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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关难过：乱世中的年节感受
新年是中国人时间生活中最重要的节点，对大多数人来说，进入腊月，就进入过年的心理体验和活动状态了：“岁暮之时，千村万井，皆忙迫归结一年之事。”刘大鹏开始记日记时，他生活的乡村已经是“世势日觉贫穷，人情愈觉浇漓”的凄苦景象，鸦片种植和自然灾害对传统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他感受到的新年“一年不如一年”：往来拜年的人逐渐减少，人人脸上皆多愁少喜；元宵节“左右邻村并无一家社伙畅快人心”。耳闻目睹民生的穷苦、年节的冷清，像“宽绰过年之人不过十之一二”“去岁不如前岁，犹不至如今岁”这样的感慨在刘大鹏的年节记录中反复出现。1902年元旦，来拜年的好友告诉刘大鹏，上海、北京等地“凡所经之处，悉系洋夷侵占，国家亦无可如何”，也引起他的愤怒和嗟叹，以至于直呼“我生不辰”，“中国渐成洋世界，能无触目致伤怀。”时局变化之速，远远超出了这位乡间读书人的认知。
民国以后，随着家庭人口增多、婚丧支出频繁，再加上物价飞涨、祸乱频仍，刘家的财务状况急转直下。刘大鹏许多岁末年关的日记，都记录的是一年收支的盘点和催债与被催债的感受，他的新年常充满了愁困，他又习惯于在日记中将现实的愁困转化为对自己的道德谴责：“新年已过,家极贫穷,将有冻馁之虞，此予不德所致，何敢怨天尤人。”另一方面，他仍自认为是“清代遗民”，对时局的忧虑、对新政权的不满更让他对一个个新年丧失了期待。在晚年记下的日记里，他悲观的生命意识流露得格外浓烈。1932年，家中直到腊月二十九仍有人上门催债，无计可施的刘大鹏“惟是仰首呼天，嗟我困苦而已”，忍不住生出“只知万事成空，万物成幻”的绝望，他甚至把民穷财尽视作“民国大不祥之兆”，在新春佳节发出“国未亡而已亡”这样的慨叹
更艰难的岁月还在后面。1938年是太原沦陷后的第一个新年，一切年俗活动都只能静悄悄地进行。据刘大鹏的记录，元旦这天“因世大乱，莫敢早起，天既送晓，方才陈设祭品于家庭”；正月初七“人皆畏惧，闭门不出”，停止了相互拜年；正月十五“民皆惶恐，均忘庆贺元宵节矣，亦不闻卖元宵之人。”年节活动虽然受到影响，但人们“过年”的心理感受反而得到强化。动乱年代，有机会活下来都成为一种侥幸，过年则让紧张恐惧的心情得到暂时释放。正如在相互拜年时，“一见面辄欣欣然有喜色曰：大乱以来又度一新年矣。”其中蕴含着的是自身存活的尊严感、对传统年俗的认同感和对太平生活深切的渴盼。
1942年，刘大鹏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新年。在正月初一的日记里，他像往常一样首先记述了近来时局的变化和自己的看法。他感受到的依然是“家家受困，人人受穷，年关已到，更为紧迫，人民之生活程度危险已到极点，有汲汲乎不可终日之势。”元旦这日的天象不佳，也让他过年的心情大打折扣：“登高瞻望，昏渺惨雾，迷茫宇宙，望不能远。……今为元旦佳节，天象仍昧，安望天下太平哉！？”他的新年愿望也十分简单，即希望神灵保佑，“不至于饥寒而死亡，则为亡国奴之庆幸事也。”六个月后，他逝世了。
透过刘大鹏的记录，我们能感受到“年”在一个人生命长河中的丰富意义。提到节日，我们总是首先想到它狂欢、热闹、振奋的一面，强调它不同于平时生活的断裂感和特殊性。但节日本身嵌于日常生活之流，具体到每个家庭、每个人身上，除了暂时的欢乐，日常的矛盾、困窘甚或愁苦情绪也会在这段时间被放大、被凸显。过了腊八就是年，新年首先意味着辞旧，但像“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这样的歌谣实际却大大简化了过年的活动和体验。所谓年关难过，讨账与还账构成刘大鹏每个岁末年关的固定活动。从古至今许多普通家庭也是如此。新年更意味着迎新，是社会历史和个人生命的更新。乱世中的刘大鹏却感慨“一年不如一年”，对世道人心和国家前途充满怀疑，连新年的天象都成为亡国的预兆。个人在不同年龄段对“年”的理解也不同，壮年时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新年是难得之快事；中年时壮志难酬，谋生艰难，不由地在岁暮年关之时产生人生如梦的幻灭感；人到暮年竟沦为亡国奴，苟且存活便是新年最大的愿望。“过年”的感受随年龄增长和阅历积累而愈渐丰富，反映的是生命意识的变化和对社会人生不断更新的理解。
三、劫到临头不知觉：刘大鹏眼中的乡村节庆
在体味刘大鹏的年节感受时，不能忽视他的身份：一个传统读书人，毕生以儒家思想作为修身规范和处事准则。他在日记中非常注重对自我的道德约束，努力将自己与身边无知识无文化的一般乡民区别开来。每逢岁时年节，当他正为国事家事忧心不已的时候，许多民众仍沉浸在酬神演剧的热闹氛围中。刘大鹏在日记里经常表达对乡土节俗的批评，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
一是世风日下，人情风俗日益颓坏。清朝末年，刘大鹏就感受到了“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而随着科举废除，清朝灭亡，刘大鹏信仰的孔孟之道不再流行，新学的推行让他格外不安。“人情之坏，风俗之靡，日甚一日，卒难挽回。”有一年中秋，刘大鹏坐馆弟子在家中请客贺节，却没有邀请他，他在日记里颇为介意地记下这件事。吕祖诞时，他去晋祠观剧，看到有“女优演唱”，也感慨“俗之大敝，至斯极矣”。这些行为在他看来都是传统伦理纲常破坏的表现。另外，每逢年节赛会，抬阁演戏的巨大花费也让刘大鹏心痛不已。尤其是物价腾涨、薪桂米珠的年代，乡民仍不以为忧，反而更加铺张。“俭朴之风已渺，奢侈之习益广”，刘大鹏将此视作“世道之大忧”。
二是只求行乐，对时事茫然无知。在刘大鹏眼里，“乡村之人，本无其他知识，亦于时事纷乱茫茫然莫知其所以”，即使“中国大局危险以极”，他们该过的节日仍旧照过，既不防备兵匪之劫掠，也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惟乐其所乐而已。”即使到了1942年，太原仍被日寇占据，赤桥村人的新年活动却又热闹起来，“本村好唱秧歌之人不知世局之危险，一味行其所快乐”，“未知己为亡国奴，国为无君之国”，乡民的无知和“昏聩”让刘大鹏痛心疾首。
细究刘大鹏对乡民年节活动的看法，首先源自他所奉行的传统风俗观。在儒家观念里，“风俗是世俗人情的反映，它既是社会文化的表征，也是政治教化的重要体现。”怀着这样的认识，刘大鹏以匡风正俗为己任。在《退想斋日记》的第一页，“求风俗之敦”就是他自记的人生“十求”之一。政治动荡和经济衰败导致风俗人心的颓坏，对乡间生活的刘大鹏来说，这在婚丧仪礼和年节活动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再者，在他的认知里，乡土之“俗”的运行基础根本在“礼”，风俗的实践不能离开“礼”的引导和规范——而像自己这样的乡绅，本该是“礼”在乡间的代言人。当传统儒家伦理被逐渐淡忘，自己在乡村社会的地位和权威大大衰减，刘大鹏对年节风俗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日记里的批评他人，一定程度上是在塑造自我。
另外，对节日的不同感受还来自对时事关心和了解程度的不同。刘大鹏的年节感受一部分来自他的直接见闻，如“财尽民贫”是他晚年日记里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像物价腾贵、民生凋敝，或日军入侵等在当地发生的真实事件，会直接影响到刘大鹏及当地人的节日活动；另一部分则是乡村之外的跨地方事件。除了亲友从外地带回最新消息，报纸是刘大鹏获取时事信息的关键渠道。已有学者注意到，“新式报刊的发行，促进了信息从城市向乡村的传递，便利了国家的全景式呈现，使刘大鹏对民族危机的感受愈来愈及时和真切，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忧国之心。”传统节日本就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和情感体验上的相似性，“国家的全景式呈现”让刘大鹏对异乡同胞的节日生活产生共情。中秋节到处皆行庆贺，他却能想到“但未知雁门以北遭兵蹂躏，各州县人民何以度此中秋耶？”这便是跨地方事件带来的节日心理体验。
以1933年正月十八这天为例，刘大鹏在日记里记载了三件事：一是他从报纸获知，日寇已逼近热河，国民党内部却内讧不已，他痛叹“此亦中国大可耻者”；二是来拜年的好友告诉他，世困民穷，“所有商号莫不亏累”，“榆次未开市者至七、八十号之多”，他也感到“洵可畏惧”；还有一事是他自己所见：临村的新年秧歌已经连演三天，“往观者络绎不绝”。前两件事分别是上文所说的跨地方事件和地方事件，分别影响着刘大鹏的节日感受。有了前二事的对比，在见到第三件事时，刘大鹏怎会有心情参与这样的娱乐。他遗憾地写道：“乡村之民不知时局之危险，不知官吏之贪残，不知日寇之猖獗，亦可悯也。”
按时间社会学观点，社会时间指的是“以其他社会现象为参照点来表达社会现象的变化或运动”。节日的时间虽然固定，但不同个体会将它置于不同事件的参照中来感受和实践。举例来说，“1932年正月初一”，对乡间百姓而言可能只是平淡无奇的又一个新年，或与个人事件对比，将之记为类似于“儿子结婚后的第二个新年”，但要放在更大事件的参照系里，它也可能是“日寇侵华的第一个新年”。不同事件参照交织在一起，每个人在每个年度的节日感受才独特而丰富。刘大鹏所接受的信息之新、之多为普通乡民所不及，再加上他的忧国济世情怀，在他眼里，乡村年节的到来是在日军入侵的时候，是在中国人民极危险的时刻，节日娱乐的同时不能忘记现实的险境；而普通乡民对跨地方事件知之甚少，只是将节日放在乡土社会本身的节律中感受：过节，只是因为到了该过节的时候。年节活动也仍遵循旧俗，丰俭可以变通，但本身不能不过，除非日寇攻陷本村这样切身的地方性事件发生。节日的社会时间属性让节日体验因人而异，刘大鹏才会在日记里对乡民节俗有如此评价。
当然，刘大鹏质疑的并不是节日娱乐本身的存在价值和合理性。所谓“乐而忘忧”，节日的调节、宣泄、娱乐、祈福功能，也是生长在传统乡村的刘大鹏能真切感受到的。他有时也会在热闹的节日里感慨：“时在纷乱，而能若斯，亦人民之大幸福。”这正是他与同时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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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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