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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遍性知识”的扩展：明清作家对水母传说的编创
明清时期，随着水母传说知名度的提升，更多俗文学作家参与到文本的改写与编创中。明代，水母传说经常成为通俗小说的桥段；清代，该传说则被改编为《泗州城》等经典剧目。相较于“泗州大圣降水母”这一蓝本，明清俗文学创作在情节、角色两方面都有较多增补。
俗文学作家对水母传说最具影响力的编创，乃是“水淹泗州”情节。在现存文本中，这一情节最早见于明初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
（齐天大圣上）（云）……吾神乃齐天大圣是也。……吾神三人，姊妹五个。大哥哥通天大圣，吾神乃齐天大圣，姐姐是龟山水母，妹子铁色猕猴，兄弟是耍耍三郎。姐姐龟山水母，因水淹了泗州，损害生灵极多，被释迦如来擒拿住，锁在碧油坛中，不能翻身。
“水母为齐天大圣姊妹”的说法与前述宋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相似，可以看出传承关系。在《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中，擒获水母的英雄由早期文本中的僧伽及其弟子变为释迦如来，具体情节则增添了“水淹泗州”“损害生灵”等，反映出传说自宋至明的变异。
明中期之后，诸多小说、戏剧对“水淹泗州”情节进行了更加丰富的演绎。明万历年间罗懋登所作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第四十三回中，水母被请来帮骊山老母发水，“顷刻间施逞手段，卖弄威风，把个九江八河、五湖四海的水，一涨涨起来，白浪滔天，红潮浸日”，导致“爪哇国水势漫天”。明末清初小说《梼杌闲评》第一回讲述，支祁连（即前述《路史》中的无支祁，俗传为水母）于明嘉靖年间的某次地藏王圣诞“鼓舞凶勇，逞其顽性，放出水来”，令“江淮南北，洪水滔天，城郭倾颓，民居淹没”。清代小说《玉蟾记》第四十四回亦提到，妖怪百花娘娘放出巫支祁（即无支祁）和水母来发水，欲“淹没杭城”。在以上三种小说中，虽然水母发水的具体地点从传说中的泗州改为小说中的爪哇国、江淮或杭城，但“发水淹城”的情节基干是一致的，可见作者们对“水母淹泗州”传说的灵活改编。
上述杂剧、小说均为要素型文本，即片段式地借用水母形象。而清代出现的京剧《泗州城》则全剧搬演水母传说，可以被视为主体型文本。较具代表性的材料有两种，一是武旦戏提要本《泗州城总讲》，今有清敦厚堂钞本，具体年代不详；二是1917年出版的《戏考》第二十一册所载《泗州城》戏本，大致也是从清代流传下来的。在《泗州城总讲》中，金花妖仙的徒弟白蟒水漫泗州城，被观音菩萨降服。白蟒和金花妖仙显然是水母的变体。而在《戏考》本《泗州城》中，水母娘娘为报复公子时廷芳兴风作浪、水淹泗州城，最后亦被观音菩萨收服。在以往“水淹泗州”的基础上，两种戏本又加入了“观音向水母讨水”“水母泼出桶中水，企图发水淹城”等细节。可见，清代水母传说依托京剧这种新兴艺术形式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水淹泗州”情节的出现和发展，与真实的水患历史息息相关。古泗州城位于今江苏省盱眙县淮河镇境内，地势比较低下，自唐至清曾被洪水浸城、灌城甚至没城多达二十余次，直至康熙年间彻底沉没。在这样的背景下，“水淹泗州”情节无疑反映了当地民众对于自然灾异的恐惧和想象，即所谓“艺术的真实也是历史真实的体现”。
除“水淹泗州”之外，明清俗文学作品还为水母传说增补了“铁链锁妖”和“法物镇妖”两种主要情节。
在明清文本中，“铁链锁妖”可细分为“锁琵琶骨”和“诱食面条”两类手法。前述明人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中，骊山老母去请水母，水母道：“我琵琶骨上的铁索不得离身。”明末清初天花藏主人小说《梁武帝西来演义》第十九回，大禹用神铁链索锁着水母的琵琶骨，又用定水神针绾住铁索，令水母无法逃脱。而“诱水母食面条”现最早见于明末清初小说《梼杌闲评》：
观音大士悯念生民，化形下凡收之……菩萨乃化为饭店老妪，那怪屡败腹饥，也化作穷人，向菩萨乞食。菩萨运起神通，将铁索化为切面与他吃。那怪食之将尽，那铁索遂锁住了肝肠，菩萨现了原身，牵住索头，仍锁在龟山潭底，铁索绕山百道。
在清代《泗州城总讲》中，观音降服白蟒的方法也是“老旦上，卖面介；花旦上，吃介”。《戏考》本《泗州城》亦记：“老旦托碗递旦吃介，铁锁锁心介，猴子上，扯锁下。”可见“观音诱食面条”这一情节在清代的俗文学作品中已经比较流行，成为了水母传说的重要桥段。
“法物镇妖”情节出现于《梁武帝西来演义》和《梼杌闲评》两部小说。《梁武帝西来演义》中，大禹对锁在浮山穴口的水母说：“你若要出来，除非见此穴口外铁树开花。无此莫想。”随后“命水工将生铁镕铸得数十丈，一株铁树栽于穴口”。《梼杌闲评》则写道，菩萨用宝塔压镇支祁连并承诺：“待龟山石上生莲花，许汝出世。”“宝塔镇妖”与陶宗仪《元代辍耕录》所记早期传说“泗州塔下锁水母”颇有渊源，而“开花释妖”母题在明中期即见于许逊斩蛟传说。因此，《梼杌闲评》等作品大概是在早期地方传说的基础上借鉴了一些类似传说，令“锁妖”之后的“镇妖”步骤更加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俗文学中的水母传说不但在情节上有所增补，传说角色也颇多改变。在明清文本中，降水母的英雄除僧伽、木叉之外，又有释迦如来、观音菩萨、大禹等，《戏考》本《泗州城》甚至出现了观音带领青龙、白虎、王灵官、赵公明、金叱、木叱、哪叱、伽蓝、齐天大圣等诸多人物降妖的情节。其他文本中的降水母者另有八臂哪吒（明代说唱词话《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小张太子（明代小说《西游记》）、红孩儿（明代小说《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张昆元帅（清代小说《玉蟾记》）等。其中，“观音菩萨”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这与唐宋以来“僧伽为观音化身”的俗信密切相关。
可见，作为普遍性知识的水母传说，在俗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扩展。从文本流传范围来看，通俗小说的读者遍布各地，《泗州城》剧目也在距泗州十分遥远的京城搬演；从文本内容来看，这一时期的水母传说吸纳了释迦如来、哪吒等多个众所周知的角色，以及“铁树开花”等在异地通行的传说情节。以上都反映出明清时期水母文本的创作与流传应当是多地域甚至全国性的。
不过，若是关注文本背后的作家群体，又可以发现具有地方性的民间文本很可能是创作者的灵感源泉。比如，《三宝太监西洋记》作者罗懋登祖籍江西，流寓南京；《梼杌闲评》作者有争议，但从书中地理、方言来看，可确定为江苏里下河地区人氏；《梁武帝西来演义》作者天花藏主人疑为嘉兴秀水人张匀；g《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等等。以上地点都在江浙一带，离水母传说的发源地（泗州）不远。可以推测，作家们对传说的丰富演绎很可能借鉴了民间口头文本中的部分元素。作为“俗文学”的水母传说，始终保持着与民间讲述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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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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