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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大可的《华夏上古神系》是一部出自文化批评家之手的神话研究论著。该书建构了一个宏大而系统的中国上古神系，并试图证明这一体系非本土产物，而是源于非洲。将其置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启蒙知识界的文化场域与神话学阐释传统中，可以发现，这本著作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只有对外开放，吸收异质性思想，才能推动文化发展的观点，但也呈现出作者对中国文化传统缺乏系统深入的了解，缺乏扎实的材料支持和可信的方法，以臆测代替学术研究等问题。总之，此书展示了一位成名于80年代的老牌启蒙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和对传统的认知短板。
关键词：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神话；80年代
朱大可是中国文化批评界中的一位先锋派，自1993年发表《洪水神话及其大灾变背景》1至今，他不断以丰富的想象力，对中国神话进行颠覆性的阐释。他于2014年推出的《华夏上古神系》（下文简称《神系》）是其思考神话的集大成者。在这部思入微茫、充满争议之作中，作者结合人类学、语言学、生物学、考古学、比较文化学等学科，以洋洋六十余万言，建构了一个宏大而系统的中国上古神系，并试图证明华夏上古神话与文明均非本土产物，而是起源于非洲。全书的视野极为宏大，以神话为切入点，展开古与今、中与西的多维对比，勾连起文明形态、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等一系列宏大的文明话题。
尽管这一惊世之论，得到了“具有原创性的学术发现”2的赞誉，但遭到的批评无疑更多，其中既有普通读者从民族主义角度展开的指责，指其为“崇洋媚外，哗众取宠”3；也有精英知识分子从学术规范出发的批评，斥其为“华夏上古扯淡集”4。此书的错误和臆想俯拾即是，但本文不想仅写成一篇纠错指缪之文。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它是一部出自文化部批评家之手的学者式论著，又是一个具有浓厚学术色彩的批评家文本”5，只有将该书视为以中国神话为资源展开的文化批评，将其置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启蒙知识界的文化场域与神话学阐释传统中，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做一番症候式的剖析，才能理解这本“奇书”中别有怀抱的成分和书中谬误产生的原因。
01 借神话之酒杯浇现实之块垒
在评述这本著作前，不妨先约略回顾中国神话的阐释史，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神话阐释史。
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重要表达，描述了宇宙和人类创世初期的秩序。神话研究在揭示文明和族群的起源与传播历程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神话的阐释也因此成为政权、知识分子、民众等不同的力量争夺历史阐释权和确立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研究者往往通过阐释神话，“给古史与当今政治之间的‘天然’关联，赋予一种先验的、可运转的内在结构”6，从而为当下的社会形态或理想中的社会状况赋予合法性。
自诞生之日起，神话就成为不同主体的话语争夺场。历代儒家注重以道德化的话语改造上古神话，从“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对神话的历史化改造，到司马迁对帝系神话的确立和阐扬，再到东汉纬书结合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祥瑞灾异等观念对神话的再造，无不将神话视为统合政统与道统的工具。
“五四”以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儒家传统的衰落，传统的“士人”逐渐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神话，推动了神话学的发展。在启蒙与救亡声中，神话研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主义成为神话研究的重要动力。人们关注神话，是因为它是关于文明源头的叙事，研究神话可以探讨民族的起源、文学的开端和历史的原貌。7如闻一多通过《伏羲考》与《龙凤》等文章，来论证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和各民族的同种同源。与此同时，神话也成为一些学者展开文化批评与反思的工具。最为典型的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通过系统的考索和思辨，将部分上古历史还原为神话，以此打破“民族出于一元”与“地域向来一统”等观念，8从而揭示出古史的层累性，有力批判了形塑古史的意识形态因素。这两种研究的立场既互相作用又充满张力，推动着中国的神话研究不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掌握了神话的阐释权。在唯物主义和人民史观的统摄下，诸多带有神异色彩的传统被目为“迷信”而遭到批判，神话则因事关初民的文化想象，凝聚了民族精神而得到高度评价。袁珂就是在这一时段应运而生的，他一生孜孜矻矻，专情于神话研究，以解决西方人提出的“中国神话缺乏论”，进而证明中华民族并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且在这方面是不弱于外国的为己任。他在构筑中华神系时，极力突出中国神话的独特性和系统性，用“广义神话”的概念扩大神话的素材与范围，同时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阶级观来筛选古代的素材，并以优美的文笔和巧妙的构思弥合材料之间的缝隙，以此展现华夏先民的瑰丽想象和劳动人民的智慧。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和《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倾向，奠定了此后很长时间内的研究范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内，研究神话的重要目的，是证明中华民族在蒙昧时代就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这种研究范式一方面体现了后进民族对自身族群和文化的不自信，同时又成为其获得自信的途径。
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趋于多元。传统的研究范式继续深入，同时，年轻一代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知识积累上，这一代人受“文革”的影响而先天不足；在激进思潮的荡涤下，他们在思维方式上形成了激烈的反传统取向。而在“国门打开”之初，他们又迅速接受了在冷战背景下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将西方（欧美）视为“现代性规范的来源”9，确立了一套“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以“传统/现代”对应“中国/西方”“旧/新”“野蛮/文明”。在他们的认知中，传统往往被等同于落后的事物，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碍，研究传统是为了进一步清理所谓的“封建遗毒”，使中国文化适应现代化。
与此同时，西方理论的大量涌入激活了学术研究。无论是人类学、语言学与比较文学等学科知识的更新，还是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宏大理论的引入，都打开了理论的国际化视野，带来了更多研究与批评方法，使人文研究面貌一新。其中，荣格的原型理论和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等理论的引入，则为中西文化和国民性的深入比较提供了工具。不过，这些理论的引进也经历了翻译与编辑的多重折射和过滤，使得那些知识积累先天不足的学者在吸取相关理论时存在偏颇，难免出现对西方理论的误读与囫囵吞枣，导致一些研究流于空疏。
表现在神话学研究领域，当时出现了大量立足于新理论的研究，如何新的《神龙之谜：东西方思想文化研究与比较》10、谢选骏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11与《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12等。这些著作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作者往往是文化评论家与文学研究者，他们视野宏大，采取了一系列跨学科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并借神话展开理论阐释和文化评论。他们深受20世纪80年代反思精神的影响，创造了一种中西比较的研究范式，整体思路是在中西神话/文化的对照与比较中，展开不同文化间的类比，在他者的映照下反观中国文化，寻找自身的不足，如将中国神话想象成集体主义的，将西方神话想象成个体主义的，从而与80年代的“个体觉醒”产生共鸣。在这里，神话成为他们展开社会批评、谈论时事的由头。然而，这类研究往往存在着方法过于粗疏，按当下需求去寻找、剪裁材料，缺乏解读传统文献的知识储备，阐释过于牵强附会，无法支撑起宏大学术理想的问题。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神话研究中，上述研究路径一度极为流行，神话借此参与到了“文化热”的大讨论当中，成为知识分子展开批评、寄托理想的媒介。学者力图从中国神话的某些特点入手，来揭示中国文化的某些特点，甚或为当下中国的某些社会症结，找出其历史和文化的根源。借助对神话的阐释，知识精英们告诉大众理想的文明形态应是怎样的，中国的未来应向哪一方向发展。文化精英如何看待传统，取决于现实需要，现实需要如何发展，传统就被描述成这种现实的对立面。人们从落后现实出发，到神话这一文明的源头中寻找落后的原因，将神话等传统视为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克服的负面资产，通过对神话的研究为社会变革提供合法性的依据。这一取向体现出在经历了长期的文化断裂后，新兴一代知识分子对传统的隔膜，既利用神话，又反传统的矛盾立场，也反映了现代化大潮中的知识分子关心现实、关注文明的产生与转型等宏大议题的学术追求，以及借神话的酒杯来浇现实的块垒，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现实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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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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