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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丽]从性别麻烦到范式变革:中国女性主义民俗学的建设
  作者:康丽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2-05-13 | 点击数:5394
 

摘   要:女性主义民俗学的建设是民俗学者反思民俗文化传续过程中性别制度复杂性的自觉反应。女性主义与民俗学结合的初衷,是为了弥合现有范式面对社会新变的失效。但结合之后的成果能否独立为一个分支学科,取决于中国实践者在多大程度上能通过性别意识的养成,将来自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与性别敏感的范式规则内化为民俗学学科的常规法则。目前,在中国民俗学界,这一分支学科的建设尚处于萌发时期,而且建设过程中还要面对诸多来自女性主义内部张力的“性别麻烦”。但是,尝试学科范式的完善与革新,不仅是女性主义民俗学建设的需求,亦是学科整体继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关键词:中国实践;女性经验;性别敏感;女性主义方法论;范式规则


  民俗学关注的生活世界是由性别化的文化实践与传承构成的。民俗文化所承载和传递的知识与规范,也与特定群体的性别认同建构密不可分。在社会变迁中不断变化的性别角色与性别观念,与代表着社会规制的政治、文化资本等权力体系相互影响,让支撑人类社会运行的性别制度越来越复杂,并引发了一系列与性别相关的新变。比如,伴随传媒技术的发展,在都市趣缘群体中常见的跨性别实践;因劳务流动,在乡村社会频繁出现的越界实践等。面对这样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一向侧重传统与传承研究的民俗学,能否顺应时代的需求,提供有益的解答呢?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谈及现代性的流动特征时,曾特别引用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的名言“人类思想是否能控制人类思想所产生的成就”来说明正视这种特征的急迫性。在我看来,对于民俗学是否要以学科的方式介入有关性别制度的讨论,这种急迫性亦然。作为人类思想所产生的成就,性别制度的建设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该以何种方式认识这种因人类自身思想实践而创造的成就,并应对与其同来的种种“麻烦”?这是全球范围内持续了将近3个世纪的经典话题。目前,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绝大多数学科,都积极地投身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只是在国别实践中的表现略有差异。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北美民俗学界就充分吸纳了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成果,将女性主义为女性的目的与关于性别视角的深思用于民俗学对传统文化实践新变的解释。时至今日,北美民俗学界对女性主义民俗学的讨论已颇具规模。但在中国民俗学界的实践中,与之相关的思考依然处于主流关注的范围之外。本文探讨女性主义民俗学的重要性与可能性,是想让关心性别制度的相关学科与他国实践者能听到更多来自中国民俗学界的声音。

  一般来说,学科建设的合法性需要建立在下述四项工作的基础上:一是,通过概念厘定与边界划分,确立研究对象;二是,通过发现基本问题与学科本位,明确研究目标;三是,通过知识生产与理论积累,建构范式体系;四是通过与平行学科进行的对话,理解学科间的互文。若以此为据按图索骥,就会发现女性主义民俗学的建立是会遭遇重重“麻烦”的。

  一  “麻烦”何来:工具张力与理论的多样性

  与性别秩序相关的文化事象是极其复杂的,以之为中心建立的女性主义理论将这种复杂性充分展现到概念生产与范式创建的过程中。以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术语——性别的界定为例,在长期的实践和研究中,女性主义对性别概念的认识是不断演化的。

  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并没有区分性别概念的双重含义,她们关注的是如何将具有生理区分意义的女性引入社会运行的体系当中。进入20世纪之后,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西蒙娜·德·波伏娃强化了性与社会性别产生本质的差异,垒实了性别的社会建构性,并发展出性别自欺、内化他性等诠释这种建构属性的术语体系。当激进女性主义者将女性解放与政治诉求关联在一起时,她们创建了父权制理论。随后,盖尔·卢宾提出了“性/社会性别体系”,使父权制成为女性主义者解释女性附属地位最为有力的武器。随着女性主义诸多流派对本质主义性别观念,尤其是生物决定论的批判,性别概念逐渐被诠释为建立在个体生理差异基础上的,由语言、交流、符号和教育等文化因素构成的判断个体性别身份的社会标准与规范制度。20世纪60年代后,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性别的概念之争开始消解生理建构与社会建构的二元框架,逐渐转向对异质、多元的强调。比如,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看来,“性别不应该被解释为一个稳定的身份,或者能导致各式各样行为的代理场所。性别宁可被看作是在时间中缓慢构成的身份,是通过一系列风格化的、重复的行为于外在空间里生成的。性别的效果是通过身体的风格化产生的,因而必须被理解为身体的姿势、动作和各种风格以平常的方式构成了一个持久的、性别化的自我的幻觉。”

  这里能够看到的是一个在不断发展的性别概念,由这一概念的变化又延伸出非常复杂的术语体系,诸如性别角色、性别认同、性别公平、性别均等、性别平等等。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为女性”而进行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的复杂性。从性别概念的认知、政治立场的选择到适宜理论的创建,这一过程始终被裹挟在妇女运动的三次浪潮当中,即为妇女平权而斗争的第一次浪潮,以消除两性差别为基调的第二次浪潮,通过解构二元论的理论框架,坚持“女性”视角差异性的第三次浪潮。在这三次浪潮里,我们能看到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术思潮的承续与反思纷纷涌入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让“为女性”的目标统领了相互冲突的理论和政治视角,同时也构成了女性主义内部支离破碎的多样性。本文所谓的“性别麻烦”同朱迪斯·巴特勒的看法是一致的,强调的都是女性主义内部的纷繁复杂。

  那么,在中国实践中,女性主义民俗学如何从充满异质与多样性的女性主义理论中进行选择?这是讨论这一分支学科建立与体系化过程遇到的最大“麻烦”,即方法的遴选与范式的构建。想要解决这重“麻烦”,我们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当女性主义进入民俗学时,对象与方法谁更重要?第二,是否存在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或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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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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