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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活改善运动
田中宣一曾坦率承认，未曾料到战后日本政府发起的各种计划以及各地响应这些计划而积极推行的生活改善事业和新生活运动成为民俗变迁的要因。他指出，以前的民俗学对国家的政治动向和政策不太关心，往往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而致力于调查各地的生产生活方式，记录各地的祭典、庙会和节日，追溯婚姻变迁和关注民间信仰等。但经由对“山村调查”的追踪调查，非常清晰地了解到地方各种传承在政策影响下不断变化的事实，于是才开始高度重视起政策和民俗的关系。田中宣一多年关注生活改善运动和民俗变迁之间的关系，他对生活改善运动的定义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透过政府及有关机关的政策举措，有意识地推进国民生活的改善；由地方自治体、地域社会的各家各户以及诸多团体密切互动，以改善国民自身生活为指向的创意和努力；与官方企划相呼应，基于民间民众的意愿、努力和实施而指向于生活近代化、合理化的各种活动的总称。例如，通过各种路径启发和推动居民发现自身生活有哪些地方不合理、不健康，并予以改善等，由此，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改灶、改善厨房、改善卫生、改善饮食生活等各种实践。
日本政府通过国家政策或各种运动对国民日常生活加以干预，这从战前到战后其实是有一定的连续性的，但和战前的目标是“富国强兵”不同，真正的生活改善还是在战后。在战争废墟上重建日常生活，战后的生活改善运动旨在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其中包括促使传统民俗趋于合理化和简素化的指向。这里所说的“生活改善运动/新生活运动”，主要是指二战以后日本的农村改良事业及运动。1955年鸠山一郎首相曾提倡“新生活运动”，而所谓“生活改善运动”通常包括由总理府下属的新生活运动协会主导的“新生活运动”和盟军占领当局(GHQ)进行农村改革、为实现农村民主化而于1948年启动的农林省系统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等。虽然运动往往存在不同的系统，但落实在生活改善的现场，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所有这些运动的目的，就是从衣食住行到社交礼仪等生活各方面的改善与合理化，以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指令性为特点，例如，农林省向基层派遣农业改良普及员或生活改良普及员，但要真正获得成效，则必须有当地居民的响应与参加。
岩本通弥曾把近年来日本民俗学有关“生活改善运动/新生活运动”的研究，溯源至田中宣一编的《生活的革命——战后农村的生活改善事业与新生活运动》和大门正克编的《新生活运动与日本的战后——从战败到20世纪70年代》这两本书。前者是民俗学家和相关研究者从2004至2009年合计20次共同研究会的成果，其以上述生活改善普及事业和新生活运动为中心，尤其关注保健所和公民馆的活动，不仅致力于追问官方推动运动的逻辑、内容和方法，同时也致力于揭示民间亦即成为运动之对象的地域或团体是如何接受并予以反应的。由于民间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形态或传承自有其逻辑，故其反应自然也包括无视或反驳、抵触等。田中宣一认为，除了包括厨房和洗澡间等在内的居住空间的改善，有关营养和卫生思想的扎根，结婚和产育形式的变迁，以及人们有关生活的意识变革和家庭中女性地位的提高等，都非常重要。其结果便是指向现代生活，故应称为“生活革命”。民俗学对于这些运动的研究，同时也就是对现代生活的思考。
田中宣一指出，虽然对怎样才算改“善”有不同观点，但运动总是官民互动、一起参加推动的。例如，农林省1948年新设生活改善课，其内又下设衣食住和家庭管理、保健育儿等科室。农林省推动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把农、林、渔从业者衣食住的改善、家庭收入、家内女性地位、家人健康(特别是婴幼儿健康)等均纳入规划；通过考试招募、培训生活改善普及员并派遣到地方。生活改善普及员大多是女性(全国约2000名)，她们到各地召开讲习会，说明改善生活的必要性；推动由当地女性(年轻主妇为主)组成生活改善小组，寻找需要改善的问题，再通过协商解决，主张由村民以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民俗学家注意到，旨在追求更好生活的生活改善运动在村落层面的实践，主要是以女性为主力、主角和主要的受惠者；各地都把动员妇女作为工作的重点。在不少村落，妇女也因此获得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地位。生活改善普及员引导妇女所做的工作，包括提高制作衣服的技巧(劳作服和内衣的制作、衣服的防水加工)、改善饮食(面包和副食制作、季节性料理、零食和点心制作、食物保存、学习营养知识)、改善居住条件(厨房和灶炉改良、改善供水和洗澡间)、讲求卫生(驱除蚊蝇和寄生虫、重视农忙期保健等)、重视家庭管理和经营(家计簿记录、每月的生活安排、孩子分担家务、家人间的协作)等。显然，有些举措可能会与传统民俗发生冲突，例如，有人说改灶会让灶神不高兴，家人怀孕的话还会使新生儿兔唇，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促使居民改变其自身的价值观。在这些过程中，妇女会之类的组织发挥了作用，但变化最大的则是参与生活改善运动的妇女们的自我认知，亦即她们从各家农户的媳妇由此变成具有掌控自身生活之能力的女性。
相对而言，新生活运动则主要是在都市及各单位内推进，以全体国民为对象，重点在于改善精神生活层面。1955年政府设立了新生活运动协会，旨在促进国民形成合理、民主的生活习惯。例如，要求国民以勤劳为贵、不要浪费铺张、奖励储蓄、废弃封建的人际关系及习俗、提升公众道德水平，推奖良风善行、努力改善衣食住等日常生活。具体的方法是由地方组织和民间团体等提出需改进的问题，新生活运动协会派遣讲师指导，并向地方提供已采取行动的其他地方及团体的信息，或对实施行动的团体予以财政援助。各地具体实施的活动非常丰富，例如，推进健康合理的娱乐、红白喜事简朴化、排除浪费、储蓄和家计合理化、严守时间等，进而还有对一些仪式和习惯的改善，打破迷信陋习，注重保健卫生，计划生育；改善衣食住的环境，消灭蚊子和苍蝇等。此外，厚生厅管辖的保健所以保健卫生为中心进行的活动，主要有结核病对策、传染病预防、母子保健、改善营养和食品卫生等。文部省管辖下的社会教育设施公民馆也积极推行公民教育，开展地方文化教育活动，内容多为民主主义的启蒙和普及，以及在公民馆举办婚礼或涉及保育、托儿等有关生活福祉的活动。
在上述运动中，显然是有国家对民间传承的直接而又强力的干预，试图让它朝向“善”的方向改进。所谓“善”，主要包括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物质生活的安定、互助合作精神、合理性思考等。诸如祭祀庙会和节日庆典等仪式中的浪费及仪式性的偷窃，对寺庙神社的过度祈愿，各种消灾仪式，婴儿出生后的各种仪礼，婚丧仪式中的各种馈赠习俗，似乎都有改“善”的余地，但将它们一律视为陋习，进行强制性改造，民众可能抵触，也会觉得生活枯燥无味。前已述及的红白喜事简朴化，曾被视为是新生活运动的目标之一，但除了场所和仪式程序的一些改变之外，涉及馈赠和还礼以及精神领域的葬礼和祭祀等部分并不是很顺利。这类目标在村落的传统规矩、商业化和炫耀性消费及非日常消费等要素面前，往往显得很无力。民俗学家认为，导致这类情形的理由主要是冠婚葬祭本身对于人生的意义，较难被简朴化；再就是伴随着互酬原理的馈赠具有连锁性，对于乡民的生活世界而言非常重要。田中宣一认为，外来人视为浪费或不合理的，对当地人而言却可能是让生活充满活力必不可少的，也因此才代代相传的。民俗学家应该如何理解这类情况?当事人为了美好生活，愿意接受什么、拒绝什么或改变什么，民俗学家应通过对他们如何参与这些活动的观察，努力准确地理解人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的方向。
至于大门正克编著的《新生活运动与日本的战后——从战败到20世纪70年代》，主要是从历史学的立场展开研究。和田中宣一等人基于民俗学立场的相关研究聚焦于接受或抵触、反抗政策的人们的实践及与之伴随的记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学立场的研究主要是分析有关政策的记录，重视对其政治性意图的揭示。显然，将上述两者结合起来是很有必要的。
岩本通弥对“生活改善运动”“民俗学”和“日常”的关系做了进一步审视，他追随柳田国男和今和次郎的足迹，试图重新探讨日常生活的近代性是如何在日本展开的。在岩本通弥看来，日本民俗学的诞生其实与生活改善运动属于表里一体的关系，较早时的民俗学曾把生活(民俗)视为是应该改善和变革的对象，而不是应该受到保护和保存的对象；但到20世纪70年代，亦即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在日常生活持续快速变化的趋势中，日本社会和日本民俗学产生了美化过去和美化民俗的视点。面对不断快速变化的生活，民俗学以恒久的日常亦即通过对“民俗”的界说，改良主义式地应对过度的社会变革。岩本通弥认为，民俗学必须追问现代及迄今为止的日常生活的演变过程，近代以来，日本都市社会出现了新的日常，工薪阶层亦即上班族激增；同时世界各地也都出现了相似的近代生活方式；电影院、演讲会、展览会等新的公共空间领域的诞生，催生了对公共空间行为举止的要求和规范；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使此前很多习惯和经验知识再无用武之地。在多种要素复杂交织互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各种纠结于国民身边琐碎生活小事的“运动”，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一种“搅乱”，也总是能够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有时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
小岛孝夫和成城大学的研究团队以田中、大门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致力于把新生活运动协会的活动记录和东京都多摩地区的生活改善运动的开展情况数据库化。从2014年起，他们以政府部门发行的宣传杂志等记事为资料，在使之数据库化的同时，召开研讨会验证生活改善运动在全国的开展与差异性；与此同时，坚持民俗学的立场，亦即以个人的日常生活事象作为基础资料，对生活改善运动相关人员进行了必要的访谈。小岛孝夫认为，生活改善运动作为战后民主化的一环而展开，虽然政策在全国是一致的，但对于在地域社会经营日常生活的人们而言，秉持传承而来的意识和价值观，平均化的生活改善政策未必能被理所当然地接受，其不少部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抵触或对抗，才逐渐接受的。各种生活改善运动同时也是居民们自觉摸索改善自身生活的活动，一定意义上，正是它们构成了当今日常生活的根基。小岛孝夫还特别指出1947年日本实施新民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它改变了明治以来的家族法，确立了家庭的民主化和男女平等原则，以前的婚姻是女性嫁入夫家，如今则是自由的男女通过婚姻组成新家庭，于是，以前有关家族永续的理念就慢慢地发生了改变。小岛孝夫认为，这也与年轻人作为自由的个人接受生活改善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联。
山中健太对爱媛县南予地区两个基层社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蚊蝇生活”的各种活动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无蚊蝇生活”是环境卫生改善活动的一环，旨在杜绝传染病的媒介鼠类蚊蝇之类，但作为国民运动，它并未局限于公共卫生范畴，还与改善生活紧密相关，并涉及教育方面的因素。社区层面的活动内容包括改建厕所和水渠，配备垃圾焚化炉并改善堆肥和畜舍等；厕所改造的重点是彻底密闭便池，下水道则提倡V字型沟渠，以便节水并容易清扫；再进一步还有改善厨房、设置简易自来水管道等。所需材料、费用和劳工，则由地方政府和居民按不同比例分摊。山中健太提供的这两个社区案例形成了鲜明对照，一个是自上而下由町政府强力推动，虽然整齐划一并有效率，但较难持续；另一个则是自下而上由居民主导，虽然不那么立竿见影，但却能够从改善下水道的活动逐渐朝改善生活其他各方面不断扩展，进而还陆续解决道路、边界、防止青少年不良行为等其他问题。换言之，生活改善由谁主导，如何定位，以何种方式推进，均会影响到其后续的展开。
田村和彦认为，从行政角度试图改善生活时，由于将具体对象问题化，并必须确认改善的措施和成果，通常就会使生活碎片化，而不再顾及生活本身或生活的整体。由于此前没能将“生活”提炼为民俗学的重要概念，因此，民俗学家对眼前实际展开并极大改变着人们生活的各种运动熟视无睹，从而也就丧失了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并去探讨生活整体的可能性。他指出，由行政主导的运动，一旦确定的项目得到改善，运动就会终止；若由当地居民发起，以改善自身生活为目的、具有主体性的生活改善行动往往会一直持续，没有完结之时。对此，民俗学家需要直面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思考生活改善运动改变了什么，如何将人们卷入其中，以及对今天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等问题。
即便在彻底实现都市化、现代化和生活富足之后，日本社会有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只不过逐渐从重视物质朝向重视精神和情感层面的方向演进。例如，1974年发祥于福岛县三岛町的“故乡运动”，主要就是一些地方自治体以大都市居民为对象，征集特别市民，一方面收取会费，另一方面则向应募者提供某种特惠，亦即帮助市民和“乡土”(地域社会)建立关系，使他们可以定期访问“乡土”之家，满足其“望乡”的期待。这类运动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对于因代际交替而失去“故乡”的市民们而言，乡愁成为其幸福生活中的稀缺或缺憾之物，因此，这便成为一种需求。的确，以高速经济增长和生活革命为背景，传统文化的流失及未来命运成为日本知识精英的焦虑，民俗学在推高和应对此类焦虑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对曾经有过的“美好”生活(民俗)的乡愁，使得“乡土”被理想化，换言之，民俗学家有意无意地参与或助长了上述那样的乡土运动，直至近年才有部分民俗学家对此有所反思，并试图把它作为研究的对象。此外，还有1975年发祥于爱知县丰桥市的“零垃圾运动”，2002年静冈县挂川市发布“慢生活城市宣言”等等，民俗学几乎都没有对它们展开过像样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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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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