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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民间文学教材的成型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间文学课程重回高等院校教育，正式列入大学学科体系，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在1952年大规模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民间文艺”课程以“人民口头创作”的名称成为师范院校的必修课，一些院校开始招收研究生。民间文艺学课程建设走上正轨，与之配套的教材建设也提上日程。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民间文学教材主要有赵景深的《民间文艺概论》（1950年），匡扶的《民间文学概论》（1957年），张紫晨的《民间文学知识讲话》（1963年），吉林大学、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吉林师范学院、哈尔滨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合编《民间文学概论》（1959年），加上编译苏联教材《苏联口头文学概论》（1954年）共5本。同时，存在相当数量的未公开出版教材、讲义的编撰活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形成了多种相异的传统与思潮，学人以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进行概括。处于相同的时代大势之中，民间文艺学的情形相似，呈现出北平俗文学研究、西南民俗学调查与延安民间文艺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共同发展的境况。4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民间文学的学术实践与教材编纂，主要承续了延安文艺传统并将其规模化。延安时期的解放区文艺开创了伟大的人民文艺传统，“人民性”得到高扬，民间文艺从边缘走向中心，搜集整理与创作实践均有很大的发展。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核心思想使延安文艺相比过去的民间文学研究具有更强的实践性与互动性，主体与客体存在于同一时空场域之中，对民间文艺的理解更加深入。与“五四”时期依靠个人兴趣爱好与学校对学生的号召，仅在知识分子范围内进行的搜集整理不同，延安文艺工作者注重深入现场，直接从乡村民众处采集。何其芳《从搜集到写定》（1946）强调直接向老百姓搜集，要有尊重百姓的态度，这些从实际调查中得来的经验逐渐上升为理论原则，形成民间文艺搜集调查的集体工作模式。秧歌、说书、道情、秦腔，此类在过去教材中定义不明、被相对忽略的文艺形式得到重视，延安文艺工作者不是教条式地借鉴民间文学的西方式分类，而是从民间文艺的现实生态中延展了民间文学的范围。此时“民间文艺”的使用，不是作为非作家文学的“民间文学”的同义替换，而具有了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生态进行学科拓展的深刻意义，突破了书面与口头的限制，木刻、版画、黑板报、年画、民间音乐等无语言文字的视听艺术走向中心，“民间文艺”在更广的意义上定义了民间文化活动。
延安文艺对民间秧歌、说书、戏曲的重视与成功的改造实践拓宽了民间文学的内容领域，使得这一时期的教材都将民间小戏、秧歌、曲艺视为重要部分，与民间叙事文体和歌谣并列。“人民性”作为民间文艺的重要特征固定下来，取代了“阶级性”“民族全体”等术语。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开展了全国性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运动，搜集整理成为这一时期民间文艺学领域的核心话语，搜集成为与研究同等重要的学术活动，民间文学教材均将搜集整理的原则与方法作为重要部分着力阐述，民间文学的学科领域得到拓展。同时，亦因为搜集整理活动的成果，中国各民族、各地域的民间文艺典型作品不断得到发掘，民间文艺作品选得以成为民间文学教材体例的固定组成部分。
以延安文艺传统为主的同时，“五四”文学革命缔造的学科化民间文艺学传统并未完全中断。延安文艺传统、“五四”文学传统和俗文学传统以及外来的苏联口头文学理论，共同构成了这一阶段的民间文学教材理论资源。同时，民间文艺学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需求耦合，内外部因素共同促成了民间文艺学理论整合的开始，民间文学教材进入到理论与框架的成型期。但意识形态因素亦能制导学科自身的发展，民间文学教材建设掺杂着政治形势、自身传统、外来影响等诸多因素，至80年代才真正完成了第一次整合。
在50年代初，这种理论整合进展是较为缓慢的。钟敬文《民间文学》、赵景深《民间文艺概论》及《苏联口头文学概论》代表着与延安文艺传统有别的“五四”传统、俗文学传统与外来理论。钟敬文对民间文学教材的探索始于20年代杭州时期的《民间文学纲要》讲义，至1948年他在香港达德学院执教，编写《民间文学概论》讲义，1949年至1952年，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三校讲授“民间文艺”和“民间文艺研究”课程，同时对原有的讲义修订补充，名为《民间文学》。1950年，钟敬文辑录了22篇文章，题为《民间文艺新论集》作为教学参考书，这一理论教材加文选的分册模式后来延续到1980版《民间文学概论》与《民间文学作品选》。1952年院系调整后，课程改名为“人民口头创作”，该课程讲义与《民间文学》讲义一同收录到《钟敬文全集》。
《民间文学》讲义旨在培育具备学科专业知识并学会深入思考的专业人才，具有浓厚的学科本位意识。除开民间文学的定义与特征、作用、分类、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等基础问题外，明确地提出民间文学的社会学、民间文学的美学、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中的智力与伦理这些其他教材未深入论及的问题。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神话学与美学等诸多理论，构建起对民间文学较为立体完善的综合考察框架，承续着“五四”时期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学科建构传统。该讲义对民间文学、文人文学、通俗文学的分化，已经体现了1982年钟敬文所提出“三大干流”说的雏形。董晓萍认为，民间文学理论、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互促共生的理论、通俗文学理论是这本讲义的骨架。根据董晓萍的介绍，配套本书使用的不仅有理论文选《民间文艺新论集》，也有民间文艺作品选，涵盖神话、传说、故事、谚语、谜语、戏曲等多种文体。
赵景深《民间文艺概论》是1950年作者于复旦大学讲授“民间文艺”课程整理学生笔记而成的讲义。他站在俗文学的研究立场上界定民间文艺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间文艺应包括通俗文艺，这个观点与杨荫深类似。全书共八章，题为“民间文艺的意义与性质”“民间文艺的遗产”“民间文艺的语言”“民间文艺的内容”“民间文艺的技巧”“民间文艺的音韵”“民间文艺的分类”“民间文艺的搜集与整理”，总体框架仍然延续前一时期的讲义式结构，似乎缺乏建构基础理论的学科意识，更倾向于基于现有理论拓宽研究对象。其民间文艺是文艺之源，作家文艺继承民间文艺并逐步僵化的观点也继承自杨荫深，在当时即遭到于彤反驳，认为其划分不符合史实，过于机械地以论代史。民间文艺的定义方面，赵景深延续徐蔚南的观点，同样受到于彤的批评。在民间文艺的价值与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上，赵景深都表达出符合当时文艺政策的观点，认为民间文艺是改造民众的工具，强调其工具价值，搜集整理也应以改写推广为主。于彤看到了赵景深文艺学立场的软肋，认为他仅关注民间文艺的文学审美价值却不关注其中蕴含的民众思想史，因而会认为民间文艺含有大量糟粕亟需改造。于彤认为这不符合事实。民间文艺的藏污纳垢形态不仅收纳污秽，更主要的方面是蕴涵反抗压迫的意志。
于赵二人的论争一方面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吁求与不彻底，难以深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意味着两种民间文艺学传统的冲突。于彤强调民众的思想情感，赵景深更关注民间文学中“美”的语言表达。民间文艺学基本话语的转变使本时期民间文学教材需要顺应新的立场，由过去的“民间文学”转变为“人民文学”。
《苏联口头文学概论》是1952年以苏联模式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改革后出版的第一部民间文艺学教材，是当时学科建设的重点参照对象。本书实际为苏联中学文学教科书中口头文学部分的翻译，内容十分简短，仅有两章。“人民口头创作”替代了“民间文学”，钟敬文亦言“在苏联先进科学的指导下，我们能够怎样避免错误和快步前进”，显现出中国民间文艺学话语的依附与迷失。译者连树声于1957年发文《关于人民口头创作》，引发了一场关于民间文学范围界限的讨论，其中包括当下人民创作是否属于民间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特征等问题。这些讨论的背后是在以“口头文学”或“口头创作”取代“民间文学”的苏联经验影响下，民间文学不同传统间的冲突与融合。
1957年发生的另一场讨论更加深入地涉及这个问题。1957年，刘魁立与董均伦、江源就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展开争论，许多搜集研究工作者参与其中。搜集整理问题的核心是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刘魁立仍然坚守《歌谣》周刊发刊词所说“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即一并采录以供研究的学术立场，董均伦、江源则继承刘复“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的有所选择的搜集方法，只是其选择的标准由“不涉淫亵”变成了排除封建迷信，传达群众心声。与“五四”时期以民间文艺补足新文学，取法民间而生成“民族的诗”的文艺学理想不同，这一时期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的目的是“教育”与塑造新人，塑造社会主义“新民”，是新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一部分。从抽象的“民族全体”到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人民”，民间文学经历了“人民性”的转换，“人民的文艺”成为“显性话语”。
经过这次讨论，1958年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大会制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方针与“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尽管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并未因此而结束，融合两种传统的尝试已然开始。全面搜集、加强研究更倾向于学术立场，而又突出对符合政治与文艺二重审美标准的民间文艺作品进行重点整理与大力推广。忠实记录之后的慎重整理，依然需要排除迷信与淫亵要素，“整理的目的就在于扬弃民间文学创作中的反动思想毒素和不健康成分”。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最终导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立于实践基础上的民间文艺资料学。
匡扶的《民间文学概论》显现出50年代后期理论整合的初步成果，陈泳超评价为：“该书虽然薄薄一册，但所论述的问题非常多，也非常细致，是大纲式的要言不烦，其理论概括大致代表了50年代的通行观点。”全书共十讲，总体架构突破了民国讲义式框架，不再大篇幅地分论各民间文艺文体，而是集中地探讨民间文艺学的本体理论，对民间文艺的认识也超越了片面立场，重视民间文艺的艺术特色的同时又主张民间文艺的历史真实性，“文艺的”与“学术的”并重。1980年，钟敬文在主持《民间文学概论》编写工作时，评价本书有诸多可参考之处，尤其是对人民性、艺术性、爱国主义、和文人文学的关系以及搜集整理的论述颇有价值。
内部出版的乌丙安《人民口头创作概论》进一步推动了整合进程。该书对80年代《民间文学概论》的影响较大，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总论，下编专论。第一章论述马克思主义口头文学理论。第二章论述人民口头文学的人民性。第三章论述人民口头文学的基本特征，提出人民口头文学具有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的特征。第四章论述人民口头文学与作家书面文学的关系。第五章论述神话与传说。第六章论述民间故事，将故事分为魔法故事、动物故事、生活故事与笑话。第七章论述歌谣，将歌谣分为劳动歌、仪式歌、生活歌、情歌与故事歌。第八章论述谜语和谚语。第九章论述新时代的人民口头文学。其基本内容源于北师大1952年至1955年“人民口头创作”课程，其章节排列结构被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吸收。
除了上文提及的教材，本阶段未公开出版的民间文学教材或讲义不在少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段宝林撰写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初稿》（1960）以及两本《民间文学讲义》（1963、1966）。兰州大学中文系四年级民间文学小组编写有《“中国民间文学概论“教学大纲》，该概论教材在1958年11月举办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上展出，是否出版未知，该教材与大纲的具体撰写者存疑。1958年，新疆大学的王堡曾从云南大学等高校获取民间文学油印自编教材，后来买买提伊敏·胡达拜地根据其讲授内容编写了维吾尔文教材。1955年，赵景深计划编写“人民口头创作概论”讲义，与山东大学关德栋三次通信，从信件内容看关德栋亦曾着手编写讲义。可见在民间文学以“人民口头创作”的名义进入高等教育学科序列之后，随着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课堂教学实践的深入，原有的民间文学教材不能满足授课的需要，各高校都产生了自编民间文学教材的需求与实践。然而这些自编教材或停留于大纲讲义，或未能公开出版，仅供数届师生教学之用，均未能形成大的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系统性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大规模开展，围绕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思想性与社会价值、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文学史的源与流、民间文学范围界限等问题进行了几次大讨论，这些学术活动的兴盛推动着中国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的成熟，实践与讨论产生了新的学术共识，一种有别于西方人类学、民俗学传统的新的学术传统正在形成。1980年《民间文学概论》正是此学术传统的集大成者，系统详细地阐明了这一自50年代开始形成的民间文学知识体系，奠定了民间文学的经典样态。
然而，在国家意识形态规约下，民间文学的工具性与功利性价值被凸显，实证性与学术性受到限制，又因为民间文学学科自身并不成熟，大规模的教育教学实践刚刚展开，没有足够的积淀，使得这些教材多半夭折，理论整合步履蹒跚。后来各地高校的教材编纂风潮正是此时期教材编纂活动的一种延续。
与前一阶段的千人千面、异彩纷呈不同，本阶段教材的框架和表述都更为类同，一方面意味着学科属性的明确，基础理论获得共识，教材体系逐渐成型，另一方面折射出因学术研究受政治规约而现出弊端的情况。民间文学、民间文艺、民间故事等多样化的名称高度统一为“人民口头创作”。对口头艺术的无上强调，恰恰掩盖了非口头性质的民间文艺，其口头文本得到空前重视，肢体语言与现场表演却被忽视，俗文学传统也失去了发声的权利。对苏联理论的照搬，挤压了中国本土理论的生长空间，钟敬文在多学科对比的视角中建构民间文艺学的创见没有得到呼应，在作家文艺与民间文艺对比的思路中建构民间文艺本体仍是主流。民间文艺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遮蔽了民间文艺批评。民间文艺因其工具性得到重视，人民被视为被改造的对象，“人民性”的高扬并未使人民的参与主体性与利益主体性得到保障。
尽管本阶段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得到了巨大发展，高等教育课程常态化，体系化教材编纂工作进展明显，民族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硕果累累，民间文艺期刊、组织建设卓有成效，但以一种“倒放电影”的手法回顾，便会发现民间文艺学易受政治话语影响的困境已经浮现。当下民间文艺学面临的诸如学科建设的内生性动力不足、基础理论难有大的突破、学术对话与跨学科交流进行较少、知识生产面临危机等问题有其历史渊源性。此一时期运动式、集训式、跃进式的学科建设模式对民间文学教材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学科发展缺少独立自主、自觉自由的生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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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杨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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