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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冰 陈科锦]民俗志的历史发展与文体特征
  作者:王霄冰 陈科锦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2-12-28 | 点击数:37092
 

  二、传统民俗志的类型与文体特征

  我国的民俗书写传统可追溯至先秦典籍文献对于民俗的记载,体系化的民俗记录可分为史志类与笔记类两大类型。前者的代表文类有“风俗志”“风土志”“风物志”“地理志”等,后者以文人笔记为主。古代的“风俗”概念虽与现代学术概念中的“民俗”有所不同,但其内涵都指向了社会生活模式、惯习、风气与民众心理等。为此,本文将悬置“风俗”与“民俗”概念背后的观念与语境之别,而将二者放置于地方性的民间文化这一大的概念框架下加以整合和梳理。

  (一)史志类民俗志

  就体系之完备、规模之浩大而言,地方志所记载的民俗资料在民俗文献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史志类民俗志的典型代表。张紫晨在《中国民俗史》一书中使用了“方志民俗学”的概念,并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了方志中民俗记录的体例和内容,共有四种形式:(1)在记述山川、地理、建置时提及神话传说与风土人情;(2)在叙述历史、地理、人物时兼记风俗现象;(3)在志书中单设“风俗”条目或子目;(4)将风俗列为专卷,扩大记述的内容和篇幅。

  有历史地理学家与方志学家认为,方志起源于两汉时期由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与地理著作汇合而成的地记。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割据的豪强世族利用地记来标榜门第的高贵与郡望的优越,形成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修志高潮。我们所熟知的《风土记》便是诞生于这一时代的地记,作者周处是东吴吴郡阳羡的世家子弟。

  地记的体例一般为细目并列,内容广泛、零散而没有定式,反映的是一种博物(博通)的知识修养。其表现方式是一种认知性记述,即对各种地理物象的知识要素做出存在性描述,语句短小简练,语言体式不事雕琢却也不乏审美性。有时,为了介绍地理物象,作者还会引用俗语,穿插神话传说故事,提及地方岁时风俗事象。不同的地记对民俗的描述细致程度不尽相同:一些作品只是在记录地理物象时顺便提及与之相关的民俗事象名目,不对后者展开叙述;而类似于《风土记》这种同时以地理和文化事象为认知对象的作品,则会用较多的笔墨介绍、描述民俗事象以及人在其中的行为活动,有时还会辨析其历史渊源。

  隋唐五代是方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兴起了一种名为“图经”的著作。当时的图经无一完整流传于世,据史志学家们考证,图经的卷首冠以各种地图,主体是对疆域、建置、户口、物产、赋税、地理、民情等的文字介绍。这种著作虽早见于东汉,但直到隋唐中央集权再度加强时才成为主流,中央王朝通过图经了解各地民风政情和山川形势,遂形成了各州郡定期编纂和上报的制度,并由此开启了官方大规模修志的传统。《五代会要·职方》记载了编纂图经的要求:“其间或有古今事迹、地里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不得漏略,限至年终进纳。”从《汉唐方志辑佚》中保存的零散条目来看,其中有关风俗的记载比较简要,如唐代《邕州图经》:“俗俭啬浇薄,内险外蠢,椎髻跣足,尚鸡卜及卵卜,提㐌箕踞”“乡村之俗,多戴白巾”。

  在北宋《吴郡图经续记》中,“风俗”已作为独立的部分而存在于首卷中,与其他14类细目平行列入。这一时期的地记作品虽然产出不多,但在内容上陆续增加了艺文、守令、进士题名等条目,体例上逐渐接近于后世定型的方志。到南宋时,图经、地记进一步融合,二者大多都称“志”,实现了名称的统一。随着新儒学勃兴、史学昌盛和科举官僚崛起,地方士绅越来越热心于图经和地记的编纂,增加了许多人文内容,以发挥其资治与教化功能,最终形成了以地理、职官、选举、人物、艺文五大部分内容为核心的方志标准。在体例上,宋代志书发展出了纲目体和史志体两种形式。民俗相关内容在其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突显。《宋元方志丛刊》所收录的29部传世宋代地方志中,有21部单设了风俗门类或子目(见表2)。

  明代首次由官方详细订立方志编纂的凡例,成为编修地方志的重要依据。且由于入志内容大增而不宜平列细目,更多的志书采用分纲列目的结构。关于风俗,永乐十年(1412)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风俗·形势”门规定:“凡天下州县所定疆域、山川,既有间隔,习尚嗜好、民情风俗,不能无异,宜参以古人之所论,与近日好尚习俗之可见者书之”;永乐十六年(1418)颁布的《纂修志书凡例》“风俗”门则要求“叙前代至今风俗异同”。中国方志库收录的53部明代浙江方志中,单独设立“风俗”(或“风土”“里俗”等)门类或子目的志书多达50部,其中近七成使用纲目体,且有20部在疆域或舆地门类下设置“风俗”子目。例如,嘉靖《萧山县志·地理志》包含了“沿革”“里至”“形胜”“山川”“风俗”“城池”“坊巷”“市镇”“古迹”“陵墓”等10个子目。还有20余部志书单列的风俗部分的位置一般也与疆域、山川、物产等地理事项接近。不少除概述地方风尚与民众习性之外,还附有岁时节物、人生礼仪等内容;个别志书的内容尤为丰富,如万历《新昌县志》卷四为《风俗志》专卷,下设“习尚”“士风”“闺范”“冠”“婚”“丧”“祭”“岁时”“宴饮”“服饰”“宫室”“贵贱”等12个细目。

  清代官方亦大力提倡编纂方志,志书整体结构在继承明代基础上有一定发展。在当时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之下,许多文人学者只能通过参与修志来施展才学,促成了方志编纂事业的全盛与繁荣。在爱如生中国方志库收入的79部清代浙江方志中,有78部将风俗单列为门类或子目,且大多包含岁时节日和婚丧嫁娶的内容。其中部分志书还记录了区域内不同民众群体的习俗,比如乾隆《诸暨县志》、同治《景宁县志》、光绪《常山县志》都区分了士、农、工、商这四类不同群体,分别介绍其劳作模式乃至描述由不同劳作模式所塑造的群体特质;浙南丽水一带是畲族聚居区,在同治《景宁县志》、光绪《遂昌县志》与《龙泉县志》《宣平县志》的风俗部分都附有畲民习俗;绍兴地区的乾隆《诸暨县志》、嘉庆《山阴县志》、同治《嵊县志》和光绪《余姚县志》,也附有堕民(丐户)这一底层群体的社会生活;《景宁县志》还分别记述了县境东、南、西、北四方不同的农耕环境条件及其对地方风气的影响。

  随着南宋以来方志体例的定型,方志理论也逐渐走向成熟。关于方志的属性,宋人既有将方志视为地理之书者,也有将方志看作地方之史者;清乾嘉时期,地理派与历史派之间的争论尤为学界所瞩目。相较而言,历史派的主张和史学方法对后世影响更为深远。他们认为,方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等经世致用功能,内容应广博而不仅限于地理事项,在写法上要采用史家之笔法,据事直书,述而不作,详近略远,文字简洁通俗而又不失典雅。在风俗记录方面,自西汉《地理书》条记风俗、东汉《汉书·地理志》详载各地异俗而开地理风俗著述之先河,传统方志大多延续这一做法,将自然地理条件与地方民众生活、群体精神气质结合起来书写,体现出高丙中所言的“文化生态志”的特点。从功能和话语角度看,方志的“风俗”部分不仅为了解地方文化提供了资料,它本身也是“知识建构/权力意识错综其间的场域”,寄寓着儒家文士推行教化、移风易俗、整齐礼仪的社会理想。特别是在边远地区,对地方风俗美恶流变的叙述还能反映出国家的大一统进程与中央政权统治的有效性。

  总之,古代史志类民俗志既有忠于事实、叙述简约的优点,又存在因受体例影响而在取材和书写方面有所局限、且囿于史家笔法而对具体事象描述不够细致等问题,这是我们在利用这类资料时必须注意的。

  (二)笔记类民俗志

  与史志类民俗志的作者多依据传闻或第二手资料、甚至有时信笔而书所不同的是,笔记类民俗志的作者往往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或个人见闻为依据,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宛署杂记》《帝京岁时纪胜》《帝京景物略》《广东新语》《清嘉录》《燕市积弊》《都市丛谈》《杭俗遗风》《瀛壖杂志》等,有的纯粹是根据作者的回忆写就,有的则建立在作者调查考证的基础之上。

  所谓笔记,就是一种“以记录轶事、异闻、考辨等为主要内容,以助谈、补史、博见为目的,用散文编写的,呈现出记录性、非系统性、非正统性等特点的私人著述”。它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先秦诸子散文和史官记事、记言的传统。张智华将笔记分为三种:以塑造人物形象、虚构情节为主的“笔记小说”、记录闲谈琐记的“笔记文”与记载作者亲历或亲闻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上层社会逸闻轶事的“史料笔记”。刘叶秋则将魏晋至明清时期的笔记分为“小说故事类”(志怪、轶事小说)、“历史琐闻类”(记野史、谈掌故、辑文献的杂录丛谈)、“考据、辩证类”(读书随笔、札记)三大类。

  经典的笔记类民俗志著作,大多具备“史料笔记”的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具有纪实性和一定的可信度,可以补正史之不足;二是灵活排布篇章结构;三是使用文笔洒脱自由的散文体,可对事象做出立体的描述;四是由文人个人独立创作,在纪实性之外兼具文采、情韵和诗性特征。因此,笔记类民俗志更易获得民俗学者的认同,被认为“能达到现代民俗志书写所要求的高度”,“可以与民俗志书写的最新追求形成对话关系”。民俗学者习惯并擅长利用这些资料进行民俗史的研究,但较少去总结它们的文辞表达与叙事策略,反而是来自古代文学领域的学者们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研究案例。结合这些研究,我们试对笔记类民俗志的特点加以总结:

  1.基于个人经验的客观记述

  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最早开创了回想式的民俗记述文体。到了南宋时期,亡国的悲剧激发了文人士大夫的历史兴亡意识,反映在笔记写作之中,就开启了以作者个人视角书写民俗的先河,“使无名氏的民俗志真正转化为‘我的民俗志’,从描述普遍和通常转为描述具体和个别”。《东京梦华录》是这一时期笔记类民俗志的典型代表。作者孟元老在北宋都城汴梁度过了前半生,后随宋室南迁。他在序言中回忆了在繁华京师成长的经历,而后抒发黍离之悲,文中蕴含着讴歌与缅怀之情杂糅的诗意内核。《东京梦华录》的风格为后世文人笔记特别是都市笔记作者所仿效。

  还有一部分笔记民俗志是作者通过资料搜集和调查考证后撰写而成,体例完备、语言严谨,颇有史家风范,但作为私人著作,又带有鲜明的个人情绪与立场。清初遗民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是一本引用率相当高的岭南民俗志。作者带着求真的目的来撰写这本书,在创作过程中“考方舆。披志乘。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与此同时,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屈大均也将他的岭南情怀、时代感慨和抗争思想寄托于书中,“经常在比较客观地记录广东风物或人物之余,在字里行间或结尾处发表评论或表达感慨”。为了加强叙述中的感慨之情,作者还使用“噫嘻”“呜呼”“嗟夫”等语气词,赋予了《广东新语》独特的文学色彩。

  2.文笔生动且富有感受性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采取“不以文饰”、以俗为主、雅俗结合的手法,创造了一种“韵散相间,短小清新,上下通晓,亦庄亦谐的‘梦华体’,从而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的习俗史地著作的,以城市市民生活为主流的笔记文学流派”。孟元老既能娴熟地使用俗言俚语,写尽东京里巷的世俗风情,又能吟咏对仗工整、富有气势的典雅之辞;他还善于通过写景状物、刻画人物行为与气质来表现气韵生动的细节。例如描写元宵“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的盛景,尽显色彩之浓烈和华美。作者融合了视觉感官与主观心理想象,通过联想与比拟,对灯火、草龙、纸人的状态作了生动地描写。在描写清明节前后万物复苏生长、游人竞相出游的画面时,他写道:“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睛。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空。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寻芳选胜,花絮时坠金樽;折翠簪红,蜂蝶暗随归骑。”一片生机盎然的春日景象跃然纸上。

  在《东京梦华录》的影响下,后来的笔记民俗志也多有精彩的表达。譬如周密追忆南宋都城临安的《武林旧事》中的《观潮》,就是一篇生动描绘钱塘江潮奇观、记叙杭州观潮和弄潮竞技习俗的短文,曾入选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明代的《帝京景物略》也使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描绘出了习俗中不同主体的行为表现、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要达到对物象的生动刻画,离不开书写者对物象的感受与共情,作者只有沉浸于对民俗的回忆或感受之中,方能深刻地体会到生活中的“节物风流,人情和美”,并把自己的主观体验与想象投射在物象之上,再付诸笔端。当然,笔记类民俗志的文学修辞是有限度的艺术加工,并不是随性肆意地夸张,在增强表现力的同时,一般不影响所载内容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3.日常生活视角与平民化特征

  与史志类民俗志偏重政教功能所不同的是,文人笔记民俗志比较贴近地方现实生活。《荆楚岁时记》作为我国专记一地岁时民俗的开山之作,带来了叙述方式的变革,一改之前以《月令》为主导的、以王政活动为中心的居高临下的政令叙述,转而从一般社会角度看待民众生活中的时间,并站在民间的角度来叙述岁时节日中人们的行为表现和精神观念。宋代以后的笔记在整体上都把关注点转向日常或当下的人与事,题材广泛,且淡化了教化的意图。这是城市商业繁荣与市民文化发展的结果。《东京梦华录》就被视为“上承汉唐笔记风土之长,下启宋及宋后笔记小说描写城市繁华与市民日常生活之先河”。譬如,作者写“京瓦伎艺”,用俗言俚语介绍了70余位各类艺人的名号,还不厌其烦地记录了食客点餐和跑堂传菜的热闹场面,散发出浓郁的市井生活气息。晚清时期,记述北京社会民俗的《燕市积弊》《都市丛谈》,以及系统介绍杭州市民生活、被钟敬文评价为“吾国二三千年来一部颇不易多得的风俗书”的《杭俗遗风》,则更加明显地体现出了作者的平民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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