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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谦恭理论”的重要性
上文提到，阿兰·邓迪斯在演讲中悲叹美国民俗学严重的颓势，他认为美国民俗学在学界出现制度性疲软的重要原因是缺少“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并对民俗学怠于革新自身“宏大理论”的状况进行了批判。通俗点说，他认为“民俗学理论欠缺”。邓迪斯援引了美国民俗学为数不多的理论家艾利奥特·奥里恩(Elliott Oring)的话——“因为民俗学完全没有可以支撑其视角的理论与方法，所以(在学术世界中——引用者注)处于边缘地位”，并强调只要是一门学科，不管是哪一个专业领域，都必须保有蕴含深意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概念。邓迪斯还提到，美国民俗学曾经有过零星的理论和方法，但那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由“摇椅上的民俗学者”“图书馆里的民俗学者”(不做田野调查的民俗学者)提出的，至今尚未进行变更和补充。为此，邓迪斯强烈地诉说了美国民俗学生成自身宏大理论的必要性。
这种认为“民俗学缺乏理论”是一个严重问题的想法，以及因而抱有自卑感的言论，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共通的。例如上文提及的福田亚细男曾吐露，自己参与创立的20世纪的日本民俗学理论极为薄弱，自己难辞其咎。
被称作“宏大理论”的事物极具诱惑力，由于民俗学没有宏大理论，所以与其他学科比肩而立时确实容易产生自卑感。世界各国的民俗学者都渴望宏大理论，然而目前民俗学并未获得受到其他学科认可的宏大理论。这也确实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影响了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普通学科在学术世界的地位以及社会上的认知度。
然而，民俗学不存在宏大理论的状况，真的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吗？民俗学能够构筑起自身的宏大理论吗？或者说有必要建构宏大理论吗？
针对这些问题，美国民俗学已有过深入的讨论。在悲叹缺少宏大理论的邓迪斯去世的2005年，美国民俗学年会上举办了题为“为何民俗学中缺乏宏大理论？”(Why is there no“Grand Theory”in folkloristics？)的论坛，似在回应邓迪斯的叹息。讨论的成果以“宏大理论”的专题形式发表在2008年的《民俗学研究杂志》(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上。这场讨论并非完全认可民俗学建构宏大理论的必要性，而旨在倡导民俗学者拥有民俗学学科特有的“理论”观。
例如，理查德·鲍曼指出，美国民俗学最适合将自身研究定位为“vernacular语文学”(“The Philology of the Vernacular”)研究，vernacular语文学是美国民俗学的一般理论(prevailing theory)。所谓一般理论，是指从传统中实证地加以提炼、排列，并指明研究方向的框架性理论。与证明普遍性的宏大理论不同，一般理论是基于与社会、文化相关的依据，试图把极为平常的普通事物与逻辑自洽的知性概念进行咬合的理论框架。
此外，多萝西·诺伊斯(Dorothy Noyes)提出了解决民俗学者缺乏理论自信的建设性意见。她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依靠的不是宏大理论，而是“谦恭理论”(humble theory)。诺伊斯批判了一些民俗学者，认为他们容易心生自卑，为了一雪前耻而艳羡文学、哲学等研究中的宏大理论，遗憾地远离了社会经验领域，某些人甚至投身于后结构主义等高端理论的讨论中。她同时指出，民俗学者是典型的“接地气的知识分子”(provincial intellectual)，身处现实社会与高端理论的中间地带，应该学会如何在容易迷失方向的模糊的中间地带生存下去。诺伊斯还提出，宏大理论指向人类的本性和社会的本质，而民俗学则应更加关注微小而具体的事物，将其对象化。民俗学者与其建构宏大理论，不如培养自己批判宏大理论的能力，致力于宏大理论与“地方阐释”(local interpretation)的中间领域。存在于高端理论和现实社会的中间领域的理论，便是谦逊有度的“谦恭理论”。
如前所述，民俗学受其诞生时的文化语境的制约。因此，想要建构世界各地通用的普遍的宏大理论，原本就是极为困难的事。然而，民俗学并不会因此失去存在的价值。如鲍曼和诺伊斯所言，针对其他学科追求(未必能实现)的宏大理论概念，民俗学有可能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探讨。我们可以将民俗学定位成一门“批判之学”，即从现实中汲取价值，帮助人们理解个别、多样的现实，对那些倡导脱离现实的抽象理论和教条主义的学科进行批判。邓迪斯曾悲叹民俗学宏大理论的欠缺，然而同为民俗学者的我们，应认识到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的“谦恭理论”对于学术世界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并将其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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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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