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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Folklore、Volkskunde及民俗学
(一)世界民俗学中的两股潮流
前文详述了德国民俗学“日常”研究的发展经过，提及了尽管是集体文化、却是一种阶层文化的“劳动者文化”这一德国民俗学研究的新领域，私以为已将大致的学术潮流及其应用范围记述完毕。由于ICH及英语的世界语化(英语的一元霸权)，今后很有可能出现美国式民俗学一家独大的情形，所以笔者想要揭示与美国式民俗学不同的民俗学的存在方式。
经过长期的彷徨和确认工作，笔者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不同倾向的民俗学，即起源于Folklore的英美系民俗学和起源于Volkskunde的德语圈民俗学。尽管两者在根源上有相通之处，但是外在形式及内容却大相径庭。前者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名称一致，通过定义folklore这一对象，民俗学(Folklore)也得以明确。与此相对，后者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名称并不一致。所谓Volkskunde，归根到底指的是与民众或者国民、民族相关的学问之意(Kunde vom Volk)，并不指代对象。
英美系的民俗学将以口头传承(Oral tradition)为中心、通过身体技法及表演等而被共享(传递)的表现、知识、实践设定为对象。除了讲述(Narrative)、音乐(Music)、语言艺术(Verbal art)、信仰与宗教(folk religion，ritual，and mythology)等类别之外，英美民俗学为了对20世纪60年代向口头传承倾斜的folklore做出补充，从北欧的民俗学中导入了folklife概念，开始将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也作为研究对象，外延通过对象得到拓展。威廉·汤姆斯(William J.Thoms)于1846年的创造的Folk-Lore一词，被视为the Lore of the People，礼仪(manners)、习俗(customs)、仪式(observances)、迷信(superstitions)、民谣(ballads)、谚语(proverbs)之类的具象，都可以溯源至Lore这一指代对象的统称之下。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将前半部分的Folk一词的定义，灵活地扩展为“至少共有一种共同要素的任何一个群体”，之后folklore就成了不仅与历史和记忆、也与活着的传统(living traditions)及创造性的表现(creative expression)有关的一个清新的概念，但是英美民俗学对于界定研究对象的执着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另一方面，最早见于1782年的Volkskunde一词，起初指的是为了统治而将民众的各类行业加以记录的所谓民政资料。后来随着赫尔德及格林兄弟的登场，民谣及童话等客体被集中研究，Volkskunde逐渐被等同视为后来的民俗学，但一以贯之的是，它是有关Volk(民众)的Kunde(学问)。在法尔肯斯坦会议上，这一倾向被加强，德国民俗学彻底排除了“民俗”之类的对象，通过“方法”重新定义学问。德国民俗学关注的不是对象而是主体(人)，或通过客体(对象)的分析而显现出来的民众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格恩特(Helge Gerndt)所写的现代德国民俗学的入门书中的定义一瞥究竟。
民俗学是研究广泛的居民集团日常生活的学问。其关注的是过去及现在的文化的表达。民俗学所探究的，是多数人视为理所当然存在的事象为何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亦即探究和我们共有生活空间、体验空间的人从古至今是如何形塑自身的存在这一问题。
民俗学的目标是阐明诸多“普通的人们”的理所当然，既包括客体的理所当然性，也包括对于主体而言的理所当然性。关于理所当然性的讨论将在后文展开，此处只要明白它不由对象决定这一点即可。
(二)东亚“民俗学”的诸相
早在90年前，就有先贤看出了英国的Folklore与德国的Volkskunde之间的本质性区别，指出将德国的Volkskunde一词译为“民俗学”并不恰当，并为此进行了斗争。他就是中国民俗学者江绍原。江绍原将Volkskunde译为“民学”，这一译法解开了笔者长年的疑惑。
江氏于1932年在上海出版了一本编译的书籍，是时任英国民俗学会(The Folklore Society)会长Arther R.Wright于1928年公开刊行的English Folklore一书的翻译，题为《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所谓“谣俗学”，指的是以口承文艺(Oral literature)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英国的Folklore，江氏的译著根据Folklore的实质内容，选择了更为接近实体的“谣俗学”的译法，而没有使用也许是源于日语的“民俗学”一词。同时，他对学科名称及其研究对象做了明确区分，分别译为谣俗学和谣俗。尽管这是本译著，但是他在书中附上了8篇补论，陈述了自己的“民学”论。其拓展到中国的“民”的阶层的部分是否妥当，笔者无法加以判断，但是将Volkskunde译为“民学”，是极为正确的。
接下来本文将以英德民俗学的区别以及江绍原的先驱性见解为前提，探讨协作研究东亚的“民俗学”及“日常”的意义。第一个理由是，在我们东亚，都是用相同的表意文字、即汉字“民俗学”来表述这门学科名称并展开讨论的。此外，“日常”也同样是用汉字词汇来加以表述和理解的。然而，相同的文字是否指代相同的内容，这一点并不确定。有必要指出的是，选取“民俗”这一表意文字有可能会束缚思考的自由，因为这个词原本有可能是江氏提出的“谣俗学”，也有可能是“土俗学”“民情学”“民传学”“民人学”等(第二、第三点理由将在下文中叙述)。
当笔者在韩国召开的研讨会上提出这样一个根源性的疑问后，在场的岳永逸后来告诉了我Folklore在中国的接受史。据他所说，“Folk-lore”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1872年香港发行的英文报纸The China Review(《中国评论》)的第1卷第2期，在该期中戴尼斯(N.B.Dennys)刊发了征集“Chinese Folk-lore”的启事。此外，在1886年的《中国评论》杂志第14卷第6期和第15卷第1期，骆任廷(J.H.S.Lockhart)发布了类似的征集启事，而且在第二次刊载时附加了简要的中文说明，说明中“the Science of Folk-lore”一词被译为“民风学”，这是最早的译词。另一方面，据笔者所见，日本的使用最早见于1886年刊行的尺振八编写的《明治英日辞典》(六合馆出版)的目录里，Folk-lore一词被收录其中，与之对应的译词是“俗传、野乘”。
与此相对，使用“民俗学”这一汉字词汇，在日本始于1890年刊载在《东京人类学杂志》第50号上的坪井正五郎的《伦敦通讯》。参考岳氏论文的提示，也许这就是“民俗学”一词在东亚的登场。不过，问题在于这个“民俗学”并非Folklore的译词，坪井起初是将其作为Ethnograpie的译词来使用的。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实际上柳田国男在1926年至1932年间也是将汉字词汇“民俗学”作为Ethnology的译词来使用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停留在语言层面的问题。
学生时代创立了东京人类学会、成为日本最初的人类学者的坪井，在其担任帝国大学助手时，去伦敦留学了3年。他在通讯中写道，在当地受到的感触让他觉得一直以来将“人种志”以及“土俗学”等作为Ethnographie的译词并不恰当，今后决定使用“民俗学”一词。他在大英博物馆介绍The Folklore Society的出品时，使用的是“口碑俗传学会”这一译词，这足以说明他用“民俗学”作为Ethnographie而非Folklore的译词，绝不是印刷错误。之前提到的柳田在1926年至1932年间所写的“民俗学”，也显然是Ethnology，而不是Folklore。此外，柳田偶尔用folklore对应源于法语traditions populaires一词的“民间传承”，他希冀的学问是National Ethnology或者“乡土研究”，而不是Folklore。
那么，为何坪井及柳田要将今日在东亚被确定翻译为“民族学”的Ethnology译为“民俗学”呢?这是由于既存的汉语词汇“民俗”中含有民众(全体)、民众的生活状况这一语义，而且Ethno-这一词缀如Ethnomethodology所示，含有“人们的”这一意义。如前文所述，Volkskunde的古老含义中包括“民政目的”之意，同样的，日本自古以来也有“观察民俗”“民俗凋落”之类的表述，表示的是“民众(全体)”。坪井及柳田就是将这样一个处于“民众”文脉中的既有词汇“民俗”，与“学”结合了起来。可以说，截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柳田意在使之体系化的，不是针对某个folklore的解说之学，而是“民学”+民众史。
顺便提及一下，就笔者管窥所见，Folklore一词在日本被等同于民俗学，最早见于1902年刊行的神田乃武等人编纂的《新译英日辞典》(三省堂)。江绍原及柳田的论述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因此“Folklore=民俗学”在东亚的确定，应该是在那之后。假如“民情学”或“民人学”的说法被采纳了的话，那么现在这门学问的存在方式会大不相同。笔者认为，“民俗”学的说法，将东亚的这门学问变为了文化遗产学，让研究思维也变得僵化了。关于这一点将另文撰述。
(三)东亚民俗学“共同协作”的意义
接下来继续陈述东亚民俗学应当“共同协作”的第二个理由——类似中的差异。尽管都共有民俗学这一根基且明显受到邻国的互相影响，但是在外部表现及实际内容上都存在着微妙的不同。全球化时代民俗学的国际化不可避免，大家都迫切需要深入思考自身的接受基础。在明确自身基础之后，对照参看邻国的微妙不同之处才会有效。正因为相似，所以将视野立足自身，然后再扩展至四周，这样才能进展顺利并发现自身的缺陷。这是为了发现彼此的个性、确保多样性的比较研究。正因为一方面存在很多共通的课题，一方面又存在不同之处，所以“共同协作”才有干头。
东亚民俗学“共同协作”的第三个理由是对国际化方式的疑义。东亚的民俗学，在各国应当都有超过100年的历史。然而，比如Alan Dundes所编的International Folkloristics：Classic Contributions by the Founders of Folklore(1999)，以及Regina F.Bendix和Galit Hasan-Rokem所编的A Companion to Folklore(2012)中，即便在Location的部分有所言及，但在主要理论及潮流中，都完全没有列举东亚先贤们的名字。如今已并非单方面接受英美德等国民俗学的时代，如何培养将东亚100年的研究积累向世界“传达”的能力、应传达些什么、如何传达?……这样一些从根本出发的共同奋斗以及深入讨论开始变得必要。
写到此处，幡然醒悟，包括笔者自身在内的东亚民俗学者，比起对欧美民俗学的了解，对于邻国的民俗学其实知之甚少。作为将德国“日常”研究和邻国民俗学统合起来一并吸收的手段，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刊行一本同时登载日中韩三国语言论文的学术期刊。笔者所考虑的，是磨合彼此间的差异，锻炼自身的学问，以东亚为舞台中心来构建一个平台。平台的真正确立，预计需要一个延续到下一代学人的长期过程。而作为自省之学的民俗学告诉我们，微妙的不同之处正是其潜能所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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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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