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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鹏程]发明一种新文体:近代革命传说的生产
  作者:祝鹏程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3-09-13 | 点击数:12321
 

摘   要: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民间文艺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文体——近代革命传说,记录了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的起义事迹。这些传说的前身是散落在村落中的零星传闻和交往记忆,民间文艺工作者借助“以线引线”的搜集和梗概性的记录,获取大量异文,通过典型化的书写和加工,将其转变为具有鲜明主题思想、清晰历史脉络、明确因果动机、完整叙事因素的传说。这一新文体超越了乡土的局限性,具备了更高的艺术表现能力,并将传统社区中的交往记忆转化成集体记忆,从而参与到了中国近代史的叙事和近代革命合法性的建构中。当然,相关实践造成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问题也值得重视。

关键词:传闻;传说;文体;近代史;集体记忆


  传说故事的搜集整理一直是民间文学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学界多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切入此话题,关注重心在于搜集技术的科学性和文本的真实性。但在现代民间文学的学科格局中,文本采录也有着“文艺的目的”,是新文艺建设的重要组成,新中国成立后,其更是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借助搜集、筛选、审核、加工等程序,原先的文本超越了小社区,一跃成为国家性的文化资源。因此,对这一话题还有很多可待深入的空间,如乡土中的讲述与整理出版的文本在形态和思想内容上有何差异?其借助怎样的转换机制而成为具有国家意义的传说故事?产生了什么样的新意义?等等。

  20世纪50年代末,在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下,民间文学界出现了一大批近代革命传说,对外如鸦片战争时期的抗英传说,对内如关于太平天国、捻军的传说,以及兼及对内与对外的义和团传说等。以实证性的标准衡量之,这些传说多经过加工改造,经不起“忠实记录”的拷问。但这些文本是深嵌入当时中国的历史进程与社会需求的,从文本生产机制的角度而言,其中尚有许多可进一步挖掘之处。本文以这类传说为考察对象,重点聚焦于其中的义和团传说与捻军传说,集中考察这类传说的生产过程与策略,挖掘其社会意义与作用,以期能为民间文学的采录和生产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一、传说的前身:被压抑的乡土传闻

  对于农民起义与民变,历代王朝出于维护统治的考虑,向来采取贬斥的态度。清王朝的士大夫对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的记载也以负面为主,动辄以“贼”“匪”等称之。从晚清到民国,在“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推动下,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旧式的历史叙事,指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开始用新的标准评价历史。不过,仍存在着种种分歧,如对太平天国传说,因其包含排满因素,故得到汉民族主义者的积极评价;而对于义和团运动,知识分子普遍将其视为愚昧排外的代表,对其展开批判。左翼知识分子登场后,进一步确立了民众史观,使农民起义获得了重视。在范文澜、侯外庐等人的著作中,义和团、捻军已经被视为反抗阶级压迫、推动民族解放的典范,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体,文史研究全面确立了唯物史观,农民起义因体现了民众的抗争性,得到了高度评价。

  此时,民间文学也承担起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下文简称“民研会”)等机构将抢救民族文化遗产与发展人民口头创作结合起来,大力搜集反映民众心声的作品,并以“人民性”的标准评价、改造、提升这些艺术,创造出一系列兼具民族立场与现代性追求的民间文学作品。在民间文学积极参与国家合法性建构的过程中,近代革命传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浮出水面。

  人民口头创作表现了民众的心声,所以由民众所发出的声音,无疑要比旧时官方和知识精英的记录更具历史“真实性”,更能体现出民众的历史认知。此外,比之严肃的历史叙事和革命回忆录,传说有着独特的优势:更具文学性和审美价值,形式通俗浅白,语言生动形象,便于民众的理解和接受。而冷战的国际大环境则为这些传说的传播进一步提供了契机,它能够唤醒民众受侵略的历史记忆,激起亚非拉受压迫国家的民族意识。因此,其一经面世便获得了大众关注。

  1958年,义和团传说最先面世。《民间文学》杂志4月号上首设“义和团的传说故事”专栏,刊登了张士杰整理的《红缨大刀》《铁金刚》《宗老路》《渔童》等8篇传说,以及顾颉刚、汪曾祺撰写的评论,引起轰动。《民间文学》编辑部趁热打铁,又发表了一批由张士杰整理的义和团传说,到次年2月,已经累计发表28篇之多。鉴于读者的强烈反应,《人民文学》《少年文艺》《萌芽》等刊物转载和发表了大量义和团传说,《人民日报》《文艺报》《河北日报》等报刊登载了一系列评论。此后,张士杰还出版了《托塔李天王》《红缨大刀》《渔童》等义和团传说集。

  趁着义和团传说的轰动效应,各有条件的地区纷纷展开对相关民间文学的搜集。安徽阜阳地区展开了对捻军传说与歌谣的调查,相关成果刊登于《民间文学》等杂志;镇江市则启动了抗英斗争故事的搜集工作;江苏、安徽、广西等地也组织了太平天国的传说与歌谣的搜集工作,并刊发了大量文本。总体而言,这些传说在20世纪50—80年代的民间文学文本生产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并通过进一步加工提高,借助电影、连环画、戏曲、曲艺等媒介,产生了美术片《渔童》、相声《大师兄闹衙门》等作品,它们进一步超越了民间文学的学科界限,在培养民众的国家意识与历史观念、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存在于原生社区中的民间叙事与《民间文学概论》中定义清晰的体裁概念大有不同,在近代革命传说中尤其明显。当它们尚未被整理出来时,与其说它们是传说,不如说是散落于村落中的、零碎的地方性传闻。

  民间传说需要较长时间的演变和流传,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形态。而近代革命事件发生相对晚近,距当时时间较短,仅流传了三五代人。“这样叙说出的‘战斗往事’,其人物、时间、地点、重要情节,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因而就很近似一篇回忆录”,故往往有一定的“历史传真性”。其尽管忠实,但却叙事简单,不像传说。另外,“农民暴动”一直是被传统社会所否定的,相关的讲述行为长期以来也是遭到压制的。有的捻军后人甚至因为在茶馆里讲述这些事而被割了舌头。由于流传时间较短、传播范围有限和长期不能获得社会认可,按照经典记忆理论的分类,当时民众关于家族前辈起义的记忆尚停留在“交往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阶段,形成了一种依附于个人经历框架的非正式的历史记忆,在家庭等小群体内部的日常互动中产生,是家族亲历和耳闻的记忆和感受,一直以小群体的、非正式的方式传承,没有借助象征性或物质性的形态得以固定化,且涉及的历史仅一百年左右。

  在很长时间里,这些事件只能局限在本乡本土的小社区中,甚至只流传于涉事者家族内部。这些人在讲述时无法超越村落的时空限制,他们只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讲述自己知道的一部分。加之村落内部共享一整套社区知识,讲述者不必对事件背景、发展逻辑、人物关系、角色形象等做过多铺陈,三言两语就能讲完。这类叙事对当地人是“默会知识”,对外地人却有着知识壁垒,无法传播到社区以外。这就大大阻碍了这些传闻的传播、发育和完善,更不可能催生出善于讲述的故事家。

  在交往记忆的框架下,人们对于这些事件的叙述在很长时间内停留在交往记忆和乡土传闻阶段,尚未充分“传奇化”。与这类记忆相关的文化实践和制度化沟通功能被主流社会长期压制,被压制的记忆既无法缔造认同功能,又无法形成持续的讲述与表达,也没有经历进一步的挖掘与开发,因此无法在“传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成既凝聚集体记忆,又具有传奇色彩的“传说”。尽管搜集者颇费心思,但初步搜集上来的文本“多是短小的,曲折的很少。······情节生动的较少,大都有头无尾,百把字的较多”,意义有限、故事性弱、篇幅简短,严重影响了主题的呈现和文本的传播,也严重阻碍了这些传闻从小社区中的交往记忆向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和公共文本的转变。

  如,捻军传说《红孩军》,其原始记录都是只言片语式的回忆,此处列一段捻军首领张老乐(张乐行)的曾孙张羹才的讲述:

  俺五爷张五孩十二岁时,头上扎个冲天小辫,就跟俺三老太太(指张老乐)干啦,他可胆大的很,天不怕地不怕,有一次俺三太太没在家,僧王来打雉河集,他带几百红孩军与张老家的人,和僧王的人打几天。

  参照张士杰记录的文本,以及捻军传说搜集者的反馈,相关记录都不是羽翼丰满的传说故事,都只是流传于乡土民众中的琐碎传闻。

  摆在民间文艺工作者面前的挑战是多重的,他们既需要借助文学的力量,将散布于乡土社区中的、缺乏文采的“传闻”转化为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传说”,还需要借助历史学的知识,将讲述人祖辈的“造反”经历提升成为国家层面的正面历史,以及将驳杂的交往记忆统一为全民族的集体记忆,使其能够反映出人民的抗争精神。

  二、素材搜集:以线引线与记录梗概

  基层民间文艺工作者承担起了主要的搜集整理工作。他们本就是乡土社会中的一员,在接触民众、搜集民间文学时,有着无可比拟的便利;同时他们多为教师,文联、文化馆干部等,具有不低的知识水平,故能起到沟通国家与社区的作用。如,张士杰是河北廊坊安次县(今廊坊市安次区)的小学教师,此前已在当地民间故事搜集上崭露头角,对地方传统极为熟悉。还有一些是地方文化干部,如在搜集皖北一带的捻军传说时,涡阳地区主要由文化干部谭继安、牛家琨完成,蒙城县由文联的李东山主导。他们需要在搜集、整理文本的过程中,贯彻新文艺的理想,创造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英雄形象,书写“我们时代的人民的历史”。

  他们知道,面对零星的传闻,仅仅遵守“忠实记录”,无法产生出有足够教化与审美功能的文本。必须经过“搜零聚整”的加工整理。当时就有人指出:“加工就是要使材料更典型,艺术加工就包括了虚构,虚构你可以把很多材料(包括与此一故事是无关的)放到一个故事中去,进行概括,这样就更集中一些。”无疑,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整理方式。

  可见,这些传说的搜集整理,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对话中产生的。正如汉学家柯文(Paul A.Cohen)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指出的:

  人们对某些历史阶段有多种多样看法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非常复杂,具有模糊不清的甚至矛盾的特点。然而,各种各样的观点要找到最适宜的表达方式,首先得满足一个额外条件:必须把谈论的矛盾问题与当时人们当中最富争议的问题结合起来。······在具体情况下,人们如何对义和团进行神话化,主要取决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潮流。

  由于相关传闻多为片段性的回忆,大量占有资料就显得尤其重要,这是能够拼合出完整传说的前提,也是能全面深入了解民众精神世界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深入群众,与当地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消除隔阂,又通过宣讲政策拉近距离,打消那些所谓的“土匪后代”的顾虑。

  在具体的搜集举措上,他们普遍采取了多次搜集、访问多人的方法,如镇江的抗英传说搜集工作,从1961年到1963年,先后组织了8次较大的搜集,访问700余人。搜集者鼓励讲述人畅所欲言,尽量记录下各种说法。如,捻军传说《红孩军》的原始记录有4个版本;张士杰搜集的《马六刀劈二毛子》的初始版本也有4个。

  很多起义已经是50到100多年前的事了,加之过去又不常讲,有些故事,特别是某些情节不加启发和引导,讲述者就不能完整讲出来。为了搜集到完整的文本,搜集者多采取了“以线引线”的方法。听到某个有价值但又过于简略的传说后,就会带着它到民众中去,讲给人们听,并请他们补充丰富,如李东山总结:

  必需[须]对一个故事采取广泛地[的]搜集、反复地[的]搜集,不止一次地去记录这一故事的各种异文,然后集中这些异文,进行比较、研究,整理出初稿,再带到群众中去,讲给群众听,群众就会对这个故事进行补充,或者对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进行纠正。同时也可以引出更多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是我们没有发现的。

  如,《任柱在捻》讲述的是后来成为捻军将领的任柱(任华邦)如何加入捻军的故事,搜集者李东山最早是听任柱的同宗曾孙任智华讲述的,他讲述的文本“头重脚轻”,将重点放在对任柱以前放猪经历的渲染上,仅在最后一句交代他因年成不好而“在捻”。李东山等人觉得不够动人,就把它讲给任柱岳父家村里的人听,鼓励他们互相纠正与补充,才获得了更丰富的情节:任柱的父亲本身就是捻军,被官府杀了。任柱被地主邓千里收留放猪,有一天饿急了带着村里人去邓家地里拔草根,被邓阻止,两边发生冲突,闹出人命案,任柱于是投奔了捻军。“以线引线”的方法既是为了激发集体创作的优势,丰富文本,也是为了使其能够按照搜集者的引导提供材料。借助这一方法,广泛搜集、充分占有同一故事的大量异文,有助于突破此类传说片段化的局限,确保能整理出完整的故事。

  由于当时的记录设备相对落后,采录环境也不佳,搜集者很难做到随听随记,也很难逐字记录,很多时候只能记录梗概,事后再补记和扩充。而传闻材料不足、叙事片段化的特点,也助长了梗概式记录的盛行。

  以搜集义和团传说成名的张士杰就是梗概性记录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很多“原始记录”都是听后追记的概要性内容。如,他曾记录下他所在的董常甫村的村民、义和团团民马六杀了自己姑姑的4则传闻。这是由村民张广良讲述的一则《杀姑姑》异文:

  董常甫马六,是义和团——这小伙忠心赤胆。因姑姑(云:李庄村人)是二毛子,竟给洋人办事。马恨之入骨。一日,姑姑往娘家来,要发展天主教,马即遇上。教训不听,就追——姑姑逃粮囤藏起来。马上法(上法以后,全不在乎),砍了粮囤,找到姑姑,就给杀了——大伙都说:“大义灭亲”是英雄。

  根据张士杰的总结,他记的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传说的梗概;②其中最生动有趣的情节;③讲述中的独特语言、技巧和讲述人的情感表现;④传说涉及的歌谣等容易被记错、遗忘的部分;⑤与传说相关的历史背景;⑥有待研究的问题。可见,被记录下来的核心信息就是传说的核心母题、必备的历史信息,以及讲述者所使用的特殊的语言和技巧,这是传说书写不可忽略的信息,前者是传说得以形成的基本因素,后者则确保了其地方色彩和生动性。

  上述做法将一则传闻进行去语境化的提取,拆解成一系列叙事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一则传说必不可少的成分,也成为整理者的“写作提纲”。他们对照与比较这些要点,遴选最能呈现主题的元素,同时对这些元素进行排列组合,最终组织出一个“最优”的故事梗概,在此基础上展开“搜零聚整”的整理,从而将各种素材成功地再语境化,形成一个能够传达出反帝反封建主旨的传说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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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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