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俗学是研究民俗、民风、民情的一门科学，是一种民间文化。我国当代的民风、民情，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情融为一体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所阐述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把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进一步明确了建设先进文化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在重要作用。
　　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文艺、民间娱乐、民间风俗、民间信仰、民间组织等。我们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民俗、民间文化的研究不可或缺。
　　河北是一个东临渤海、西依太行、北控长城、南界黄河，拥有17.7万平方公里土地、6800万人口、480公里海岸线的大省。河北民众创造了辉煌的民俗文化。如今，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华北大平原，河北省内呈现出蓬勃生机。这为我们的民俗学研究拓展了视野和领域。自1999年始，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办的《河北年鉴》，每年为“河北民俗”专设栏目，将河北民俗研究的重大事项载入其内。

非物质 / 无形 / 口头遗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朝戈金

　　作为对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反拨，人们对本土的文化、民族民间的文化又重视了起来。这个趋势加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旁推波助澜，声势便可观。2001年5月，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便是对昆曲在人类文化传承中的特殊地位、贡献和价值的认定。此后，国内传媒谈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也一下子多了起来，晚近还有冠以“非物质遗产研究中心”的机构出现。其实，联合国该议案的出笼是在1997年。“代表作”要求是能够体现人类天才创造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有代表性的非物质遗产，或是从历史、艺术、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或文学角度具有突出价值并广为流传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再往前追溯，联合国在1989年就曾提出关于“传统民间文化保护建议书”。所谓“传统民间文化”（traditional folk culture）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它通过模仿或其它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除此之外，还包括传统形式的联络和信息。这一类遗产，在联合国文件中有几种限定语：oral, non-material, intangible等，分别对应中文“口头/口述的”，“非物质的”和“无形的”。联合国文献里对这几个术语，也分别给出了界定。大体而言，它们的内涵有相通处，又各有侧重面。非物质文化不必一定是彻头彻尾的口头传统，但形态特异如非洲“鼓语”，在传承和使用中，大概也不能完全脱离口头表述。总之，“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一直是整个非物质文化中最重要的环节。本文就以下几方面问题进行阐述：一、口头传统的理论内涵及其衍成；二、口头传统的学科体系特征；三、口头传统研究作为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四、口头传统研究的发展与走向。

弃蚕鬻桑型传说初探
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曹建南

　　本文将我国古代民间流传的叙述当桑叶价格高腾时，投机取巧的人灭蚕售桑以射其利反遭报应的传说，定名为“弃蚕鬻桑型传说”。根据对历史文献的考察可知，这类传说唐代流传于黄河流域的河南，宋代流传于巴蜀地区，南宋开始在江西地区广泛流传，明清时代则多见于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弃蚕鬻桑型传说的传承地的变化，恰好反映了我国古代蚕业中心由黄河流域逐渐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的历史轨迹。
　　在农家的蚕桑经营所必须具备的桑地、劳力、房屋、资金这四个条件中，桑叶的调剂、流通最为活跃。民间的桑叶买卖习俗构成了此类传说的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基础；解放后，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又促使弃蚕鬻桑型故事完成了由传说向民间故事的蜕变。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承包制，蚕农可以自由处理自己承包的桑地所产的桑叶。但是，由于桑叶的买卖只是在蚕农和蚕农之间进行，不形成由牙侩操纵的桑叶交易市场及由此而产生的叶价高腾的现象，因此不可能孕育出新的弃蚕鬻桑型传说。
　　弃蚕鬻桑型传说的形成和流传，还有一定的民俗心理为基础。古人不仅把“衣被天下”的吐丝虫看作能给人带来物质、经济利益的有益昆虫，还把它看作是有灵性的神虫。蚕一生过程中由卵而虫、由虫而蛹、由蛹而蛾的生物变态，使古人觉得不可思议，奉若神灵；尤其是蚕儿“三眠三起”的生活习性，更使古人以为它有起死回生的神力。因此，汉魏以前的古墓中常有金蚕（青铜蚕儿）、玉蚕、陶蚕之类的蚕的模制品作陪葬的现象。这种蚕虫神圣观成为弃蚕鬻桑型传说的形成和流传的民俗心理基础。宋代黄休复《茅亭客话》“桑馒头”条中的“夫蚕者，灵虫，衣被天下。愚氓坑蚕获利，有此征报尔”一句，明确揭示了弃蚕鬻桑型传说宣扬蚕虫神圣观的主题。

北京东岳庙香会综述
北京民俗博物馆陈巴黎

　　东岳庙自元朝创建之初，就香火鼎盛，明清两朝被列入国家祀典，由太常寺谴官致祭。民众的进香活动更是日胜一日。几个世纪以来，这里已成为北京世俗社会生活的大本营。庙内树立的为数众多的香会碑刻，尤其是刊于碑阴、碑侧的题名附记，为研究东岳庙香会提供了十分丰富、珍贵的历史资料。
　　东岳庙香会始于元朝，至清康熙、乾隆年间，达到鼎盛。民国以后，香会渐少。建国以后，东岳庙先后被学校、机关占用，从此东岳庙香会在历史上消失。
　　从碑阴刊列的会众署名中，我们看到东岳庙香会成员上至宰官，下至凡夫走卒，网罗了北京社会各个阶层，他们或以居住区域，或以所从事行业，或以籍贯，或以家族为背景组会，定期焚香顶礼，聚众通神，共襄善举，“无内外、无贵贱、无小大”，全然屏弃了儒家传统社会所强调的等级制度，封建等级制度在这里被彻底打碎。
　　通过对碑文的研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东岳庙香会悠久绵长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尝试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所秉行的制度与原则，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主司阴间的东岳庙在京城上千座神庙中独具规模，经久不衰。

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蒙古包研究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陈岗龙

　　本文主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比较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蒙古包研究文本，思考人类学和民俗学这两门关系密切的学科对同一个研究对象所做的研究的不同做法和研究目的的区别，从而探索人类学和民俗学两者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区别。通过不同学科对同一个对象的个案研究之间的比较，能更清楚地看出他们之间的差异。
　　本文分析的人类学家研究蒙古包的文本是吴文藻先生1934年写的《蒙古包》。吴文藻先生通过蒙古包，见到了蒙汉两族间冲突的主要原因乃基于农耕经济与牧畜经济的利害不相容，是游牧部落生活与乡村定居生活所形成的整个文化冲突。因此，他认为，蒙古问题的核心，要了解蒙古人民的现实生活——了解蒙古包。要渐渐地把蒙民从游牧生活改变成定牧生活，从而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吴文藻先生的蒙古包研究是把蒙古包作为一个文化单元来进行分析。吴文藻先生的蒙古包研究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研究，研究的是通过蒙古包体现出来的种种文化和社会关系，注重蒙古包与文化和社会的联系。
　　而民俗学家则是把蒙古包当作一种民俗事象的载体来进行民俗志描写和传承研究。一般蒙古民俗学著作中描述和分析的主要是蒙古包的构筑技术、居住结构、内部布置、居住空间、各种仪式等的传承。目前有关蒙古包的各种民俗志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蒙古包的类型与各地蒙古部落特征；蒙古包的制作和迁徙、拆卸、搭建技术的传承；以蒙古包为中心的空间民俗；蒙古包与各种民俗仪式的传承。
　　在具体研究中民俗学家们往往集中精力致力于蒙古包各种民俗事象的民俗学理论解释，通过这些民俗学解释来窥探生活民俗传承中体现出来的民众思想及其传承。而改良蒙古包，从而建设现代化的国防等则从未被认为是民俗学家的任务和目的。民俗学家的目的就是解释蒙古包传承民俗及其背后的民间观念和思想的传承性。
　　比较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蒙古包研究文本，可以具体说明这两个相关学科在描述和研究同一个案对象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性格和目标，这对我们进一步明确民俗学的学科定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不知谁是解忧民
——论新世纪民俗学要关注民众、关注民生
浙江师大人文学院陈华文

　　20世纪中国民俗学的发展除了秉承西方的学术传统外，就是在努力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子。20世纪80年代末钟敬文先生提出了民俗文化学的概念，并带领中国民俗学者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到90年代末，钟先生又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建议，并为中国民俗学的未来筹划大计。这些工作，使中国民俗学具有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和蓬勃的生机。
　　不过中国民俗学过于注重学理的研究和探讨，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本来与社会的血肉联系。因此，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以为，中国民俗学应该更加关注民众、关注民生。
　　一、民俗的“民”本身就是民众的民，民俗是民众的一种独特的、重复的生活方式，来自于民间，生存于民间。因此，关注民众、关注民生，这是为民俗学研究的主体所决定的，即使从学理上说，也顺理成章。
　　二、关注民众，最重要的就是关注民生。以往民俗学者更多地关注民俗的内容及它的传承、变异，却忽略了民俗对于民众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作用。另外，我们的研究更多地注意到了为政府或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忽略了民众本身对于民俗的认知和依赖性，忽略了民生——为民众找寻民俗生存下去的理论依据，为民众解释这类民俗存在的社会、心理依据。
　　三、敢于为民请命，将我们民俗学研究的学术生命，注入到民众的现实生活中，解决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所谓“迷信”、“落后”等他们不理解的政治或行政干预问题，解决社会迅速变革与命运捉摸不定的信仰问题等等。因此，我们的调查不仅仅为保存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介入这一变革之中，见证历史。民俗学者只有融入、理解民众的生活，关注民生，民俗学在新世纪才会获得更切入生活实际的成果，更上一层楼。
唐代诗人徐铉在《和王明府见寄》中所感叹的“不知谁是解民忧”，那就是我们新世纪的民俗学者！

法制与民俗文化建设
南阳师院陈江风

　　实行法制的本质，在于建立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使社会保持一种良好的政治、生活秩序，以及经济建设公平竞争的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法制对社会是一种硬控制的办法，其特点是它的强制性。应该说，作为硬控制的法律，是实现社会管理目标，实现国家意志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的手段。相比之下，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则是相对于法律这种硬控制手段的一种软控制手段，利用得好，可以成为国家政治、社会管理的得力手段，可以与法律互相补益，相得益彰。
　　从理论上讲，民俗文化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模式，具有世代相袭的稳定性，是一个民族深层文化积淀的产物。民俗文化约定俗成，具有很强的遵从要求和价值规定性，属于观念形态的规范，同时又外化为一种行为规范，从思想上到行动上给人以某种制约与塑造，被人称为“不成文的习惯法”。从这一意义上看，民俗文化对于社会具有一种整合、凝聚与规范功能，可以使社会有效地排除干扰，保持文化特色，产生重要的社会控制作用。法制与民俗文化建设作为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两种手段，二者应该相互依存、互相补益。当前，我们在坚定不移地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同时，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建设良好的民俗文化环境和奠定坚实的社会思想基础问题。为此，首先要使社会，尤其是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充分认识二者关系的重要性，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重塑共同的社会价值和理想信念。政府应借鉴历史经验，紧抓法制与民俗文化建设不放松，努力开创我国历史上依法治国和文化建设互相补益，人民安居乐业的崭新时代。

当代民俗学的精神追求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连山

　　一、当前民俗学的处境
　　任何一门人文学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展示着当时社会的精神追求。回顾20世纪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历程中的兴衰沉浮，可以清楚看到民俗学是如何在社会思想大潮中获得前进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发展，民俗学重获新生，取得了很大发展。可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民俗学并没有获得一般社会科学人文学界的普遍承认。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远远没有普及于高等教育体系。这种困难局面的产生原因，自然有来自新旧学科冲突方面的，更重要的则来源于民俗学自身目标的不明确。民俗学不是玩古董，更不是民粹主义。
　　二、对民俗学终极目的的思考
　　在生活中实现文化价值，是每一个正常社会都应该达到的。但是，我国很久以来的实际状况正相反。目前，追寻日常生活模式的形态和意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我们民俗学应有的题中之义。

20世纪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取向及前瞻
华东师大陈勤建

　　进入21世纪后，民俗学也像其他学科一样，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如何在新世纪求得更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上世纪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所走过的道路，总结其经验教训，从而找到一条既符合民俗学发展自身规律，又能显现民俗学研究的社会价值、时代价值的道路。本文的中心观点是：任何一门人文学科，都必须根据社会发展趋势和需求的变化，充实更新自己的主旨，校正自身学科的航向。民俗学学科作为一门“现在学”，更应如此。本文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生的历史检讨。20世纪中国学界的民俗自觉意识的思考和行动，之所以能发生，除了先驱倡导者的学科意识，名流学者们鼓吹宣扬积极投入之外，还得力于清末民初严复等爱国志士“富国强民”思想主张的滥觞，世纪初激进知识分子国民性改造的理想的驱使。“三民”思想在20世纪初的学界为人所熟识。而民俗学之后之所以在当时被学界不同学科的人所共识，所认同，与这“三民”思想有着学理上的一致和内在的天然联系。因为民俗学之“民”，就是群体的民众，国民之民，它所研究的“俗”它本身就是一国民众——民力、民智、民德生活经验积累的学问。而且是一门道道地地专门搜集、研究民众知识智慧的学科，可以广泛运用到现实中去的“民学”。
　　第二部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文学化倾向”。西方民俗学引入中国后，由于一国固有学术传统的熏染、时世的影响和学者自身的学术素养，许多著名大家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胡适、顾颉刚、胡愈之、闻一多、茅盾等人对民俗学的理解及其运用，使中国现代民俗学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文学化”的特征。其表现为，一、民俗学的民间文学化；二、文学的“化俗为文”。而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一是参与者的社会使命感，二是当时国民性改造的共同命题，三是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从而说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关注民生，关注国民性的改造。
　　第三部分“中国当代民俗学的学术前瞻”。世纪之交，中国现代民俗学走进了当代研究的新天地。当代民俗学该怎么走？在新的世纪，中国民俗学应该在发扬光大自身经验的同时，注意吸取他国的有益经验为我所用，寻求学科发展的新路：一、关注民俗传承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二、顺应世界人文学科发展的潮流，进行新的学科渗透与交叉。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中，民俗学家可以大展身手。三、开掘现实社会现存民俗的文化意义。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民俗的考察和研究，设法解开该俗内在的文化意蕴，发现别的学科所发现不了的文化意义。四、解析民族文化生命的DNA，熔铸新的国民性，这是21世纪民俗学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通过对民俗的深入的研究，可以剖析我们和他们的文化生命中的DNA，区分优劣，熔铸适合于本族群，又适应与全世界的新的国民性。从这个角度而言，民俗学在新世纪的用武之地是非常广阔的。

民俗与民俗旅游开发
河北省井陉县档案局陈生明

　　民俗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历史积累，是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民俗旅游已成为新兴的旅游内容和时尚潮流。如何运用民俗学开发民俗旅游，成为民俗学者的新课题。
　　文化是民俗旅游的生命力。只有大手笔搞开发，使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先进的现代文化相得益彰，才会使其充满生命力和吸引力。
　　精品是民俗旅游开发的着眼点。河北井陉古桃园镇文化底蕴丰厚，是民俗文化开发的天然作业场。我们着力构筑打造“一街、两馆、三名（民）、四古、五景”的精品旅游线。
　　富民是民俗旅游开发的目标。围绕“通游一处，造福一方”思路，创办传统小吃和土特产商店几“农家乐”家庭旅馆。让民俗旅游真正成为富村强民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民俗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泳超

　　关于民俗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我反对将民俗学漫无边际地扩张，以至混入旁学，丧失掉自家田地，尤其反对将人类学作为民俗学的唯一发展方向。其实这里关涉到一个重要问题：民俗学到底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鄙见是二者都有，随人自择；只是千万不要用一种思路去压倒另一种思路。按照现在的民俗学分类，似乎主要是物质、组织和精神三大块，我以为精神才是民俗学的核心，物质民俗和组织民俗本身无关紧要，只有从中闪现的民间精神，才是民俗学的关注焦点。比如手工业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之类，自有工艺史家去研究，何劳我辈费心？但是假如某一种生产方式蕴涵了特殊的民间精神，则正是我辈用武之地。所以，在我看来，对于民俗学而言，社会科学是其表，人文精神是其里，无表固难及于里，而表之非里，其义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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