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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认同：非遗保护的内在要求与当前困境
从国际范围来看，非遗的提出和产生，其实是源自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各国对经济、文化发展路径单一化的警醒和反思。工业革命开启了西方工业文明，也催生了西方工业强国。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现代性的车轮开始横扫全球并且碾平落后的生产方式。在西方强国的主导下，世界各国的生产分工和经济秩序被重新编排。这种经济上的扩张也推动了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普及，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逐渐成为西方世界对国际形势的主流判断，这种对世界文明粗糙划分的背后，其实隐含的是一种野心勃勃的单一性幻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国，打着“普遍性”的旗号要将自己的一套文化强加给其他世界，这种以“解构”面目出现的普遍论，是想要构建一个新的普遍性平台，建构一个“主体之后的主体”。正是基于这样的国际背景，各国开启了对于文化的反思，文化因其认同功能和精神引导功能成为证明一个民族或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资源，被上升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丰富人类的多样性选择乃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正因为如此，早在1995年，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出台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就已经撰写了《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多元化成为全球伦理的一个基本原则。
对于中国而言，近代以来我们大体上面临过两次社会性的文化认同困境。第一次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被迫打开国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资本主义的国体政体，使得一代代的国内精英对建立在封建社会制度基础上的一切文化产物产生了由怀疑到否定的态度转变。从保皇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到革命派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再到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从根本上来说，中国近代史就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文化认同的困境才得以解决，社会主义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同。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动打开国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个体逐渐从传统的群体中解体出来，原来建立在集体之上的认同也逐渐分化，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大量涌入，这些共同造成了至今为止仍然没有结束的第二次社会性的文化认同困境。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被包裹成人权解放、英雄主义、消费主义等似是而非的糖衣，充斥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导致了国人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困境。“失礼而求诸野”，当以大传统为内涵的价值观念、文化内容、符号想象等遭遇认同危机的时候，基于小传统的，仍然鲜活而富有情感交流的一个个小生存环境和社会关系则成为文化认同的植根之处。由此，我们自上而下的启动了非遗保护运动。但是，如果我们无法认清当前文化认同问题的实质，就容易陷入到一种悖论之中——即试图通过在非遗当中寻求传统文化的踪迹，来解决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问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非遗定义为“能够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的文化遗产。但是在中国，非遗项目的认定并不意味着传承人群就能够获得相应的认同感。究其原因，除了官方认定和民间认定可能存在的差异以外，还与中国社会本身所处的转型情境密切相关。我国的非遗项目大多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其文化认同也是基于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环境和族群记忆而生成的。而现如今，我国农村地区的大多数农民正面临着城市化、现代化、非农化转型的任务。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存法则使他们随时准备放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以接受社会的再次教化。在这种情境下，生存理性已然替代传统的文化认同，非遗的社区传承自然会遇上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也是传承人制度仅仅建构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认同会存在局限的原因。要激发非遗保护的内生动力，就不能只将眼光停留在以往的文化认同之上，而是要直面现在人们的文化需求，总结非遗中所蕴含的中华智慧，重构新的文化认同，而这恰恰应该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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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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