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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速增长与消费
成城大学的民俗学家们曾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了对20世纪30年代由柳田国男主导的山村调查和海村调查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追踪调查，结果证明几乎所有地域社会的所有民俗事象均发生了剧烈变化。高桥泉以地域社会的近代化为主题，分别对“山村地域社会”和“沿海地域社会”的经济(尤其是生产结构与消费生活)、政治(尤其是村落结构)、社会(尤其是社会集团)、文化(尤其是信仰生活)的近代化过程进行了验证。虽然有批评认为，其未能聚焦个人而使论述流于表面，但对于大规模和系统性的民俗变化的掌握确实非常重要。田中宣一在论及“当今传承的变化”时，尤其强调了1960-19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变化，诸如，机械化带来了农业生产方式的极大变化；石油大量输入带来的能源革命促使传统的薪炭行业衰落；根植于稻作农耕传统的祭祀与节日持续变化，甚至结婚和生孩子的仪式也在快速变化等等，民俗学家必须正视这些变化并进行正确的记录。但是，在很多民俗事象不断变化的同时，有些却保持不变或较少变化，那么，它们是如何传承的?保持不变的原因何在?民俗学必须追究其中的原因。
伴随着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大规模的都市化、近代化，日本全社会得以实现国民物质消费水准的大幅度提升，衣食住用行等日常生活发生了全面变革和整体性巨变，亦即“生活革命”。所谓“生活革命”就是狭义的民众“消费革命”。1954年，日本电机行业提出了“家庭电气化”的宣言；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的《经济白皮书》与《国民生活白皮书》均对民众旺盛的“消费”行为和由此导致国民生活的变化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当时在日本社会出现了追求生活革新的几大标准：生活的西化程度、家务劳动的合理化、休闲消费的增加程度。例如，都市家庭的谷物消费中面包类的支出比例，衣物中西装的支出比例，各个家庭拥有写字台的比例等；在农村，除了面包，还关注肉乳蛋的支出比例等。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逐渐为消费所牵引，“消费革命”表现最突出的便是家用电器的逐渐普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是有“三种神器”之说，人们把家庭拥有电冰箱、黑白电视和洗衣机等视为生活现代且富足的象征；随后，又有“新三种神器”之说，又把彩色电视、空调机和私家小汽车视为新的家庭目标，由于彩电、空调机和小汽车的英文表述分别为Color TV、Cooler、Car，大众媒体又把“新三种神器”表述为3C。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了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常生活的怀旧氛围，当时的民俗学也参与其中，并被福田亚细男称为“乡愁的民俗学”。有关这一时期的生活再现展览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展品不再是土灶、火炉、厨房的旧家具之类，而是黑白电视、用旧的电饭煲、冰箱、收音机、洗衣机之类，由于与当下的现代日常生活直接相关，并属于身边“过往”的生活经验，所以，这些实物所构成的生活场景引起了很多人怀旧的共鸣。松户市立博物馆在1993年4月开馆时举办的现代史展览，以“常盘平团地的诞生”为主题，以原大尺寸复原了日本住宅公团提供并于1960年开始入住的小区公寓(4389户)的一个家用电器齐备的2DK单元，再现了入住者一家积极地投入都市新生活的居家日常，这可以说是以博物馆展示的方式，对集合住宅在20世纪后期以来日本式生活方式的建构和确立方面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进行了恰当的评价。这类涉及生活革命的专题展览的成功之处，除了可以和重点展示生活革命之前乡村传统生活的展览形成鲜明对比之外，还总是吸引家长们带着孩子去看展览，很多家长作为曾经的生活经验者，总是会一边回忆，一边给孩子解说。
民俗学家认识到，上述家用电器只是都市家庭热衷与追求的部分物品，这个与现代日本式生活方式直接相关的旧物清单，其实还可以列入更多，例如，煤气灶(以及电饭煲)、吸尘器、洗碗机、抽水马桶、合成洗净剂、塑料或金属容器等等。伴随着这些全新的生活机器(或产品)进入家庭及陆续普及，很多传统的生活技术趋于消亡，一般民众的居家生活自然也就焕然一新。对于那个尚未完全富足，但对未来充满乐观、憧憬和希望的时代的怀旧或乡愁，在世纪之交前后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市场级的现象，的确与博物馆对当时生活的展示热潮有关。对于民俗学而言，研究现代生活的起源和搜集、积累与之有关的民俗资料，成为了重要的课题。重要的是，这些资料和传统的民具或民俗文物截然不同。在高速经济增长期，很多人家的旧器物被大量抛弃；与此同时，伴随大阪万国博览会(1970)的举办，日本全国兴起了古董收藏热。各地涌现的古董市场上，相继出现了两类以前不太常见的旧货，一类是传统的民具杂货，再就是那些不久前被淘汰的家用电器。前者往往是各地兴起的历史民俗资料馆或博物馆着力收藏的，后者则成为以生活革新和生活革命为主题的特别展览所青睐的展品。日本各地的民具搜集往往是由地方上的老人们进行的，有时会利用废弃的小学校舍等作为乡土博物馆的馆舍或仓库，展示或收藏这些民具，在这个过程中，民俗学家往往也介入其中。
2010年3月，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综合展览的“现代”展，其前半部分的主题为“战争与和平”，后半部分的主题即“战后的生活革命”，包括“高度经济成长和生活的变貌”等。该展览生动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因经济成长而导致生活变化的实际过程，包括消亡的山村生活和全新的都市小区生活，后者的基本原型是从1962年起陆续入住的公营赤羽小区。该展览对战后高度经济增长与生活革命的主题非常重视，可视化地反映了涉及生活革命的民俗学研究成果，在日本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各地的历史民俗博物馆或资料馆在涉及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和生活革命等主题时，往往会以它作为参考。为配合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这次展览，2009年6月20日在东京举办了主题为“高度经济成长和生活变化”的学术论坛(第69回历博论坛)，通过民俗学和经济史学的学术对话，深入探讨了高速经济增长和生活革命的关系。全程参与策展和相关学术研究工作的岩本通弥在此论坛的讲演，便是后来他的著名论文《现代日常生活的诞生》。岩本通弥基于现代民俗学的立场，借助官方统计资料和民俗志资料，深入研究了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的国民生活，揭示了与现今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现代日常生活的诞生及形成的基本过程。他认为，家庭的变化和少子化均与作为家庭的“容器”，亦即模式化集合住宅的生活方式日益普及有关。岩本通弥把高层集合住宅密集的小区、仅由夫妇和未婚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以及清洁卫生的室内生活视为现代日常的基本要点，认为此种都市型日常生活方式的普及，其实是与水、电、煤气的稳定及大量供给密不可分的。在岩本通弥看来，曾经受制于村落社会传统的约束、基于辈分连续性而纵向跨辈分传递的经验、智慧和日常知识逐渐失去重要性，而如媒体带来外部信息那样，由外部传来的知识、经验和价值观开始支配生活世界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他认为，高度经济增长导致民俗学的环境发生变化，使之有了危机意识；与此同时，民俗的消亡与衰落，则促使国家将其文化遗产化，使之成为保存和欣赏的对象，由此，民俗学也就出现了“文化遗产学化”的倾向。
曾经负责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高度经济增长和生活变貌”主题展览的关泽真弓，主持了文部省重点课题“关于高度经济增长和生活革命的民俗志追踪研究”(2013-2015)，也试图通过民俗志追踪研究，揭示都市型生活方式得以实现的过程、动力与机制，并得出了和岩本通弥类似的结论。关泽认为，战后经济的发展带来劳动力的大转移，曾经自给自足的农村、山村、渔村的传统生活方式趋于解体；从1955年起，日本“住宅公团”(都市建设机构)开始大量地供给住宅小区，从而推动了由年轻夫妇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居住在2DK单元房里的现代生活模式的诞生。但这种生活方式一方面是清洁、舒适的都市新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对大量能源的消耗。与此同时，她还对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及其前后日本人的葬礼、墓制以及饮食生活等的变化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
坂田稔认为，现在日本一般民众的生活方式，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前期这段时间确立的，至今它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可以说形成了规范，进入到传承领域的状态，故不妨将其命名为“日本式现代生活方式”。所谓“日本式生活方式”的关键词之一，就是“消费”，全社会人口的主流亦即工薪阶层生活在消费品信息和物质的汪洋大海中。在这种生活方式下逐渐形成了具有稳定性的新民俗文化，例如，饮食以米饭为主，同时采用日西中合璧的副食；衣着基本为西式，和服作为盛装；住宅被改造成和式榻榻米房间与西式房间并置，并配有完备的厨房、餐厅、浴室和卫生间设施；红白喜事的婚礼、葬礼及婴儿出生，已不再在家庭或社区内部举办或完成，而是分别委托给婚宴设施(或宾馆)、殡仪馆和医院；人生仪式除满月初拜神社，儿童的“七五三”庆贺仪式也基本固定化；节假日体系除周末和政府主导、体现天皇制国家的节日之外，传统岁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青睐，例如，正月、盂兰盆节、春分、秋分等；中元节和岁暮年末的礼品馈赠逐渐形成模式；人际互动中鞠躬行礼的问候方式，以及室内看电视和户外体育休闲也都逐渐形成模式等等。上述日本人生活文化的当代特点确实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它仍处于持续变动之中。20世纪50年代后期，消费重点从食品类转向服装类，20世纪60年代以后再朝耐用消费品大件转移，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又朝观光旅游转移，这时日本的恩格尔系数已降到26%，个人消费结构有了更多余地，因此变化也就愈加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消费，彻底从基本消费及物质需求的饱和状态进入到追求满足自我实现、自我开发和个性价值观层面的需求，即便是在生活领域也特别重视文化性需求，并由此催生和推动了服务业的全面提升。
高桑守史认为，民俗变迁往往容易因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物质发明而引起，它们使迄今沿用的技术和生活用具等被废弃，取而代之以更有效率和更为合理的技术或器物。新的技术和器物以极快速度引起持续变化，并从物质器物层面朝社会生活层面延伸，例如，渔具、渔法的革新导致传统的渔捞生产组织解体，从而形成新的组织机制等。
民俗学家若是从生活者的角度直面普通人的日常实践，就很容易发现与都市小区的单元住宅、核心家庭、家庭生活的西化(近代化)趋势相配套或关联的，便是家具的电器化，亦即具有耐用消费品属性的家用电器彻底占领和主导了人们的室内空间。冰箱、煤气灶和电饭锅等生活机器以及厨房环境的改善，减轻了主妇的家务劳动；电视普及使都市日常生活场景瞬间传到乡村，乡民日益倾向于接受都市生活方式，超越各个地域的全国性普遍的生活方式渐趋形成。消费革命及物质生活的合理化还是促使村落及家庭个性逐渐消失的原因，甚至农家的饮食生活也迅速出现了快餐类食品。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仅从物质和社会变动来解释生活民俗的变化还不够，例如，煤气灶取代火塘土灶，带来炊事场所均一性的合理化转变，但也存在地域、环境及家庭的不同情形，若是观察实际发生的变化，便可知晓人们拥有改善自身生活的目标，同时也是依据自身的价值观对新生事物有所取舍或选择的。换言之，生活者内在的意识、价值观和动因亦应得到关注。
早期的民俗学对“消费”研究的不多，后来才逐渐重视对消费行为与民俗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大藤时彦曾在柳田国男主编的《明治文化史•风俗》中执笔“第12章消费生活”，他把消费行为限定为金钱的支出，深入讨论了明治时代以降商品经济渗入日本农村的过程，从集市、商店到百货公司的发展，从自产到购买消费品的转变，商品充足供应使旧时储备货物的必要性趋于消失，民众生活用品逐渐出现流行现象，人们醉心洋货并形成互赠礼品的习俗等等。阿南透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消费革命格外关注，重点对消费中的“晴“与”亵”(亦即非日常与日常)做了深入分析。他把日常生活必需品消费区分为“亵”的消费，亦即基础性消费，例如，购买大米和面包等生活必需品，购买方式出现了推销上门、送货上门、赊账、分期付款等多种花样，尤其是超市的出现与普及，迅速成为人们穿着随意即可随时去购买廉价必需品的场所。但是，由于市民日常居家生活和超市的关系日益密切，一旦发生危机导致物流有可能中断，马上就会出现连卫生纸也抢购一空的景观，这种现象的背后乃是市民家庭孤立无助的现实。和必需品的日常消费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所谓“晴”的消费，亦即非日常的购物，例如，去高档百货商店消费或购买价格昂贵的高档家用电器，以便让自己成为别人攀比羡慕的对象(或因攀比羡慕别人而去消费)。阿南透指出，伴随着消费革命产生的变化有多个层面，例如，男子上交工资，由主妇统筹安排家庭消费支出；家务劳动因家电化而大幅度减轻，因此，家务也就形成了不求外人的倾向；家庭成员一起用餐的频次下降，外食机会增加，饮食个人化趋势日趋显著等等。
耐久性消费品的普及和一次性用品的泛滥，均预示着不久以后一个人的单身生活将越来越便利，已经核心家庭化了的社会，还将进一步出现家庭原子化(个人化)的趋向。在消费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消费者的普通民众往往就是通过拥有或选择不同的物质消费品，来表达或建构自身日常生活的方向和意义。目前，日本已从所有人均渴望同样的物质(消费品)的大众消费社会，达到了刻意追求附加值与个性的高度消费社会，但是，过度消费导致出现物质饱和现象，并产生越来越多的垃圾，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们为物质的包围所困扰，因此，近年遂出现了颇具逆反性的“断舍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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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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