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德国民俗学的“日常”转向
(一)跨学科进程中的“日常”
在提出“作为日常学的民俗学”构想时，笔者特别参照了先行研究中德国民俗学的相关发展情况。需要事先声明的是，尽管本文参考了德国的“日常”(Alltag)概念，但是从后文论述中可以看到，东亚的民俗学中也有类似想法的萌芽。重要的不是孰先孰后，而是如何使之与思想土壤结合、如何加以扬弃。
哥廷根大学的卡罗拉·利普(Carola Lipp)在其1993年的论文《介于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之间的日常文化研究——跨学科概念的上升与下降》中，对德国民俗学中“日常”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总结。从题名也可以看出，文中对其跨学科的发展进行了概述，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在与相邻学科领域的协作关系中，“日常”的概念得到了普及。据利普所论，“日常”一词最早见于1858年威廉·海因里希·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的《作为科学的民俗学》(Die Volkskunde als Wissenschaft)，此后零散可见，但划时期的一个节点，是1978年以法兰克福大学为据点的格雷维鲁斯(Ina-Maria Greverus)的著作《文化与日常世界》的问世。
与格雷维鲁斯的《文化与日常世界》同样成为德国民俗学一大转折点的，是1961年刊行的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的著作《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Volkskultur in der technischen Welt)。在该著作中提到的所谓“‘技术世界’的世界”，指的是埃德蒙德·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希特·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以及阿尔弗莱德·舒茨(Alfred Schütz)使用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life-world)。当然，其中包含着现象学式的理解，但决定了此后民俗学走向的，是由此生发的“日常”(Alltag)。
即便如此，“日常”并非民俗学独有的概念，而是在跨学科的共通潮流中出现并被各门学科同时使用的。利普说，现代的日常理论的核心之一，是舒茨的《生活世界的结构》(Struktur der Lebenswelt)，这本书的德文译本出版于1975年。与之具有同等影响力的，是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该书的德文译本也出版于1975年。舒茨的“生活世界”概念及其核心主张，因1969年德语版彼得·伯格及托马斯·卢克曼(Peter Ludwig Berger&Thomas Luckmann)共著的《现实的社会建构》(Die gesellschaftliche Konstruktion der Wirklichkeit)一书而广为人知。然而，它在德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被作为中心概念广泛引用、急速普及，则是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的事。
(二)再见了，民俗!——法尔肯斯坦原则
1968年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了多起由学生、年轻人主导的“反叛”运动。在德国被称为“68年运动”“68年革命”。1969年，当这场运动余热未消之际，在代特莫尔德(Detmold)召开的德国民俗学会的年会上，以年轻的研究者为中心掀起了一场略显激烈的、关于民俗学今后将以何种方式存在的讨论，会场气氛一片喧嚣。
第二年，也就是1970年，图宾根大学受教于鲍辛格的研究生们所写的论文集《再见了，民俗!》(Abschied vom Volksleben)在法尔肯斯坦(Falkenstein)会议(年会)前得以刊行。年会将这本论文集作为问题提出，并彻底讨论了民俗学的存在方式。该会议有人数限制，当时50余名的参会者，讨论了4天半的时间，本为议题之一的专业名称“Volkskunde”的改称问题被搁置，且最终确定的决议书仅有两句话，然而“民俗学”却得以重新定义。新定义如下：
“民俗学”是对客体及主体中表现出的具有文化价值的传递物(以及对其进行界定的原因、伴随的过程)展开的分析，这种分析的出发点通常是社会文化的诸问题，其目的是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这后来被称作“法尔肯斯坦原则”(Falkenstein Formula)，成为德国民俗学的指针。这两句话并不是从略显生硬的德语直译过来的，以下将多夫与利克斯费尔德的英文译本也列出，以供参考：[Volkskunde]analyzes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values(including their causes and the processes which accompany them)in their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form.The goal is to contribute to solving sociocultural problems.
所谓客体指的是研究对象，主体则指的是人，“民俗学”就是在研究对象与主体(人=生活世界)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对有关文化价值的“传递”进行分析的学问。这实现了从研究被客体化了的对象(民俗Volksleben)、向研究包含了文化传递过程的学问的范式转换。当时坂井洲二访学德国参加了这次会议。坂井指出，根据图宾根大学制作的资料来看，“有文化价值的传递物”(Vermittlung von kulturalen Werten)，原本意为“传统文化”，为了排除对传统二字先入为主的观念，才采用了“有文化价值的传递物”这个说法。其表现在客体上的实例有“物质文化(Güter)”“规约(Normen)”等；表现在主体上的实例则有“态度(Attitüden)”“意见(Meinungen)”等。
这个定义虽然不长，但决定了此后德国民俗学的存在方式，即不是从“对象”出发，而是从“方法”出发去定义“民俗学”。而成为讨论的前提的，便是论文集《再见了，民俗!》。尽管本文中将Volksleben译为“民俗”而非“民众生活”，但民俗学却放弃了“民俗”这一对象，转变成一门致力于把握作为主体的“普通的人们”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是如何基于“传递”而构成的学问。这种理解方式自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来，逐渐被“日常”一词取代。
尽管“日常”一词在法尔肯斯坦会议中也出现了，但是并没有被清晰化。乍看起来，似乎之后的德国民俗学出现了研究对象从“民俗”向“日常”的转换，但是所谓的“日常”并非仅仅指的是对象(领域)，关于这一点会在后文详述。笔者认为，不从“民俗”这一客体化了的对象加以把握、由此看到的整体，才是含义深刻的、德国民俗学的“日常”的核心。
(三)“日常”理论的两大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图宾根学派
重视“日常”概念并对其进行理论性展开的，是格雷维鲁斯所属的法兰克福大学，以及乌茨·耶格勒(Utz Jeggle)所属的图宾根大学。耶格勒在1978年刊行的概论书《民俗学的基础》(Grundzüge der Volkskunde)中执笔了“日常”(Alltag)的部分，他是鲍辛格的高徒。在该书中，鲍辛格执笔了“身份(Identiät)”、戈特弗里德·科尔夫(Gottfried Korff)执笔了“文化(Kutur)”、马丁·沙弗(Martin Scharfe)执笔了“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日常”一词在1978年入选为该书论证的4个基础概念之一。
先从前者法兰克福大学的“日常”理论的深化说起吧。参照利普的研究，前文介绍了1978年刊行的《文化与日常世界》的划时代意义，其实格雷维鲁斯在法尔肯斯坦会议翌年，就早早在德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杂志》上发表了《文化人类学与文化行动学——“向生活世界的转换”及“向自然的转换”》一文，回归胡塞尔概念，在“民俗学”中寻求“向生活世界的转换”。论题中的“文化人类学”，就是其学科名称被束之高阁后的“民俗学”。
1974年从马尔堡大学调任法兰克福大学的格雷维鲁斯，将大学的研究所名称改为“文化人类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Kulturanthropologie und Europäische Ethnologie)。她解释说，“民俗学”注定要研究“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这里所说的“生活世界”，是指“日常世界，或者被限定了范围的理所当然的经验世界”，而研究目标不是一直以来作为对象被客体化了的“物质文化(Güter)”，而是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环境。
另一方面，将研究所改名为经验文化研究所(Institut für Empirische Kulturwissenschaft)的图宾根大学的“日常”研究，是在1981年就任该大学教授的耶格勒主导下进行的。研究的基础，是在大学附近的农村——基宾根(Kiebingen)村进行的集中且持续的田野调查以及历史学式的探索。自1973年最初发表有关基宾根的报告以来，耶格勒反复通过该研究手法进行研究，积累了不少成果，并于1977年获得了教授资格(Habilitation)。之后，该大学的研究生们与耶格勒合作成立了调查组。
格雷维鲁斯将“日常”作为文化产业的产物加以把握，与之相对，图宾根大学则积极吸收了阿多诺等人的文化产业批判理论，将被文化产业疏离的事物作为“日常”来加以把握。耶格勒也认为民俗学的遗产本质上存在于“日常”之中，他重视衣物、房屋形式、家具、雕刻之类的有形文化，认同“日常”是由“生产方法所决定的时间与空间的经验”的看法，即认为规定“日常”的基础条件在于劳动。河野真指出，这体现了列斐伏尔的思想和当时绽放出最后余晖的东德民俗学之间的磨合。
尽管鲍辛格当时在任，但是被物象主义定向了的“日常”研究，并没有迈向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的调查，而是与作为集团文化的劳动者文化及地区社会研究联系了起来。图宾根的研究者主张自己与格雷维鲁斯的区别在于，他们更加重视历史维度。特别是耶格勒认为，文化的所有客体化归根到底都是“历史经验与行为结果的表现”，“日常”研究应以“现在的历史性为出发点”。结果，该学派与70年代的文化产业批判及媒介研究渐行渐远，逐渐走向80年代以后的日常史研究。
由于调查组将基宾根的调查范围扩大了，所以其目的也变成了探究“人们在经验世界里表现出的独特性格”，即探究该村居民特有的思考和行动是从何处出发、又是如何变化的。因此，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都有所进展，基宾根村1790年以后至今的史料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项调查成果丰硕，比如它阐明了该村居民的文化特征是在19世纪该村由农业村落转变为工人村落的过程中产生的。
(四)日常史与民俗学：主观性的焦点化
图宾根学派是以物质文化为研究基础的，但作为导入现象学观点的鲍辛格的领地，转向以主体为中心的研究也是必然的吧。同时，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作为市民运动的口述史运动、主要由历史学界的非主流年轻知识分子主导的“历史工作坊”(Geschichtswerkstatt)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将个人的历史经验作为历史资料加以运用的尝试与民俗学紧密相关，引发了民俗学者的共鸣。
抗议既存秩序的1968年学生运动，在褪去热潮之后，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自己，并发展成重新审视自身立场的市民运动。我们及我们的父母、祖父母们的历史经验被重新审视，研究不再将这些主体作为被纳粹愚弄、操纵的大众，而是思考这些人为什么没能抵抗纳粹、当时过着怎样的日常生活等等。换言之，研究开始关注“普通的人们”的平凡日常实践及经验。他们的知觉、经验、行为之类的主观性成了焦点，历史主体的内心世界成了质疑的对象，比如人们是如何体验喜悦及困惑、这些意味着什么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历史学者将这些作为社会史的形态之一，用“日常史”(Alltagsgeschichte)这一名称加以总括，而民俗学者的研究及活动也与之并行发展。比如，使用与耶格勒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对基宾根村进行调查的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和利普，在《微小的生存——关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农村社会中物质性及社会性再生的历史》一书中，将研究对象的时间段，设定在了工业化之前的18世纪中叶至纳粹时代为止的大约150余年间。该书通过家族、亲族、其他社会组织以及村内的各个职业群体，详细分析了工业化时代到来导致该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平衡被打破，该村出于居民生存的需要而舍弃生活要素的一部分，重新统合既有要素间的平衡的过程。
物质文化的研究也转向以主观性为中心，比如衣着的主观知觉及意义、自我表现的技法及集团特有的服装样式等。如此这般，“日常”这一观点对于扩展研究领域做出了积极贡献。除了前述的村落日常史研究，卡舒巴还将自己的研究延伸到了“劳动者文化(Arbeiterkultur)”这一民俗学中未曾开发的领域。劳动者文化是由因工业化而在大城市聚居起来的劳动者阶层所孕育的，卡舒巴的这一研究，展现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从农村地区移居至城市的劳动者们，为了适应新的日常生活而充分运用移居前的农村体验这一事实，尤其受到了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不属于图宾根学派的阿尔布雷希特·莱曼(Arbrechit Lehmann)，在《劳动者村庄的生活》一书中，提出了劳动者阶层特有的用于沟通交流的“日常话语”的形式以及闲暇时的行动等问题。德国民俗学会在1979年将劳动者文化作为独立的分会固定了下来。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