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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三种类型民俗志的功能与形式
民俗志的写作实践在20至21世纪达到了高峰，且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这与民俗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各级民俗学协会组织的兴起有关，同时也是国家与民众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当代的民俗志大致可分为由官方或民间组织推动编修的史志民俗志、以学术为目的的科学民俗志和以推广宣传地方文化为目的的传播民俗志三种类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相互影响、互为借鉴的交融趋势。例如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组织各方专家学者编撰的《中国节日志》，就既带有史志民俗志的特点，又兼备科学民俗志的性质。
（一）史志民俗志
作为对方志民俗志传统的延续，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已有二十多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出版了省级方志民俗志专卷，除个别省份如广东仍用“风俗志”冠名，绝大多数都使用了“民俗志”的叫法，这显然是受到了民俗学的影响。官方编修的民俗志之外，也有一些由个人或民间社团自发组织编写的大型民俗志丛书，例如陶立璠总主编的《中国民俗大系》、中国民俗学会组织编修的《中华民俗大典》、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编修的《中国民俗志》。
当代的史志民俗志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民俗学的学科知识和田野调查方法来采集和编排资料。据《陕西省志·民俗志》序言介绍，该志书的编纂工作始于民俗学复苏阶段的1982年，当时虽然还没有多少理论和系统民俗志蓝本可供借鉴，但陕西民俗学者仍克服困难，制定了详细的调査提纲，在全省进行民俗普査。《吉林省志·民俗志》由汪玢玲主编，也是兼采文献资料和口碑资料。在山东，由山曼、李万鹏、刘德龙、叶涛、刘德增等学者主笔的首部省志分卷民俗志，按照“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来进行田野调查和处理资料。第二部《山东省志·民俗志》的资料搜集和编纂，则以山东省民俗学会及山东高校的民俗学领域学者、研究生为主，在编写过程中开展了数十次田野调查。
在篇章设计上，史志民俗志普遍采用了民俗学的民俗分类法。《中国民俗大系》《中华民俗大典》等由民俗学者发起编修的志书自不待言，地方史志部门编修民俗志时一般也借鉴民俗学的分类框架，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来确定体例结构。此外，《安徽省志·民俗志》还专门设有“道德观念”的相关章节，《湖南省志·民俗志》的“民风”篇也专门介绍了湖南人的性格心理和精神文化意象。在笔者看来，注重地方群体的精神性格与道德风尚是中国本土民俗书写的传统和特色，因此这两部志书的做法值得提倡。
虽然有少数在民俗学思想指导下编纂的方志民俗志力求围绕标志性文化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描述，但这类作品的整体写作风格仍在于记述的全面性、准确性、客观性，其功能在于记录，旨在为国家和地方的行政管理、文化建设和民俗研究提供资料。史志民俗志不仅尽量广泛覆盖民俗门类和事象，还将良风美俗与恶习陋俗、新俗与旧俗兼收并蓄。特别是记录恶习陋俗这一做法，与古人移风易俗的修志目的具有相承性。
文体特征方面，史志民俗志多侧重于百科全书式的资料罗列和客观记述，一般只能通过炼字与巧妙编排材料来表明其褒贬立场，而不能对事件加以直接评论或阐释。《陕西省志·民俗志》对此态度很明确：“志书文体的特点，要求撰写者采取记述文体，也就是说坚持‘述而不论’的文体。但‘述而不论’并不是记述事物时可以无褒贬、无论断、无观点、无立场，而是要把寓褒贬、论断于记述之中，寓观点、立场于材料之中，要用大量翔实的资料说明问题，而不要笔者直接评头论足。”
（二）科学民俗志
科学民俗志，即所谓“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或“田野民俗志”，是运用田野作业进行民俗学研究的成果形式，包括针对具体民俗事象的研究专著、调查报告和民俗学学位论文等。科学民俗志是在“科学民族志”的理论影响下产生的，借用了人类学的“深描”和文化阐释方法，在过去三十年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研究与写作范式。不过，这类民俗志与民族志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有些学者直接把科学民俗志称为民族志。
科学民俗志的主要特征，一是书写对象只聚焦于一种（类）民俗事象，二是以长期的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三是带有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民俗学确立了面向当下与日常生活的研究路径，要求研究者在田野点开展一定周期的深入调查，把自己的身体变为感知生活的工具，通过眼睛、耳朵和心灵去感受与意会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最后细致地描写和分析被研究的事象，并作学理性阐释。同时，科学民俗志不满足于资料性的记录和描述，而是借助于现象学的方法，希望“通过民俗”探究日常生活的意义，进而解析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机制。例如张士闪主编的“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系列著作，就以礼俗互动为切入口，基于扎实的田野作业和民俗志写作，揭示国家礼仪制度、精英教化实践与民众日常生活的交互关系。
科学民俗志的谋篇布局因受学术规范的制约，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文本模式，在文风上容易陷入结构刻板、中规中矩的学术八股文套路，在追求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同时也失去了文人个体写作本应有的灵感、新意和诗学底色。不过最近一二十年来，学者们也在努力探索本土化和个性化的民俗志写作方式。正如彭牧所言，民俗学的田野作业“不是抽象的、学者如上帝般存在的参与观察，而是特定文化语境中调查者与访谈人彼此面对、真切交流的具身性实践”。李向振在《活法儿：京北城郊村的生计策略与日常生活》中就尝试使用地方民众生活中的口头用语为章节标题，正文中穿插了有关作者观察与思考过程、表达自身感受的田野叙事，从而大大增强了文本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同时，这种叙述策略也反映出，学者所写的文本和知识是他与民众双方共同塑造和建构的结果。
还有一些学者在完成作为研究成果的民俗志之后，似乎意犹未尽，便利用自己田野研究的“边角料”，撰写成学术随笔出版。例如安德明的《重返故园：一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岳永逸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漫步乡野庙会》等，用故事化的手法重述田野经历和地方民俗文化，论述深入浅出，文笔活泼自然，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在这类学术随笔中，我们既可以品味出古代笔记类民俗志的诗学韵味，又能感受到民俗学者固有的浪漫主义本色。它们的存在对于推动科学民俗志的书写向着更具本土特色、更具人民性、灵动性和诗性的方向发展，无疑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传播民俗志
传播民俗志通常是出于宣传地方文化的目的而编撰的民俗志，作者既有地方文人和民俗文化爱好者，也有受地方委托的专家学者。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内容不一定追求民俗事象的全面性，而是选择记述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一部分事象。其次是体例结构自由，分门别类的纲目体式不再是唯一选择。再次是在表达上可以使用个性化的语言风格。因此，一些民俗学者把它当作新型民俗志写作的“试验品”，用来实践民俗志的理想范式。
在探索传播民俗志书写范式方面，最为前卫的当属刘铁梁主编的《中国民俗文化志》。这套志书舍弃了按门类划分和填充资料的做法，借鉴了调查报告的文体，在内容取舍与布局行文方面给予作者充分的自由。书中所记述的内容不再局限于传统民俗事象，也注重当地的民俗旅游产业、社区中的各类趣缘组织与公益团体等；不但关注民俗精英和民间文化爱好者，还为“北漂族”和工人、航天员等职业群体“立传”。在写法上，不再是单纯的民俗事象描述，而是突出当地人的个人叙事，讲述一个个有名有姓的普通人在当代社会变革洪流中的劳作生存、文化创造与日常经验，读来犹如新闻纪实或报告文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当下性。
仲富兰的《上海民俗：民俗文化视野下的上海日常生活》具有文化史的视野，通过记述民俗生活来解读上海的“海派”文化特质、刻画上海人的群体形象，还不时地对上海城市建设与文化发展提出作者的个人见解。其语言通俗、简练和活泼，如同导游一般向读者科普上海的民俗文化，字里行间处处跃动着他对故乡上海的一腔赤诚热爱之情。刘晓春在撰写《番禺民俗》时，也尝试把民俗学的理念融入其中，“尽量避免表面化、碎片化的描述，而是以一种整体性视野观照民俗事象，期望对各种关系的理解能够尽量做到融会贯通”。书中引用了不少对当地百姓的访谈资料。这部民俗志用语错落有致，文字优雅动人，散发着电视纪录片解说词式的魅力。
民俗学者撰写的新型民俗志，大多建立在对于民俗志书写范式的自觉反思之上，同时也是对历代文人书写民俗传统的一种回归。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俗学学科形成之初，一批民俗学的先行者已在尝试将文学笔法纳入到民俗志的写作中。像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会》，虽以资料罗列、文献与田野材料对比和互证为主，但融入了自己田野采风的经历与心得，在娓娓道来中夹叙夹议，既有思索又有抒情，主观意识非常鲜明。容肇祖、庄严、孙伏园、俞宗杰等学者也在《妙峰山进香专号》发表了生动的游记或学术性讨论。这些学者随俗体验进香祈福，既感受着民间风俗，又被沿途的景致所打动，陶醉于妙峰山的春色之中，这使得他们能结合切身体会，从宗教信仰与游观山水景致两个角度来类推和阐释香客的心理。这些民俗志既带有史志的简练、严谨和资料性特征，又不乏文人笔记善于状物抒情的特点。这种文风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和追寻。
四、结语
民俗志既是民俗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也是民俗学的成果形式和作品，更是民俗学者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方式。学会写作民俗志是民俗学者必备的技能之一。根据其不同的文化功能，不同类型的民俗志在写作上也形成了不同的体式和风格。我们在写作民俗志时应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写法，而不能只追求一种标准。与此同时，不同类型民俗志也可以相互借鉴。史志类民俗志的简约文风和史家风范值得科学民俗志和传播民俗志学习，同时史志民俗志和传播民俗志也可通过田野调查提高其科学性和典型性。传统的笔记类民俗志和当代的传播民俗志在形式上的自由活泼，则有助于我们改善科学民俗志的刻板文风，增强审美性和可读性。民俗学是一门服务于社会和生活的学问，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文化自觉意识的提升，民俗志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如何通过对地方民俗的书写，引起读者尤其是地方百姓的情感共鸣和认同，而不仅仅只是追随人类学“科学民族志”的范式和仰赖现代学术体系的评价，是我们仍需努力的方向。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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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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