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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无文字的社会里，人们依靠口头传播的方式记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当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经历了三代以上的口头传承，它们很大可能被想象性地歪曲或参合，其中便有可能以史诗呈现历史的形式被记住。世界各地的许多史诗都保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印记，对各自特定民族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有诗性的描述。德国学者施里曼在1870年至1890年之间在小亚细亚西岸的希萨里克发掘了一座古城的遗址，推测这个古城便是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城，荷马史诗描述的特洛伊战争的历史原型是特洛伊城第7次遭到洗劫的历史事件。《罗兰之歌》也是以特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基础，具有鲜明的历史色彩。778年8月，查理大帝（Charlemagne）因为他的后方受到了萨克森人（Saracen）侵扰，率军撤出西班牙。撤退途中，他的后卫部队在从南到北横穿比利牛斯山（Pyrenees）时受到了巴斯克语族的加斯科尼人（Gascon）的伏击。查理大帝的一些重要的大臣和次要的下属在这次战斗中阵亡，其中包括御膳官埃吉哈德（Eggihard）、宫伯安塞尔姆（Anselm）、布列塔尼（Brittany）边区总督罗兰。趁着查理大军的军队还没来得及调遣回击，加斯科尼人凭借着自己轻装上阵和熟悉地形的便利，在夜色的掩护中带着从查理大帝的辎重部队中虏获的丰厚战利品顺利撤出战场。在《罗兰之歌》中，在出现于这场战役的人物中，罗兰由真实的历史事件中的次要角色被转换成最重要的英雄形象，由法兰西人和西班牙的撒拉逊人构成的两支相互对立的庞大军队之间的所有问题都直接围绕着他展开，他是整部史诗的聚焦人物。而甘尼仑（Ganelon）与罗兰的敌对态势、甘尼仑与撒拉逊人的密谋、对甘尼仑的审判等故事情节，乃至一些个人姓名、地理名称都很难在历史上找到，它们与原初的历史真实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尽管能够辨识出《罗兰之歌》的叙事骨架具有真实历史的特征，但是史诗中人物的名字经常出现时代错误。史诗演述的故事不是对历史与过去的真实记录，更可能是呈现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罗兰之歌》大约形成于1100年，此时前后欧洲的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已然确立，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地中海一带争夺加剧，当时的政治社会内容和宗教信仰被注入了《罗兰之歌》，而法兰西人和西班牙的撒拉逊人之间的战争变成了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个不同信仰之间的一场战争。可以说，《罗兰之歌》让人们记住了查理大帝军队的这次失利，但对它的描述是虚构的，仅是对其中一些史实的回忆。
《尼伯龙根之歌》是中世纪高地德语叙事诗，以争夺尼伯龙宝物为中心，描述了西格弗里斯（Siegfried）死亡和克里姆希尔德（Kriemhild）复仇的故事。作为呈现12世纪至13世纪德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的诗性叙事，它与德国历史上的某些特定历史人物及特定事件有着一定的联系，其中许多人名都能够在德国历史上找到类似的对应者。不过，《尼伯龙根之歌》是一个文学作品，是一个有关英雄宏伟业绩的史诗，而不是简单记录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编年史，也不是出于保存和记录历史事件的目的而创作出来的诗作。勃艮第人（Burgundian）是一个日耳曼民族的部落，5世纪早期便居住在莱茵河中部地区，是否如《尼伯龙根之歌》描述的那样居住在沃尔姆斯（Worms）却不能得到确证。435-436年，居住在莱茵河西边的勃艮第人开始移入罗马人居住的贝尔吉卡（Belgica），对这片地区的罗马人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于是，这些罗马人联合匈奴人攻击这群勃艮第人，杀死了他们的国王及其大部分勇士，战争中存活下来勃艮第人移居在罗纳河上游。《尼伯龙根之歌》描述了勃艮第人所遭遇的类似的灾难性事件，但与上述的史实不完全一样。历史记载的艾柴尔确实在453年死亡，曾娶了一个日耳曼民族的妇女为妻子，但是哈根（Hagen）、西格弗里斯等与日耳曼民族历史上的知名人物没有任何联系。
《尼伯龙根之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基础之上，将属于不同时代与不同语境的某些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与虚构成分进行糅合，放进一个戏剧化的故事里，进行重新解释。但是，这些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并没有改变《尼伯龙根之歌》原有的神话叙事的框架。西格弗里斯是尼德兰国的王子，向克里姆希尔德求婚，但是他没有完全融入这个王室。他来自半神的世界，具有强大的力量，曾亲手杀死巨龙。他在巨龙的血中沐浴，获得了超自然的力量，变得刀枪不入。但是，他不是不可战胜的，他的肩胛骨留有一处致命弱点，就像阿基琉斯之踵那样。因为对王室的礼仪、王室的言语的无知以及处世之道的缺乏让他最后成为哈根阴谋下的牺牲品，而他的死亡也象征着史诗中神话的力量消失了。因此，《尼伯龙根之歌》将历史和神话交织在一起，虽然描述了历史事件，却是在神话框架体系中加以选择、安排与呈现，将历史事件转换成一种永恒的叙事。而受众则从这种呈现历史的方式中了解历史事件，找到通向未来的道路。
与《罗兰之歌》和《尼伯龙根之歌》相较，《熙德之歌》在更大程度上是根据罗德里戈（Rodrigo）有关的历史事实创作出来的，较为真实地描述了罗德里戈击退摩尔人、占领巴伦西亚等真实的历史事件。罗德里戈曾经担任过阿方索国王（Alfonso)的王室的行政长官和禁卫军的首领，后来东征西讨、开疆拓土，建立了自己的领地，成为了阿方索国王统治疆域内的一方之主。罗德里戈的历史事迹在当时已经为人们众所周知，被很好地记录下来了，这为将历史上的罗德里戈与《熙德之歌》的罗德里戈进行对比提供了一个坚实基础。《熙德之歌》保留了大量与罗德里戈同时代著名人物的名字，例如他的妻子希梅娜（Ximena）。但是，《熙德之歌》描述的事件也有不同于历史事件的地方。如罗德里戈历史上的妻子是阿方索的第二个堂妹，而史诗对此未曾提及。历史上的罗德里戈被放逐两次，而在史诗中罗德里戈被放逐一次。但是熙德的两个女儿与卡里翁伯爵的继承人费尔南多和迭哥的婚礼，而后又嫁给了纳瓦拉和阿拉贡的继承人的故事情节完全是虚构的，目的是为了羞辱与罗德里戈的后代联姻的卡斯提尔（Castile）的卡斯特罗（Castro）家族。
史诗是经过数代史诗歌手的不断锤炼琢磨而逐渐趋于完善的，因此它不可能只反映某一个时期的个别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而是囊括了“全部它所经历过的时代的沉淀物”，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可能在史诗中得到反映。“任何一篇英雄诗歌都不属于某一年或某十年，而是属于由古到今的，它在其中创造出来、活下去、琢磨精炼、日渐完善或是归于消亡的许多世代的。因此每一篇歌谣都带有过去许多世代的印记。”《格萨尔》中的格萨尔王不能与藏族的某一个历史人物等同起来，他不仅仅与藏族的某一个历史人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是有着松赞干布、赤都松、赤松德赞、唃厮罗、林葱·格萨尔等诸多历史人物的影子，是一个综合了藏族历史上诸多英雄人物特征的典型人物。“史诗的创作者们（也就是有才华的说唱《格萨尔王》的民间艺人们），正是摘取了藏族历史上的众多英雄领袖人物，诸如松赞干布、赤都松、赤松德赞、唃厮罗、林葱·格萨尔等人物身上的各自一端如降生地点、岭国疆域、生平遭遇、战争事件、伟大功绩等，加以集中、揉合、改造并生发开去，以足以充分表达创作者的意思。所以，史诗中格萨尔王的英雄形象，常常被人们分别指认为各不相同的某个历史人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格萨尔》的结构宏大，分部本众多，是经历数个世纪和数代说唱艺人逐渐完成的，而且一直处在动态发展中，其间将吐蕃时代及其以后曾经切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顺手拈来，加以艺术性的加工创作，糅合连缀。与《格萨尔》相较，《江格尔》离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更远，“《江格尔》中有‘额木尼格河的木头，制成马鞍的鞍翅，杭嘎拉河的树木，制成马鞍的两翼’这样的诗句，纯粹是基于诗行押韵的需要而编造出来的河流名称，没有哪个读者能在蒙古地区找到这两条河流。事实上，在有经验的听众那里，从史诗故事所发生的主要场所‘宝木巴’国度到具体的其他地点，都应当合乎惯例地按照史诗的‘语域’来理解。所以说，蒙古史诗把一切东西都做虚化处理，只保留最基本的善恶、敌友等关系的叙事策略，是另有其高妙之处的——英雄主义气概得到充分的、概括化的彰显，而不必拘泥于具体的人物和事件。于是，历史上哪个元帅远征到了什么地方，打败过哪些国度，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都成了某种遥远的、模糊的背景，史诗的前台上，只有半神化的英雄和妖魔化的对手在厮杀。”不管如何，《格萨尔》《江格尔》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述是诗性的，格萨尔与江格尔都是各自民众集体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与其说他们是历史人物，还不如说他们是神话人物，是许多世纪以来史诗歌手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英雄化与神话化的产物。
三
一部特定民族的史诗一旦形成，便要面向它的全体民众，对他们的社会生活产生深刻而多样的影响，发挥着多重的社会功能，包括认同、教化、娱乐等。如果只关注史诗的内容和结构，忽视史诗的社会功能，那么根本无法将它与特定民族的口头传统中所包含的其他文学样式区别开来，也无法在本质上理解作为特定社会或社区或民族的叙事范例和传统资源的史诗。作为诗性的历史叙事，史诗演述的确实不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但是它能够得到特定民族全体民众的认同，并长期在其间世代相传，如缕不绝，因为它符合了特定民族的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包含着掌控特定民族的社会结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种运行机制。
劳里·杭柯认为史诗在特定社区或群体内发挥着重要的认同功能，并将其作为界定史诗的重要维度：“宏大叙事的范式，它起源于职业歌手的演述，是一个超级故事，在长度上，表达的力量和内容的意义远超过其它叙事。它的功能是一个群体或社区在接受史诗时获得认同。”一部特定民族的史诗能够让他的全体民众记住祖先曾经拥有的光辉与荣耀，知晓他们的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坚信他们将来高贵的命运。史诗中的英雄是诗性的历史人物，是民众对史诗产生认同的象征资源。史诗所属的特定民族的民众对他及其行为和业绩产生认同，将他视为辨识自我，依托自我的神圣的象征性符号。史诗英雄是一个民族发展出来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范例，这个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物身上的光辉品质都集中在他身上，他显示出能代表整个民族精神的完整个体，《玛纳斯》中的英雄们持有的人格、精神和生活方式满足了柯尔克孜族的民众对英雄崇拜的情感需求，加强了他们的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玛纳斯》通过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感性化、情感化的审美意境，使听众在史诗接受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史诗的思想价值转化为教育价值。史诗中英雄们强烈的英雄主义气概和高尚的情操，以及他们对于真善美不懈的追求精神，对于人民群众具有教育鼓舞作用。”戈登·伊内斯（GordonInnes)曾记录了冈比亚的巴卡里·西迪贝（BakariSidibe）对史诗英雄松迪亚塔（Sunjata）的评述：“虽然松迪亚塔毫无疑问地比我们更强大、更勇敢，但是他也像我们一样是一个人。他的品质也是我们也具有，虽然它简化成一种形式。松迪亚塔告诉我们一个男人能做什么，展示一个男人的潜力。即使我们不能渴求做出与松迪亚塔一样的大事，但是我们感到，我们的精神因了解像松迪亚塔那样的人展示的精神而得到升华。在战争前夕，一个歌手（griot）将对国王和他的追随者们演述《松迪亚塔》。这个故事能唤起参与战争的受众超越自我，当然不必鼓励他们去超越松迪亚塔，而是让他们感到他们有能力获得他们以前只敢想象的伟大事情。通过让他们记起松迪亚塔的事迹提高他们对自己能力的估价。”《松迪亚塔》激发曼丁哥人为自己民族奋斗的决心与勇气，鼓舞他们勇于创造辉煌，取得勋绩。他们以松迪亚塔为精神典范审视自身的生活，规范自身的行为，激励自己勇于承担责任与义务，敢于为荣誉而战，创造辉煌，取得勋绩。尼日利亚南部的伊卓族民众每隔几年会聚集在一起，举办演述其部族史诗《奥兹迪》的活动，其间摹仿史诗中祖先和英雄的生活，接受他们精神上的洗礼和再教育。
在史诗中，历史不是作为真实的历史出现的，而是给演述的传统故事提供一个宏大的背景，让史诗有它自己的特性，并在其中投射着事实或现实之光。史诗不是罗列历史事件，而是将它们放置入史诗演述的传统故事中，使它们变成了令人愉悦和富有想象力与情感的故事。由此，史诗中的历史叙事成为诗性的叙事，为民众提供了英雄崇拜、民众知识和智慧、民族记忆等许多历史之外的东西，成为“一套凝聚人们的价值观、符号象征和感情的纽带”。《松迪亚塔》以西非马里帝国的开创者松迪亚塔一生的业绩为题材，讲述了松迪亚塔的出生、童年、青年反抗，到打败残忍的苏苏大王，建立马里帝国的故事。《松迪亚塔》对13世纪20-30年代马里帝国历史的呈现基本符合历史真实，而当代史学家则主要依据《松迪亚塔》演述的内容来编写13世纪20-30年代马里帝国历史。也就是说，《松迪亚塔》在将历史事件纳入演述传统框架的过程中，会对历史事件和演述传统的某些神话或故事都做出某些适应性的调整，使它们有机地融汇在一起。当然，演述传统的某些神话或故事在多大程度上被置换成特定的历史事件需要进一步考究。如果这种置换是彻底的，那么《松迪亚塔》便不能称为史诗，而是编年史或纪事本末了。正是因为《松迪亚塔》通过置换演述传统的某些神话或故事的方式再现特定的历史事件，将其纳入《松迪亚塔》本身传统特有的宏大的神话体系中，而特定的历史事件在《松迪亚塔》的演述传统也演化为诗性的历史叙事。这种诗性的历史叙事彰显了曼丁哥人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鼓舞着曼丁哥人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种种辛酸与挑战，勇往直前，坚信正义终将压倒邪恶。从认同层面上讲，《松迪亚塔》维系着曼丁哥人的自我、民族和文化层面的认同，增强了曼丁哥人的团结意识，阐述了曼丁哥人的历史的合理性和当下社会与文化的合法性。
史诗表现了特定民族的民众许多世纪以来的理想和愿望，他们在史诗中充满感情地再现历史。这种诗性的历史叙事让史诗既有传奇性，又有较高的真实性，使史诗成为特定民族的全体民众的财富，而不仅仅是某个人的财富，并因此获得了神圣性和崇高性。史诗的神圣性和崇高性还在于史诗在时间与空间上与距离生活在当下的我们非常遥远。“史诗把主人公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定在——借用黑格尔的说法——‘完成过去时’，与叙述者（或讲故事人）及其听众的时间没有联系的过去时。其次，这个绝对的过去时仅仅通过民族传统——排除任何批评、任何动荡的尊崇对象——才与咏诵的时间相连。最后，传统尤其把史诗世界及其英雄化的人物，与今日集体和个人的经验领域隔离开来。”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如果想被歌颂成史诗中的英雄，他只能被时间相隔足够久之后的史诗歌手以一种史诗的艺术技巧处理，只有历史足够漫长，人们对这个人物的记忆才会淡薄。只有这样，一个有很高艺术天赋、充满诗性灵感的史诗歌手在处理这个人物时，才能获得成功。否则他的想象力会受到束缚和限制，最终创造出的史诗也只是没有活力的作品。
但是，特定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与描述这个历史事件的史诗的出现相隔不能太远，相隔太远会使得史诗歌手的时代意识和观念世界与史诗所描述的时代意识和观念世界出现本质上的分裂，使得史诗不能表现英雄时代的真正的民族精神，从而失去了原始心灵所特有的生命力，让听众感到史诗的描述不符合时代意识及其起着作用的那个时代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乃至产生不耐烦和枯燥无味的审美情感。而生活在当下的史诗歌手对史诗的吟诵则将遥远的崇高叙事与特定时空中的当下联系起来了，史诗歌手及其受众和史诗之间在演述活动中建立起一种认同关系，从而实现了对历史的超越，“不仅超越了历史性时间，而且超越了历史性时间所服务的经验世界”，对史诗中的诗性历史叙事产生一种由衷的认同。史诗也通过自身的演述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不仅是艺术地讲述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而是通过宏大的叙事，全面承载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情感立场，它不仅教化民众，而且强化他们内部的联系——共同的先祖意识、归属感和历史连续感。”于此而言，史诗的历史叙事也是一种神圣叙事，史诗歌手及其受众不在意于史诗叙事内容本身的真实或虚构，在意于能在每次史诗的操演实践活动中找到自身的伊甸园，在意于能在叙事行为和叙事意义中找到自身的社会关系，在每次史诗的操演实践活动中实现一种永恒的、超越历史影响的过去行为与现在行为的对话，不断重复地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
总而言之，史诗在某种程度上与特定民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相关，但以不同的方式将它们英雄化和神话化。在漫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歌手、受众、社会环境等许多内在和外在的因素会让史诗呈现不同于原初史实的内容和形式。歌手会不自觉将历史性因素与非历史性因素进行艺术化的组合和处理，而且他们对哪些是历史素材哪些不是历史素材似乎没有明确的概念。因为歌手与受众并不是在史诗中寻找历史的真实，而是在建构史诗的这种真实中寻找历史的情感和自我的认同，它传递和记忆的是“精神”。对于歌手与受众而言，史诗是崇高而神圣的叙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的集体记忆，表现数个世纪以来特定民族的渴求和期待，表现他们的历史意志，表现他们对历史的评价与判断。史诗是特定民族的象征与丰碑，是它的“精神标本的展览馆”。它的诗性历史叙事呈现的是特定民族的存在、起源与形成、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理想与情感等诸多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相关的内容，并对它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神圣化的解释，而特定民族的民众也在一次次地与这种神圣化的诗性历史叙事展开沟通与对话的过程中找到和强化了自我认同。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文章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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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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