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先来看一看韦大列和他的《北京歌谣》。根据韦大列的成长经历，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其对于文学的持久热情，然而一个外交官为何在来到中国之初，就将眼光投向了向来不为中国人重视甚至鄙夷的童谣小调呢？这个答案可能要到《北京歌谣》的自序中去寻找。作者在序言中交代了编写此书的动因，即阅读歌谣可以让“读者”得到以下“益处”：

　　第一，得到别处不易见的字或短语；

　　第二，明白懂得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状态和详情；

　　第三，觉得真的诗歌可以从中国平民的歌找出。

　　韦大列所述歌谣的第三点“益处”是整篇序言中最为著名的一句话，自1910年代末歌谣运动发轫之初，就被胡适、周作人、朱自清等新文学干将不断转引发挥，俨然成为新文学运动和新诗创作的一面旗帜。从自序大部分篇幅用来论证童谣具备“诗意”这一点来看，“文学性”的确是韦氏最为看重的文化属性。他之所以认为中国平民的歌谣中包含着“真诗”的因子是基于以下两个衡量标准：首先，诗是情感的载体，而至少一部分的中国歌谣是“朴实而且可感动人”的，其所蕴含的情感和诗意即使是“对于中国人的悲喜稍有了解的人”也能够领略到；其次，诗具有特定的格律，几乎不具备任何文言素养的中国平民所作的歌谣意外地与欧洲诸国尤其是意大利的诗歌在诗法上几乎完全相合。对歌谣平民性和情感真实性的看重，使韦大列乐观地预言：“根于这些歌谣和人民的真的感情，新的一种国民的诗或者可以发生出来”。韦大列的文学见解与二十年后中国文学革命的旨趣极为相合，胡适、周作人因此无不盛赞他的远见卓识。不过，如果我们把韦大列置于欧洲文学尤其是汉学发展进程中来看，又可以说他的观点其来有自。一方面，在近代西方文学视野中诗的概念是相当宽泛的，歌谣在西方近代文学中早已被赋予了合法性，且随着现代诗歌和浪漫主义的兴起而愈发显现出平民化特征。另一方面，据学者研究，伴随着近代中西文体的碰撞和概念错位，中国的小说、戏曲、民歌等地位较低的通俗文类也已在理论上被西方学者一步步纳入正统的“文学”（literature）范畴之中，民间歌谣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归入“诗”类并赋予合法性。在这样一种时代文化潮流的影响之下，加之自幼所受的世俗文学熏陶，韦大列对中国歌谣形成新的价值判断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如果从韦大列的角度来看，收集歌谣倒不见得仅仅是出于文学上的考量，而是同样出于探索汉语教学的实用目的，这从他概括的第一点“益处”有所体现。韦大列在东方语言学上的天分和兴趣，以及在中国所从事的翻译官工作，使他对如何学习汉语比一般来华西人有着更大的热情。在他的设想中，《北京歌谣》同时也应该是一本初级口语教材，主要读者首先应当是那些有意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如果不是出于语言或文化研究者的自觉，韦大列大概不会有兴致去搜罗那些不见诸汉语书面语的“别处不易见的字或短语”。1901年韦大列编写的《中国笑话集》也采用了与《北京歌谣》类似的文本形式。在《中国笑话集》一书的自序中，他更加直接地说明了写作该书的目标是“希望那些学习汉语口语的人能够从这些日常课文阅读中受益，能从中感受到欢乐，从而减轻他们学习汉语时的痛苦和沉闷”。韦氏对汉语口语的重视，大概与那一时期欧洲汉学家的汉语口语教学水平普遍有限有关系。毕竟在他学习汉语的时代，欧洲各国虽已出现了不少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但口语教材却相对缺乏，在非汉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汉学家们在驾驭口语方面均存在极大的困难，韦氏的老师诺全提尼这方面能力就较为低下。韦大列对欧洲汉语教育的此种缺陷应该是有清晰认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收集歌谣和笑话也可视作韦氏以一己之力推动西方汉语教育的一种努力。

　　至于序言中提及歌谣的第二点益处——“明白懂得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状态和详情”，则可能源于韦大列对于汉语教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定位，或者说体现了一个外国人观察中国社会的个人化视角。尽管因外交使团成员身份可以与中国王公贵族和各国外交官等贵族阶层频繁接触，但韦大列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体现出较强的平民关切。韦大列刚到北京时汉语口语能力欠缺，在时任意大利全权大使阿尔伯托·潘萨（AlbertoPansa）的建议之下，他住进了北京平民陈姑母家并很快被接纳为陈家的一员。韦大列与陈姑母一家感情相当深厚，庚子年间他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在满是废墟和尸体的北京街头四处寻找这一家人。而且，他不止对陈姑母，对中国的普通民众也有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同情。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韦大列曾多次在意大利报纸和致外交部官员的信件中，激烈地表达他对普通民众遭受战争蹂躏的愤慨与同情。也许正是缘于与中国平民在感情和行动上的贴近，韦大列才可能在普通的中国母亲和儿童口中发现如野花一般肆意生长、自生自灭的歌谣，才会经由歌谣领会民众生活的可贵和独特。易言之，对平民文学的尊重首先缘于他对平民阶层的亲近。

　　综上，主要基于对歌谣文学价值尤其是作为诗歌的信心，当然也出于汉语教学的实际需要以及对于平民生活的兴味，促使韦大列在众多的语言素材和中国文化事象中选择了童谣小调。韦氏并没有想过把他的成果拿出来与中国的文人们交流，也清楚地知道他们并不待见这些成果，自然也绝不会不切实际地预想《北京歌谣》有一天会被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器重。但是，他对歌谣收集的价值仍有自己的判断。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何德兰及其《孺子歌图》。与韦大列的感受基本相同，何德兰深深地为中国儿歌中的情感表达所吸引和触动。向西方人展示儿歌中的深厚情意，成为了他收集和出版童谣的初衷。对此，何德兰在《孺子歌图》的序言中曾有非常具体感性的解释：

　　我们要注意，“冰糖加玫瑰”“顺气丸”“小胖子”和“我的孩子睡觉了”这几篇歌谣所表现出来的感情。我们相信世界上再没有别国的儿歌，比以上所举的几种歌谣，更能够表现出更深更浓的感情。此种事实最能激发我们编辑这些歌谣的兴趣。我们编这本书希望表现出中国家庭的另一面，并使西洋的小孩对于东方的小孩也有些同情和好意。

　　何德兰被中国儿歌流淌出来的情意所触动，因为这情意是如此自然又真切，与西方人想象中的节制刻板的东方民族形象完全不同，实在是太新鲜和意外了。在何德兰眼里，透过儿歌这一文化载体可以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孩子们的童心与活力都是一样的，而中国的父母们对自己的孩子深情真挚的钟爱也一点不输西方人。当然，何德兰也注意到了童谣韵律感强，充满生活趣味和富于教育意义的优点，但最触动他的还是蕴含其中的伦理和情感。《北京歌谣》的目标读者群体主要是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而《孺子歌图》则不同，按照何德兰的说法，“我们所永远放在心里的，是小孩子，并不是批评家。”他还在序言中谦逊地表示，“这些歌谣并没有以文学自居，译者也没有要求音韵的合法，因为不论原文的或我们自己的儿歌没有是合法的。我们的希望是使我们的翻译与原文极相合，并能使用英文的小孩们欢喜。”为了让英语世界的儿童们接受和喜欢，何德兰采取了与《北京歌谣》相当不同的翻译和编排方式。《孺子歌图》以英文译文为主汉文为辅，译文用词浅易、富有节奏感，不添加注释。

　　与中国历史上那些由文人加工过的“童谣”相比，何德兰辑录的童谣出自真正的妇孺小儿之口，因而天然地具有质朴自然的特点。尽管这些童谣系成人创作，内容不一定都在儿童感兴趣或关心的范围之内，但多半却都是贴近或体现儿童心理的。童谣的主题相当丰富，涵盖了人物、动植物、历史人文景观、婚丧嫁娶习俗、游戏、市井生活等分类，似乎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拿来放进儿歌之中。按照民俗学者的分类，《孺子歌图》中的童谣至少包括游戏谣、知识谣、生活谣、滑稽谣几大类。撇开这些客观分类，读者可以发现，在主题各异的童谣背后其实贯穿着两个情感主题：成人对儿童的爱和儿童视角下世界的新奇有趣。在《孺子歌图》中，《冰糖加玫瑰》《小小子儿》和《爷爷抱孙子》等为数不少的歌谣，还有那些温情脉脉的亲子照，表达的都是父母对孩子的舐犊情深和成人对儿童的怜爱，这一类型的童谣数量最多且最为何德兰所看重。至于透过歌谣所呈现的儿童眼中的世界则是千姿百态的，既有对弓箭手、挑水工、和尚、屠夫等各式人物的白描，对秃子、巨人等长相怪异之人的调侃，也有对昆虫、牛、狗等动物的拟人化描摹，对钻圈等游戏的趣味表达，甚至还包括对娶后娘、婆媳难处等人伦关系的戏谑。尽管有些内容偏于成人视角甚至不太符合礼教，但却因此而保持了一种在其他文类中都难于见到的童真趣味。

　　不仅仅是通过歌谣本身，《孺子歌图》中的大量实拍图片，也很好地烘托了中国人流动和丰富的情感世界。注重图文并茂和装帧设计是何德兰著作的共同特点，《孺子歌图》则将这一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书中包括配图在内的副文本多维度地展现了中国书法、美术、建筑等艺术之美。为了更直观、生动地呈现儿歌背后的情感和孕育此种情感的社会空间，何德兰还为儿歌搭配了相应的照片作为配图，这些照片有些来自他本人的自由街拍，也有一些是在摄影棚和儿童家中拍摄完成的。在摄影棚拍照时，何德兰会精心布置背景，同时引导孩子们摆出合适的姿势，故书中的配图多半显得精美又自然。配图中的人物覆盖了不同的阶层和职业，反映的生活场景也很多元化：身着官服在庭院中带着宠溺神情怀抱孩子的官员，正在打水或搓麻的底层平民，在街头嬉戏打闹或坐在地上哭泣的孩童，深宅大院里娴静文雅的贵族母女，可谓不一而足。尽管图片人物都身着在西方人看来怪异的民族服饰，且保留着奇特的发型，但在何德兰的审美滤镜下，他们中的多数都流露出放松自然的表情，显得乐天知足而非愁苦怨恨。尤其是该书扉页上何德兰拍摄的“百子图”，几百名幼儿表情动作各异，居中最醒目的两位幼童因争抢玩具一个开怀大笑一个嚎啕大哭，画面极具情绪感染力，似乎在极力地说明中国人情感丰富而非冷漠麻木。对于当时普遍对东方文化深感隔膜的西方人来说，要理解东方民族的生活绝不是容易的事情，何德兰显然深谙此点，所以才在英文译文之外辅以生动、直观的照片使儿歌场景化。总之，西方读者在看过这本图文并茂的小册子之后，除了很容易体会何德兰对中国文化的深情厚爱之外，应该多少也会对他试图传递的富有人情味的生动的“东方民族形象”有所感受。

　　尽管在1914年出版的《中国家庭生活》一书中，何德兰曾特别强调他的书写仅仅是观察、发现和如实记录，尽量避免褒贬与比较。但事实上，包括《中国的男孩和女孩》《中国家庭生活》等纪实性著作中，何德兰一直致力于传达他对中国人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正面观感。何氏对儿歌的兴趣是与他的儿童观和中国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对童谣中所展现的中国人形象和感情有着更主观的偏爱，且不吝展示这种偏爱。这也就难怪《孺子歌图》出版后，曾有美国学者撰写书评指出，该书为读者呈现了超越东西方文化界限的人类的共同本质，在情感层面揭示了人的同一性。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何德兰让西方人了解真实的中国人的这一书写目标至少已经部分地实现了。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尽管韦、何二人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开始歌谣收集的，二者各有其文化关怀，前者主要是从文学和语言视角来审视童谣，以学习汉语的西方人为受众，而后者面向英语世界的儿童和成人，旨在向他们传达具有丰富情感且生动的中国民族形象，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对歌谣价值形成某种共识，这种共识即是他们对歌谣所体现的情感真实性和自由特质的积极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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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