，《刘三妹歌仙传》说刘三妹“慵事针指”，《始造歌者刘三妹遗迹》则称“居人善歌者益多，或至废业”，意思都是唱歌耽误了正经事，这个观点是其他类似文献中都未曾提及的，亦可作为两篇文章同一作者的小旁证。
五、县官与乡绅的三月三采风交游
有了“杨氏”的确切名字，我们可以再查查这位“邑侯杨公”。杨必祯，福建晋江人，顺治五年（1648年）副贡，时任贵县知县，后转任华亭知县。《贵县志》《晋江县志》和《华亭县志》均见载录。民国《贵县志》称：“杨必正，福建晋江人，顺治十四年以拔贡知贵县。振兴文教，申报荒芜，省刑缓征，庶政具举，守土尽职。”另外，《华亭县志》称：“杨必祯，福建晋江人，前浔州贵县知县，顺治十七年补任（华亭知县）。”可见，杨必祯在贵县的时间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但曾光国写作《刘三妹歌仙传》的时间却是康熙二年（1663年）。这也就意味着，文中的主体部分，也即被孙芳桂当成经典转录的这个部分，八旬老头那一大堆关于刘三妹身世的叙述，其实并不是当时的田野记录，而是曾光国应吴淇邀约而做的追录，其中已经加入了许多曾光国自己的想象和润色，复述准确度是比较低的。
另外，文中的“西山杨氏”，不知道是山里的朋友也姓杨呢，还是故意将“西山”和“杨氏”两个关键词做了一个追念性组合。最可能的情形是，曾光国因为跟吴淇吹牛的时候把几年前的游历说成了当年（癸卯年）见闻，所以，他就不能在文章中明白地说出杨必祯的身份，只好囫囵说个“西山杨氏”。这种模糊处理，吴淇不会怀疑，知根知底的朋友李彬等人也不会取笑他。
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曾光国和杨必祯到底哪年去的西山？根据《刘三妹歌仙传》，曾光国一行造访西山是在清明节，“遥见人影三五成群，互歌相答，惟闻呵呵声，而不知其所歌何调”。此情此景，不免让人联想到，这是“三月三歌俗”。
曾光国的西山朋友，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间点邀请县太爷来访，很可能就是为了让他们领略三月三歌俗。许晓明博士对壮族三月三的调查表明，广西壮族及其他许多民族，都有三月三对歌和祭祀刘三妹的习俗：“从古籍资料记载和本志田野调查成果来看，壮族三月三有对歌活动，但是祭祀和扫墓才是其活动的主要内容，对歌一般是在祭祀之后才开始进行。”
在广西，许多传说都提到刘三妹正是在三月三升仙的：“她告诉家人，说已得道成仙，要与家人道别，以后每年的上巳节一定回来，如果平时有所请求，可向她以前坐过的大石呼唤，她会有求必应的。从此就不知她去了哪里。”此后每年三月三，就成为大家唱歌敬神的日子。广西的三月三节俗中，唱歌、敬神、祭祖是三位一体的。曾光国特别强调“清明日访友”，正是因为他对仙女寨村民唱歌、敬神、祭祖三位一体的印象极其深刻。
有了这个背景知识，我们再查一查万年历，看看康熙二年（1663年）之前，哪一年的清明节跟三月三是重叠的，这一年很可能就是曾光国西山访友的年份。癸卯年（1663）的清明节是农历二月廿七日，显然不符合我们预设的条件。而此前十年中，只有顺治十五年（1658）清明节紧挨着三月三，当年清明节是三月初二。贵县县城距离西山仙女寨四十里乡路，不大可能一天往返，如果他们清明节这天来到西山，在当地住一晚，那么，第二天就是三月三。对于杨必祯来说，这是他任职贵县的第二年，正是其“庶政具举，守土尽职”的阶段，与曾光国等地方乡绅的关系也已渐入佳境，造访仙女寨恰逢其时。
还有一点可以补充的是，曾光国与李彬两人“称莫逆交”，贵县的多处公共设施都是曾光国主捐倡修，李彬题记。直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捐建接龙桥时，两人仍在延续该合作模式，可见两人年纪相仿，俱得高寿。其合编的《贵县志》不仅让两人多篇诗文得以存世，同时也让他们的好朋友——知县杨必桢在贵县期间的十余篇诗文得以收入《古今图书集成》而存世，其中《西山》即为游仙女寨诗。曾光国的诗文风格，模仿杨必桢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说明两人关系密切。民国《贵县志》称杨“去后四年，士民追怀其德，建去思碑于署前”，十有八九这个去思碑也是曾光国建的，不过，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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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于佳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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