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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功能与转型：山陕豫民间信仰发展的当代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里，概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价值是能够“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民间信仰与其它文化遗产一样是民众群体创造、传承的精神文化，既具有“遗产”性质，又具有现实功能，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它为解决“现代性”带来的中国问题奉献了地方经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本土文化资源。民间信仰容纳了神灵观念、神祇造像、祭祀仪式、神庙景观、文艺展演、庙会交易等文化要素，构成了复杂变动的文化系统，是区域社会广大民众共享的精神遗产。民间信仰未来持续发展的指归是要参与到当代乡村建设，融入现代生活。这就必须适当引导，使其在适应周围环境以及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与时俱进，做到民间信仰内部系统各文化要素相互联动、民间信仰与外部社会结构的各组织环节互动共赢，实现内部系统与外部社会条件的“双向循环”。
在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语境中，民间信仰曾被国家政权和知识精英称为“封建迷信”，视为与现代性相悖的阻力，得到的是否定性评价。清末知识界曾经展开破除迷信的讨论与宣传，民国政府1928年颁布神祠存废标准，许多神庙作为“淫祠”被摧毁，国家礼制中的祀神祭奠完全中断。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信仰在民众日常习俗生活建设与非遗的背景下逐渐获得了积极的评价，许多地方的宗祠神庙得以恢复或新建，祭祀与庙会重新走进世俗生活。然而，民间信仰由于涉及神秘文化、蒙昧的原始思维，不少人仍存有偏见，致使国家非遗评审时，民间信仰列入其中可谓困难重重。如何深刻认识民间信仰的本质，评估其社会价值，成为必须回答的难题。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灵魂信仰、鬼神观念为核心的民间信仰滥觞于人类社会野蛮时期，并且以一种文化心理模态保留在历代民众的集体记忆中。从本质上看，民间信仰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人类认识所能把握的已知领域和未能达到的未知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白地段”，在这个知识与科学无法企及的领域正是民间信仰潜滋暗长、纵横驰骋的地方，它可以跨越漫长的历史时期，杂糅进口头文学、表演艺术、神庙建筑、工艺美术之中，在代际之间长久流传。因此，民间信仰作为一种传统的力量，它会在关乎生产生活、血脉传延、财富兴衰、命运前途等具有统摄性的精神领域高居统领地位，并且与人相伴、与世长存。中国的国情是以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社会转型，其特点是以政治为整个社会的统合中心，社会的运行是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无形之中对于具有草根性的民间信仰造成了遮蔽。民间信仰要想得到话语权，必须寻求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对接，把区域性的民间信仰发展纳入到整体性的国家社会运行的轨道上。陕北榆林市镇川镇红柳滩黑龙王庙的黑龙潭信仰为了能够取得合法身份，获得官方认可，1980年修复神庙，1984年以庙宇内保存的“敕封牌楼”“冲天旗杆”等文物，申请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在这里举行物资交流会，以文化和经济的名义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神庙香火旺盛，经费有了保证。1988年创办了“黑龙潭山地树木园”，成立了景管区，顺应了国家开发大西北、保护原生态的大趋势，因此，黑龙潭民间信仰的发展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
建构民间信仰谱系，促进社会良性运行。民间信仰静态与动态、现实与象征互动共生，民间信仰谱系的完善一方面包括内部系统各要素的互动联结，如神像保护、庙宇修建、仪式延续、庙会活动，每个环节都成为民间信仰自身生命的有机构成；另一方面民间信仰的生成演进离不开特定地域的生态环境、社会背景，它一旦生成，反过来又会作为一种传统的精神力量，构成社会创造与再创造的文化密码，对地域生态系统、社会发展发挥作用，推动社会的运行。马克思谈到社会结构时的经典表述是：“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由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指出社会结构包含“经济—政治—文化”三元结构。2012年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民间信仰属于文化范畴，在“五位一体”里处于中间层面，与此相适应，它在社会整体运行中具有“文化中介”作用，是最具弹性的、深层的文化，与社会各要素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具体而言，在社会生态系统中，民间信仰在“万物有灵观”支配下，隐含着民众敬畏自然的朴素的环境意识，神有神威，林有神树，神庙周围的森林禁止砍伐，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生态的作用；在社会组织系统中，民间信仰渗透家庭、家族、村落、社区，通过祖先神、村落保护神、社会公共神这样的神缘把原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的人群统合起来，共同的社区信仰增强了群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民间信仰发挥了社会组织整合功能；在乡村社会教化方面，民间信仰有别于靠权力、法律、行政管理实施的社会控制，它渗入到各个社会单元、各社会阶层，作为一种心理意识、道德伦理标准，对社会成员发挥教化作用，具有软控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山西运城盐湖区依托本地解州关帝庙和运城舜帝陵庙，打造“德孝之乡，关公故里”两张地方文化名片。关帝庙以关公信仰为中心，通过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关圣帝君巡城活动、农历六月二十关帝诞辰纪念活动、金秋十月关公文化旅游节三个大型活动，增进了解州关帝宗庙与全国各地关帝分庙的联系，促进了海内外华人的交流往来。盐湖区政府自2003年开始在舜帝庙举行规模宏大的舜帝公祭大典，同时举办“德孝文化节”，其活动内容有德孝文化讲坛、孝星评选、老年人才艺展示等。
回归民间信仰的公共性，实现新时代信仰重建。杨庆堃将宗教分为“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认为这是西方宗教与中国宗教的重要区别。分散性宗教的特质是“其神学、仪式、组织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其他方面的观念和结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描述了家庭祖先神崇拜、商业行会的行业神崇拜、村社团体的社区保护神信仰，国家宗教层面的天神和地神信仰，说明民间信仰弥散于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无处不在。民间信仰的弥散性凝成了其公共性，表现在民间神祇为特定区域每个成员所崇信，信仰的拉力把分散的社区成员组成为一个区域信仰共同体，通过祭祀仪式、戏曲观演、商业贸易把人们凝聚起来，信仰这一无形的纽带促成了社会文化空间的建构。黄河岸边的碛口镇黑龙庙，清代至民国年间商业繁华，戏曲演出不断，除了固定的庙会节日演出之外，还有商户、船工、驼户的许愿还愿戏。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弦鼓歌吟远渡黄河，连对岸陕西吴堡县的几个村子里都能听清演员的唱词，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描述的：“卧虎笙歌天外声，山西唱戏陕西听，静夜一出联姻戏，百代千秋亦温馨。”共同的信仰和审美情趣，使山陕两地民众的关系更为紧密。地处山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的万荣后土庙有远近闻名的“品”字形戏台，正中间山门上面的戏台是“过厅台”，又称“儒家台”；东边的戏台称“道家台”；西边的戏台称“佛家台”。庙会期间，西台多演河南豫剧，东台多唱陕西秦腔，正中的戏台演唱的则是河东蒲剧。这样一种戏台布局体现了儒释道三教融合，也印证了山陕豫三省民众亲如一家的地缘关系。社会转型期的民间信仰重建必须顺应社会变迁的需要，促进功能转换，探索民间信仰与社群组织、区域发展、国家建设多个层面的关系，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
民间信仰从远古走来，历经千百年的发展而久传不衰，概源于它植根于农耕文化的深厚土壤，适应物质生产和人类繁衍两大生存需求，进而延展出各种社会制度，汇成了自然的农业神崇拜、社会的保护神崇拜，以及本土化了的儒释道信仰三大民间信仰系统。原始社会好比树的根须、农耕社会恰如直根，而多元、分散的民间信仰构成了茂密的树干与树冠，民间信仰生命之树经由显灵、人格化、世俗化的演变机制逐渐走向成熟，成为特定区域的标志性文化。民间信仰谱系的完善，必须抓住“文化中介”环节，顺应社会变迁，使之真正融入社会结构的各个子系统中，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才能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在新时代获得持续发展的机遇。这正是当代研究民间信仰谱系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刊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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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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