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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物、神三角及其分化机制
人、物、神三者之间，无形之中相互依赖，也相互指涉，并一起构成了一种彼此紧密关联且相互支撑的一种三角形关系，我们不妨将此关系称之为一种人、物、神的三角。此三角的三个顶点分别代表着社会与文化意义中的人、物、神这三个核心的构成要素，其中神在这个三角形的顶端，位于其下的水平那两个顶点则是人和物。它们自身又通过一种范畴的分化机制或概念细分的做法来实现一种高低、上下以及大小分殊间的差别。基于这样的一种范畴，或概念的自我分化的机制，显然，作为较高一级哲学范畴意义上的人、物、神这三者，逐渐地通过一种裂变拆解的方式，实现了其各自在不同层次范围内表达上的一种多样性的存在。
在这里，首先要去注意的便是一种人的观念的分化，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因为有社会里人的角色的多样性，才有了人的相应于其不同角色而形成的一种语义概念的分化历程。它最大的可能性是因此分化为人以及他人的诸种的存在，比如人、巫、媒以及香头等涵盖范围逐级缩小的概念范畴。这个范畴分化历程，如果真正落实到村落那一级的生活现实中去，比如我们这里所研究的这一范庄村，那上下之间就可以用一连串的观念叠加来予以一种表示，即所谓人+巫+媒+看香的+香头……等等。这种概念的正向分化和负向叠加，将会带来一种对于人的角色扮演的多样性的呈现以及在不同地域等级上的相互间的区分与联系。
而其次便是物这个一般性范畴的自我分化，它是在不同层级上的一种人对于物的词语命名。换言之，人们用词语去称谓一件物的存在，然后使之成为一种公共性的表征，这便会使一种总体性的物的存在变成是世间万物的共在性存在，物的名称所构建起来的联系，既可谓是一张网络，同时又意味着一种上下级间的等级。很显然，当西方世界的概念或符号支配加诸到了西方以外的世界概念之上时，“面包”这个名称就成为是一种个体甚或群体“不挨饿”诉求的符号和象征。因此，它也必然会在国家建设层面上去发挥一种生计意义的联想和想象，可能电影《列宁在1918》瓦西里中的一句“面包会有的”口号因此便成为集体制度下人人要去学会在一种艰苦卓绝生活环境下不断奋斗的自我激励的口号。但如果是落实到了一个乡村庙会的层面上去，人们便不会有所谓“面包”这样的外来观念的联想和想象，但人们清楚地知道，在具体的庙会期间，在开饭之前，只有在灶神神案前，面对着一筐用棉被盖起来的“馍馍”在念经开光之后才能去吃的，此时的“馍馍”显然代替了更宽泛意义的面包的概念，而成为了当地人观念中的一种美味可口的餐食。在这里以及专门的这种民俗实践之中，人们无形中也便生发出来了作为他们所熟悉的物质存在的馍馍和灶神的赐福之间有着一种最为直接联系的那种独特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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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人、物、神三角
因此而言，物对于一个具体而微的村落而言，它实际上是可以分为一般意义上的物、香、纸以及香油钱这样的概念分化的，如果能够真正仔细地去做一种观察，这个历程也可以算作是一种物的概念的叠加，这种物的概念的不断叠加和分化可以因此而表示为：物+香+纸+香油钱+十好玩意……等等，这是概念由抽象而到具体的一个过程。很显然，这种词语分化的序列，将会带来对于物的存在形态上的多样性包容，并通过一种名称称谓的不同而体现出来一种地方性知识的独特性。而这根本又是一种在无意识之中包容着一切独特性存在的可能。物之间因此便不再是一种混沌而不分的了，相反，恰是通过不断的物的观念分化和拆解而形成了一种物的世界的多样性存在。而且，人们分化物的概念是有着一种情景性依赖发生的，一个地方的物和另外一个地方的物，在叫法、名称上可能都会大为不同，但在功能使用上却又可能是相同的，比如一般我们说的梯子，到了河北赵县东部的梨区，则被称之为“杌子”，但山东章丘那里所说的“杌子”，又转变成为“马扎”之意了。在赵县梨区用的杌子，它是可以爬上爬下用来修剪梨树和摘梨用的，但它又可以折叠，形式上似乎多少类似于山东那里称为杌子的马扎，名虽相同，但作为物存在的状态却大为不同。
最后，就是一种有关于神的范畴分化。如果从最为抽象意义上的神的存在而言，神对于人而言根本是不可见的，至少人是不可能直接地见到一种所谓抽象的神的存在，否则，人像能见到跟人一样的人的存在一样，也能见到神的存在，那逻辑上人岂不就变成是一种神了吗?如此，神人之分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可言了。显然，人让神无形，人因此和神之间便有了一种性质上的分别，由此才能有所谓一种高低上下之别。或者，也可以这样说，神是无形的，所谓有形的，只可谓是对祂的存在的一种无限度的描摹或想象而已。
但关涉到了人世间的神的各种分化，那则是一种可见的，也就是从一种天上之神而转化为地上之神，用民间的话来说就是将神分化出来的一个可以见到的“行身”而已。因此，人神之间、神物之间以及神神之间的关系，相互都应该是可以有着一种形态、功能以及结构上的有形转化的，神因此在民间社会中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唯一性，而是天然多样性地用以去满足人的各种需求的存在，而恰是因为这种人的需求多样性的先在性，神从不可见转换到了一种可见，而人所创造的那个神的多样性的临在，也就是一种必然或迫不得已的了。
而这个分化过程，显然不会是一种自然的神灵谱系自身的内在分裂，而是在分化之中的神灵谱系等级的一种重新安排，或基于不同中心意识以及对神的差序性认同而有的一种神灵谱系秩序的地方性自我重构，由此而造就了多样性神灵存在的在彼此上下关系间的一种明显差分，或者所谓宗教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一种人为区分。在这个上下分化与等级重构的过程之中，对神的观念而言，它可以逐步地分化为神、灵、圣以及龙牌等等的不同，也就是可以用下面的这样的一份语词叠加链条来进行一种表示：神+灵+圣+爷+龙牌……等等。这样一种语词的叠加，在保证了一种地方性的多样性的神的并存的同时，又不会真正去妨碍一种基于功能和结构的神自身谱系的等级性区分。
很显然的，这种人、物、神各自的分化机制的运行，在所谓大小传统之间，或者文明构成的这些核心要素的上下层级的关系之间，都由此分化而发生了一种相互的联系，即所谓高高在上的最为一般抽象的人、物、神，以及落入到民间社会的最为具体可观的巫、香、灵之间的上下对应，甚至还有媒、纸、圣之类的地方性具体人或物的存在。而所有这些要素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网络状的，其间还有着等级性区分。它们彼此构成了如金字塔一般的三角形结构，并且相互之间有着一种支撑性的依赖作用。
而对于一种范畴概念自身所形成的语义学意义而言，一种方向性的运动就是语词的由上而下的范畴概念的分或者分化，而达至一种具体微观的存在过程，这是进入到了生活实践域之中去的；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由下而上的语词的合或聚合而达至的一种抽象宏观的过程，这是针对于一种语义的范畴域而言的。单就一种生活实践域本身的样貌而言，这两种运动的方向性可能恰恰是相反的，即一个方向是在由下而上的实践活动的概念性区隔而成的一种逐渐向下的分化，而另外一个方向则是在由上而下方向上的那些实践活动的一种基于分化而有的再融合(参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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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范畴与实践过程的背离
说得更为直白一点就是，往往在一种语义的层面上越是向下去分化运行的，具体性的现实性就会逐渐更为突出地体现出来，而在这种真实实践的场域之中，或者说针对于一种生活实践域而言，则表现出对那些高高在上的实践活动予以一种否定，使得那里的分门别类以及概念划分的细分有了一种相互的融合，而不是相互的隔离或分离。或者说，在一种语义上的分化之处，恰恰可能是在实践中的一个融合之所。举个最为简单的例子便是，从下往上的语义抽象所带来的宗教观念的融合，而达至一种上层实践中则会具体分化成为佛教、道教以及天主教、基督教之类；但是，在其不断向下去的宗教语义的分化之中，在基层的实践上则可能难分彼此地会将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相互都融合乃至混合在了一起，甚至在有些地方，佛教和道教以及天主教和基督教，也会被不加区分地相互融合成为了一种混合性的民间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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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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