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中国民俗学会最新公告: ·“首届民俗学、民间文学全国高校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 在复旦大学举行   ·高校民俗学、民间文学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即将开班   ·中国民俗学会2021年年会征文启事——乡村振兴与民俗文化可持续发展  
   研究论文
   专著题录
   田野报告
   访谈·笔谈·座谈
   学者评介
   书评文萃
   译著译文
   民俗影像
   平行学科
   民俗学刊物
《民俗研究》
《民族艺术》
《民间文化论坛》
《民族文学研究》
《文化遗产》
《中国民俗文摘》
《中原文化研究》
《艺术与民俗》
   民俗学论文要目索引
   研究综述

学者评介

首页民俗学文库学者评介

[湛晓白 赵昕昕]清末来华西人歌谣收集活动的文化史考察
——以韦大列和何德兰为中心
  作者:湛晓白 赵昕昕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1-07-10 | 点击数:8434
 

  三、西人歌谣收集与本土歌谣运动之进展

  从前文论述可知,《北京歌谣》和《孺子歌图》的诞生其实各有因缘,前者偏重文学和语言价值,后者重视文化考察,都没有研究中国民俗的明确自觉。这两本小书在歌谣运动中被胡适、周作人等中国学者所注意,但当时他们较为注重的也主要是两书作者的文学或文化见解。从1930年代学者开始从学术史角度回顾歌谣运动至今,中外学界均意识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并不同程度地认可《北京歌谣》和《孺子歌图》对于歌谣运动的作用。近年来一些学者还通过考察《北京歌谣》“如何通过注解体现出歌谣之‘真’”,来发掘其与歌谣运动内在的、隐性的关联。但是,以往研究均未能将韦、何二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因素”来考察,尤其未能充分意识到二者对于歌谣特质的共同认识对新文学阵营的触动。

  首先,正是韦大列和何德兰对童谣表达真情实意这一特质的共同推崇,切实地推进了歌谣运动文艺方向的进展。其实,在歌谣运动之前,已有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一些中国文人开始自发地收集歌谣,但他们行动分散,也没有从文学层面加以理论阐发,所以胡适在歌谣运动之初曾慨叹:“近年来,国内颇有人收集各地的歌谣,在报纸上发表的已很不少了。可惜至今还没有人用文学的眼光来选择一番。”在这种语境下,韦大列和何德兰对歌谣文学性的认可就显得很特别了。韦大列与何德兰在各自著作序言中均强调了歌谣自由和真实的特点,并分别列举了数首他们认为以情感表达见长的北京儿歌,这样的眼光和标准与歌谣运动文艺方向的追求是深度契合的。在这方面,韦大列主要基于文学角度的理论阐发显得尤为重要,因而为胡适、周作人所格外称引。前文曾对何、韦二人对童谣中的情感特质及情感表达的激赏,以及他们如何利用文本呈现这种情感性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事实上,除了抽象理念层面的渗透,那些在具体诗歌鉴赏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审美同样会对新文化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此种影响的痕迹同样有迹可循。1919年3月,刘半农负责编订的《北京大学日刊》“歌谣选”栏目连续刊载了《孺子歌图》中的21首歌谣。刘半农所选登的歌谣中,前四首依次为“冰糖加玫瑰”“顺气丸”“我儿子睡觉了”“小胖小子”,而这几首歌谣正是被何德兰盛赞为感情真挚的代表作。1922年胡适发表《北京的平民文学》一文,肯定韦大列的歌谣“真诗”观,并特意从《北京歌谣》中“选出一些有文学趣味的俗歌,介绍给国中爱‘真诗’的人们”,他所选取的16首歌谣中也有4首与韦大列甄选的歌谣重合。

  就抛开道德说教而追求纯粹的艺术真实这一点来说,双方的理解最终也变得相当一致。韦、何之前的一些西方文人,或者对中国歌谣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功能评价不高,认为歌谣的词和韵律均无可取之处,至于内容则“下流而无善意”;或者仅从观念上认可歌谣的价值而缺乏实际认可。客观而言,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歌谣的全盘否定并不合理,但其观点也并非全然的文化偏见,因为歌谣作为一种原生态的民间文化,确实有其未加过滤的原始粗鄙一面。歌谣之所以在中国难入文人法眼,与此种特质也不无关系。在《北京歌谣》与《孺子歌图》两书中,所谓“下流而无善意”的歌谣并不在少数。譬如两书均收录的《养活猪吃口肉》《丫头丫》《大秃子得病》《秃子秃》《有个小秃儿本姓高》《鸟鸟鸟》等歌谣,有的流露出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和职业歧视,有的毫不掩饰地对身体有缺陷或生理奇特之人嘲讽讥笑。韦、何二人将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谣谚一一录入,也许不无西方人审视东方文化时的猎奇心理,但更主要的显然还是出于对歌谣自由率真特质的欣赏,这一点从他们对童谣真情实感的反复称许中已可见一斑。何德兰认为部分歌谣虽在成人看来是毫无教育意义的,但孩子们却喜欢得很,还有一些是不太得体的戏谑之词,但歌者的出发点确是善意的,这些歌词都有情感价值,显示了一种相当宽容的标准。在大量收集童谣的基础上生发出对中国歌谣文学价值的真正认可,这是韦、何二人区别于此前汉学家认知的独特之处,也正是最能触动且最受胡适等人欢迎的文学观念。1923年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关于儿童文学的杂感时,强烈感觉相比西洋,中国文化对儿童和儿童文学过于漠视,认为不得不做观念上的改变,此时他又想起何德兰关于北方童谣中包含着“儿童之爱”的说法,可见何氏从情感角度解读童谣非常契合周作人的审美。总之,《北京歌谣》和《孺子歌图》的存在,无异于为新文学的合法性论证提供了直接来自西方的支持。

  其次,以韦、何为代表的来华西人歌谣收集活动激发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尊,使他们产生了守护歌谣这一民族文化园地的强烈自觉。歌谣运动兴起之时亦正是海外汉学迅猛发展之际,国内学术界“与外人争胜”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之高涨。这一情绪在歌谣运动中自然也有体现——就在常惠、刘半农等学者开始施展拳脚大干一番时,他们却意外地发现,收集歌谣的工作早已被外国人捷足先登。西方人的行动自然是对歌谣运动合理性的一种强化,但这一事实同时也深深地刺激了正意气风发的新文化人。有学者甚至认为,韦大列在《北京歌谣》序言中呼吁“那些可以与人民自由的交际”的中国人为他提供新的歌谣材料,或是自行“担任一个歌谣的新集的工作”,此种来自西人的呼吁使得该序言“无异于一份极有分量的倡议书或说是挑战书”。至少最早接触《北京歌谣》的常惠因此而产生了相当的紧迫感。在1921年撰写的《帮助研究近世歌谣的朋友》一文中,常惠在介绍韦大列与何德兰的歌谣集之前,曾不无遗憾地感叹:“要是再提到外国人,就不是这样了,人家不但研究他本国的历代的歌谣,就连中国的历代的,也都已经有一番研究了。不用说我们古代的诗经,有多少专门的著作;就是连近世的,人家也有不少了。”1923年常惠友人在写给他的信中,特别感慨除了韦、何两人的文本之外,本国歌谣收集成果尚付阙如,这使他“不能不挥一把愧汗”。常惠在回信中表达了与友人一样强烈的羞愧之情。实际上,常惠当时已辑成《北京歌谣》一部,这一任务的完成或许与外国人的刺激不无关系。常惠这种急于追赶的心态又并非个例。后来积极参与歌谣运动的钟敬文在回忆他本人收集口头文艺和民俗资料的初心时曾写道:“从我本身的内因看,主要还是那种民族自尊意识在起支撑作用。因为那些时期,自己多少知道一些外国学者已经在我们这块园地里动过犁锄。作为中国的学人怎么反而袖手旁观呢?”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当时歌谣学界的一种普遍存在的民族心态。

  再者,从方法论层面而言,韦大列与何德兰深入民间、实地收集歌谣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启发了中国学者。对最早展开民间调查的韦大列,中国学者尤其推崇。《北京歌谣》全书共收录170首歌谣,除去韦氏的中文老师提供了近40首,余下130多首歌谣皆为他亲自走访调查所得。韦大列在自序中曾形容自己“吃尽一切劳苦,尽力的收集”,为了尽量准确地传达中文愿意,在翻译和注解歌谣的过程中,他会尽量全面地聆听和征询歌谣讲述者的解释。翻译了《北京歌谣》自序的常惠认为韦氏为刚刚勃兴的中国歌谣运动树立了方法论标杆,他评价说:“威大列是一位学者,他是用科学的方法作的,又有注解,我们很可以拿他作参考。”很可能是受韦大列的影响,常惠在《歌谣》杂志上大力倡议田野调查以保证歌谣的民众色彩:“依民俗学的条件:非得亲自到民间去收集不可;书本上的一点也靠不住;又是在民俗学中最忌讳的。每逢写在纸上,或著成书的,无论如何——至少著者也要读过一点书的。所以多少总有一点润色的地方,那便失了本来面目。”

  另外,韦大列与何德兰的歌谣收集成果,还为歌谣运动中“比较研究法”的推进提供了便捷的素材。多数学者将歌谣比较研究方法在中国的首倡之功归于胡适1922年发表的《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也有学者认为,刘半农在1918年时已明确提出“故吾辈今日研究歌谣,当以‘比较’与‘收集’并重”,他才是该方法的最早倡导者。但这两种说法都忽视了同一时期常惠在实践层面的探索。瑏瑠1922年11月5日常惠在《努力周报》第27期上发表的《谈北京的歌谣》一文,已展现了初步的比较研究意识。他在文中对韦大列、何德兰辑录的多首童谣之出处和性质进行了考订,着重指出要理解歌谣异文需有“民族心理学”的知识储备。瑏瑡他还将《北京歌谣》中的“风来啦,雨来啦,老和尚背着鼓来啦”一首与《孺子歌图》中的“狼来咯,虎来咯,老和尚背着鼓来咯”一首加以比较,认为二首童谣均系《帝乡景物略》瑏瑢所载“风来了,雨来了,禾场背了榖来了”一首的讹传。1922年12月17日常惠在《歌谣》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对于投稿诸君进一解》一文中,再次将韦大列、何德兰、刘经菴、胡适、沈兼士及他本人所采录的多种版本的《隔着竹帘看见她》歌谣做了集中比较。此文原作于当年的12月1日,比胡适在《努力周报》上撰文公开提倡和展示比较研究法还要稍早。显然,《北京歌谣》和《孺子歌图》辑录的歌谣多有重合,这对于十分熟悉二书的常惠来说无异于提供了现成的异文材料,从而促成其在同道中较早实践比较研究法。

  四、结语

  本文所关注的两个主要人物——韦大列和何德兰,是清末民初时期在中国生活过较长时期的两名来华西人。他们的身份分别是外交官和传教士,这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表现最活跃的两个群体。由于种种因缘,他们在来到中国后开启了收集中国童谣的工作,并将其辑录的成果公开出版。尽管同样将文化探索的目标锁定在童谣,但二人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动机又是很不相同的,意大利使团翻译官韦大列对语言和文学研究有着强烈兴趣,蕴含在北京平民歌谣中的诗意和语言素材,是他最想探究的部分;而对于传教士何德兰来说,童谣只是他了解中国儿童和洞察中国国民性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他看到了一个充满人情和活力的中国民族。他希望把这样正面的观感传达给西方世界,从而打破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负面的刻板认知。与此同时,韦大列和何德兰又都在童谣中一致地感受到了自由真挚的情感表达,并且对此叹赏不已。在20世纪新式知识分子发起新文化运动以前,童谣在中国文人眼里不过是原始粗鄙的存在,韦、何二人的热情很难被他们所理解,实际情形正如韦大列的一位使团同事所言:“中国的文人们互相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把它当作西方人愚蠢无聊的最终证据。”只有在跨文化所带来的新视野下,原本被精英阶层所视而不见甚至弃如敝屣的歌谣,才得到了崭新的评价。饶有趣味的是,尽管来华西人刷新了对童谣价值的重新认识,但韦、何二人辑录的中国歌谣在西方世界激起的反响远不如在中国本土。当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也意识到了民间文化的价值但还需要诉诸论证以赋予其合法性时,来华西人对歌谣文化价值的认可才会被充分重视。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1年第4期。)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上一条: ·[刘倩]尹虎彬对“口头诗学”的译介与研究谫论
下一条: ·[毛晓帅 ]桑德拉·多尔比个人叙事研究述评
公告栏
在线投稿
民俗学论坛
民俗学博客
入会申请
RSS订阅

民俗学论坛民俗学博客
注册 帮助 咨询 登录

学会机构合作网站友情链接版权与免责申明网上民俗学会员中心学会会员学会理事会费缴纳2021年会专区本网导航旧版回顾
主办:中国民俗学会  China Folklore Society (CFS) Copyright © 2003-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朝阳门外大街141号 电话:(010)65513620 邮编:100020
联系方式: 学会秘书处 办公时间:每周一或周二上午10:30—下午4:30   投稿邮箱   会员部   入会申请
京ICP备14046869号-1       技术支持:中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