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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世纪中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兴办报纸、杂志等，“民族”一词开始出现，它基本是race、nation、people的对译。这一词汇的出现体现了中国传统族类观与西方民族思潮相遇后的一种转化。当然，后来“民族”一词的广泛使用更多是受到日本的影响。20世纪初，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人中传播已较为普遍，国内各族群的民俗引起关注。在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搜集中，所刊布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关注“一地方一社会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者”，搜集或者刊发的歌谣以区域划分，但在云南、贵州、广西的歌谣中少数民族歌谣已占一定比例，像袁复礼在甘肃搜集了花儿，刘策奇、孙少仙等则对瑶人歌谣、云南少数民族歌谣进行了研究。但对于当时的搜集者而言，他们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更多秉持的依然是中华民族一元论。之后，民间文学中“革命”与“激进”的元素进一步被发掘与张扬，在“到民间去”、大众化和通俗化运动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民间文学都引起关注，期间有关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也逐步由北方向南方扩布。西南、东南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更加引起关注，陆续出版了《西藏故事》《壮语谜语》等著作。在这一时期的搜集中，也有对采录、搜集地点及被采录者的关注，如李景汉、张世文编选的《定县秧歌选》中就注意到“秧歌几乎都是口传下来，少有现成的稿本，而能唱的人大半是不识字的。我们遂请了县内几个善唱秧歌的名角唱给我们听，……其中有一个多年演唱的老手刘洛便”，但更多是“采录者的转述，他们用自己所习惯的文学语言来编造情节”。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民间文学被纳入新的文化体际建设。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思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简称民研会），1987年改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简称中国民协），就是在这一思想文化体系中成立以推进新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机构。
一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多民族文学格局
1939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提出我国“有数十种少数民族”，且都历史长久，强调“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解放区学者介入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之后，文艺的通俗化实践在解放区全面推广。解放区的民间文学搜集、再创作及研究，一改从前民间文学所强调的群体性，即民间文学“并非属于某一阶层或某一社会或某一教育程度或某一种年龄的人”，注重和凸显其阶级性和人民性。在陕甘宁边区的民间文学搜集中，吕骥、安波等已经注重在绥远一带蒙古族、汉族杂居地搜集蒙古族民歌，出版了《绥远民歌集》《蒙古民歌集》等，这些都成为民研会研究思想的重要来源和基础。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这次大会确立了解放区文艺思想在全国文艺界的领导地位，解放区的文艺实践也在全国推行，通俗文艺受到更多关注。正如赵树理在与贾芝的谈话中所提到的：“如果说还用文坛两个字的话啊，将来真正的文坛是在这里！”1949年10月15日，在赵树理和老舍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赵树理发表《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强调研究会成立初衷为“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1949年12月22日，通俗文艺组的贾芝等向周扬请示，拟设民间文艺研究会专事各种形式的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民研会成立后，延续了解放区关于人民创作的文艺思想，注重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及研究，同时也承续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活动，即注重刊物的出版和丛书的编纂，“向上海良友丛书公司的赵家璧学习。……赵家璧只有一个皮包就编出了一套丛书，只要到处组稿就可以了。”从周扬对当时即将到民研会工作的贾芝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民研会在新中国初期的文艺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当下的学术史、思想史梳理中，仅将民研会的作用局限于民间文学领域。
从“延安文艺运动”到“通俗文艺改造运动”，新中国文艺实践在“鲜明的本土意味”中熔铸着新的文化政治和现代性的深刻影响。民研会对于“中国民间文学、艺术”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都以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为价值旨归，通过重塑现代民族国家理想和人民主体形象，在搜集与整理、创作与传承中为多民族文化认同提供了生命经验和情感纽带。
从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出，到《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的发布，在民族国家建构及其现代性转型中，民研会主编出版“民间文学丛书”“中国民间叙事诗丛书”及“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丛书”等，不仅在文学层面呈现了“革命中国”这一经验形态，还试图通过“文学的路径”用新的民族国家的理念团结各族人民。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民研会除主办刊物、编辑丛书外，还配合国家多民族文化建设，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研工作，“调查采录些独特的作品和摸索些新经验”，并关注口传叙事与其流传语境、文本与生活的关系等。此次民间文学采录工作可谓开新中国民间文学“采风”“记录风气”之先，亦成为口头文学采录的新范式。此外调查组在采录资料中，关注与强调所采集文本的思想性，注重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阐释，这符合当时社会情境的需求，与“思想性”“人民性”等文艺批评话语的形成息息相关，亦关注到了文学与历史情境，尤其是民间文学与历史的互构关系，以及民间文学“变异性”与民间的“文化调适”能力。
二 民研会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对外交流
随着1958年“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的召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及研究上升为一种“国家文化行为”，象征性地转换为本土现代社会、多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力量。民研会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主导着民间文学的学术转型，推动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学体系的建设。其中，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调查及采录工作，全面呈现了新中国的多民族文学文本与理论研究，在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层面增强了民间文学领域的对话力量，从而直接推动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对外交流。
民研会主办的《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刊载如阿凡提故事、巴拉根仓故事、苗族古歌、梅葛、娥并与桑洛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在国际、国内引起极大反响。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版了彝族《阿诗玛》的四个译本；君岛久子、加藤千代等认为《民间文学》刊物是世界上少有的民间文学专门刊物，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20世纪70年代末，民间文学研究的复兴与重建开始，民研会的工作也在钟敬文、贾芝、毛星、马学良、吉星、杨亮才等的努力下逐步恢复。此时的民研会，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事业发展源头的寻索”的基础上，开始了一系列有组织且持续性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如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启的中日民间文学的交流与合作。1978年6月，贾芝会见日本民间文学专家、世界口头文学学会（后译为“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副会长小泽俊夫；1980年12月，应民研会邀请，以臼田甚五郎为首的日本口承文艺学会代表团访问中国；随后，日本口承学会在东京都立大学“中国民话之会”的协助下，于1982年3月接待了民研会的访日代表团。在民研会的推动下，一直处于“摸索状态”的中日两国民间文艺学术交流迈出了“新的发展的第一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间文学研究开始向文化学研究发展，它逐步被纳入民俗学研究视域。这一时期，民研会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外事活动，与国内外文化机构建立了紧密合作和广泛联系，在促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对外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20世纪80年代中芬民间文学交流与联合考察。1983年，民研会的贾芝等对芬兰、冰岛民俗博物馆进行了考察；1985年2月13日—3月18日，以贾芝为首的民研会代表团乘火车途经莫斯科赴芬兰参加《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纪念活动。在“《卡勒瓦拉》与世界史诗讨论会”上，贾芝以《史诗在中国》为题，介绍了中国史诗的概况与现状，并放映了1984年在西藏拉萨拍摄的藏族、蒙古族民间艺人演唱《格萨尔王传》的录像，这引起了世界对中国民间文艺的关注。1985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民研会在京联合召开芬兰史诗《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纪念会，并在《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上开设专栏刊载相关学术论文，其中涉及中国的蒙古族、藏族、苗族、朝鲜族等民族的民间文学研究。1986年4月7日—4月18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民研会与以劳里·航柯为首的芬兰学者在广西南宁市三江侗族自治县联合开展了民间文学实地考察活动，包括民间文学搜集与保管技术学术研讨会和民间文学实地调查采录。在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马安、八斗（包括六个自然村）开展的民间文学联合调查活动中，民研会搜集整理到大量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录音、录像资料，近千张黑白和彩色照片（内容包括讲述人/演唱人、讲述环境及参与者现场活动）；队员的调查报告、专题论文、采风日志共18篇。活动结束后，北欧民俗研究所的刊物《信使》（Newsletter）1986年第2—3期刊载了本次调查情况及中国学人研究论文，扩大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与日本民俗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启的中日联合江南地区民俗调查等，作为文化政策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外事外交政策的配合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者，民研会开辟了一条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对外交流之路，推动了不同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和文化互学互鉴。
三 民协与民间文学类文化遗产的保护
1950年，郭沫若在民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保护珍贵民间文艺遗产；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了解民众的疾苦和政见；民间文艺是珍贵的史料；发展民间文艺、创造民族新文艺。文化遗产并不仅仅限于古迹和文物专藏，它也包括从我们祖先那里继承下来并传给我们后代的传统，即活形态表现形式（living expressions），如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以及制作传统手工艺的知识和技能。
以三大英雄史诗为例，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发掘、搜集、记录、整理和出版，不仅驳正了黑格尔妄下的“中国没有民族史诗”的著名论断，也回答了“五四”时期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是否存在史诗的疑惑。民研会在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中发挥了关键的组织引领作用，抢救、保存和推广了这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
民研会充分注重搜集整理成果的珍稀性和填白性，并以点带面，尽最大可能扩大英雄史诗搜集整理本的全国影响力。无论是民研会主编的丛书，还是主办的刊物，都给予了史诗成果足够的重视。如1958年12月9日，中宣部向各级宣传部批转了民研会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拟定的“中国歌谣丛书”和“中国民间故事丛书”“叙事诗丛书”的编选计划。“中国民间故事丛书”拟编选的6部书目中，蒙古族《格斯尔传》和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列于其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研会注重搜集整理成果的完整性和科学性，真正做到了面上铺开、点上深入，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如《江格尔》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如边垣（边燮清）、仁钦道尔吉、贾木查、托·巴德玛、宝音和西格等兼具搜集者、整理者、研究者身份的学者。他们的研究大多是在民研会及民研会新疆分会的组织和推动下得以实现的，是党的文艺指导思想、国家意志和集体力量的体现。
从1998年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到2001年昆曲艺术被列入第一批19个“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再到2004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颁布，民间文学、非遗保护和旅游开发，在世纪之交成为备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流动与变迁，民研会更加注重搜集整理成果的“转化性”“集成性”。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三大英雄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从学术界拓展为社会各界的民族文化自觉，其作为学术资料的科学性、普及资料的文学性和文旅资源的传播性互相交融。此外，各少数民族地区民俗节日亦在“资源化”与“遗产化”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与历史以某种方式关联的当下实践”，在全球化的文化叙事逻辑中为开拓可持续的地方未来提供更多可能。如在广西百色市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湖南资兴的“瑶族盘王节”、海南黎族苗族的“三月三”等少数民族民俗节日的传承和发展背后，都能看到民协积极支持和引领的身影。
从20世纪初期“民族”概念的讨论到1942年《讲话》发表后中国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初步建构，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民研会的成立及其所组织的民间文学资料搜集与整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的创办、相关丛书的编辑出版，以及21世纪初中国民协对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引领、抢救、保存、推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民协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成立的民间团体，在民间文学理论建构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工作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时，它作为学术组织，在民间文学研究者、民间文学的搜集者以及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思想史上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文刊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21年第3期，注释已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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