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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术侦探一样的勘案能力
陈尚君教授有一次在中山大学演讲，说他为《全唐诗补编》爬梳文献时，常常觉得自己在“抓特务”，每当发现一条新线索，都会特别兴奋；兴奋之余，不得不仔细考辨一番，既怕遗漏了一个特务，又怕制造了一出冤案。每天都在这样的兴奋与紧张之中，他一点也不觉得学术研究是一种苦累，反而乐在其中。
从“破案”这个角度看，学者与侦探没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侦探面对的是违法犯罪性质的安全事故，而我们面对的是具有一定学术意义的民俗事件；侦探是在案发现场和人群里找证据，而我们是在田野中访谈、在书堆里找线索。
民俗学如何进入案发现场？福田亚细男提出，应该注重对于具体“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的把握，他说：“在实际的行为当中，或者说是故事当中也是，行为也好，故事也好，将它们表现出来的是个人。”具体表现就是出现他的名字：“一直以来那种面目模糊的，没有具体人名的访谈记录或者观察之类是不行的……具体人名的意思是，必须有个人的存在，研究才会得以丰富。”
微观史学将这一循着人名寻找故事线索的方法称为“提名法”，认为人名是引导研究者走进故事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事件民俗学关注民俗事件，提倡从事件当事人出发，利用关联性寻找关系人。每一个关系人都应该被视为主动而活跃的能动者，他是事件中的一个利益诉求者，也是事件发展中的一种制约力量，也许事态发展并没有沿着他努力的方向前进；但是，他一定牵制或平衡了其他力量，成为历史合力中的一分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挥了他的整体性功能。事件民俗学应该从关系人动态的功能性行为（功能项）入手进行追踪调查，渐次铺开，而不是从静态的“整体性民俗志”调查入手，进行程式性的介绍。
张剑即是从何汝霖入手，通过何汝霖的日记，带出了夏家铣、带出了何承祜、带出了一大批乡邻乡亲、塾师仆人等，并且将何汝霖的社会关系划为三个圈层加以理解：“仆人与塾师是最近身的一个圈层，居于小家庭之外的亲朋则是次近身的圈层，而自然生态（如水灾）和政治生态（如官场吏治）则构成了何汝霖居住和活动的更远但也更大的圈层，每个圈层都会对处于中心点的何汝霖产生反射影响。”从而“让我们看到官员乡居生活的另外一面，看到一个陌生又熟悉的社会”。
几乎所有的微观史学家在描述自己的工作时，都谈到自己像侦探一样的工作方式：“纳塔莉·戴维斯在回顾她从收集资料到写作《马丁·盖尔的归来》一书的经过时，就有过类似的说法，‘自始至终，我都像一个侦探一样在工作，确定我的原始资料和它们的构成原则，把从许多地方得来的线索整合在一起，确立一个能对16世纪的证据最合理的、最可能的推测性论点’。”微观史学理论家金兹伯格将之定名为“推定性范式”，他以艺术品鉴定中的“莫莱里方法”为例，详细论证了该范式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并且认为，莫莱里辨伪、福尔摩斯探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微观史学的推定性范式，本质上都是相通的，类似于猎人追踪猎物：“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人类都曾是猎人。在数不尽的追猎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借助泥地上的足印、折断的树枝、粪便、毛发、缠结的羽毛、残留的气味，重现不见踪影的猎物的形象与动作。他学会了如何嗅闻、记录、解读像是涎沫那样极细微的痕迹，并将它们分门别类……猎人或许是第一个‘说故事的人’，因为只有他能够从猎物所遗留的沉默的痕迹中，解读出一系列连贯的事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好的学者，就是一个会讲故事的猎人。
2019年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云南期间，昆明市打掉一个以孙小果为首的涉黑团伙。消息公布之后，大家意外地发现，这个孙小果早在1998年就因为强奸罪被判处死刑，一个死刑犯居然没在狱中，却在社会上横行霸道。“网友们都在问：孙小果家究竟有多大的权力，能办成这么多事情？调查人员起初其实也有同样的疑惑，当一路查下来，发现孙家最大的官员只是继父这个区城管局长，却成功打通了层层关节，堪称拍案惊奇。而且，虽然不少人收受了孙家的钱物，但他们都表示其实主要不是图财，更多的是因为‘朋友圈’‘战友圈’的熟人请托，看的是人情和面子。看似匪夷所思的背后，其实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积弊。”
在这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只是一句“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积弊”轻轻带过，可是作为民俗学者我们应该意识到，这决不是“那个时代社会风气”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背后有着深层的民俗文化传统：朋友之间“有情有义”的另外一面，可能就是对其他人的“无情无义”；每一个人都无大恶的叠加，可能就是一场滔天大恶；“法不责众”的传统观念与“法网恢恢”的现代观念之间，是否只差一个赌徒心理。其他诸如父母溺爱、显摆能耐、哥们义气、权力运作、职场潜规则、制度漏洞、关节疏通等等，无论是从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还是民俗学的角度，都能从这起案件中找到调查和言说的空间。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值得研究的事件，通过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勾勒“层累作恶”的结构关系，找出其运作机制，对此类异常现象做出精细解剖，为更好的社会治理提供民俗学智慧。
九、让民俗学以讲故事的方式讲“故事”
民俗学不断学院化、精致化的后果是，民俗学越来越枯燥，越来越无趣。说得严重一点，高呼生活世界转向的民俗学，抛弃了实证研究，恰恰远离了生活世界。民俗学是从文学、历史学起家的，立足于文学和历史学的民俗研究才是民俗学的本位。
民俗学向社会学和人类学学习，不应该是邯郸学步，而应该是民俗学为“体”，他学为“用”的关系。任何舍本就末的学科策略，都是学科自杀的策略。正如福田亚细男对于日本现代民俗学的批评：“如果要舍弃历史而向新的民俗学转变，也就是说如果要发起革命，那就不必拘泥于‘民俗学’，你们完全可以独立创造另一门学问。”立足学科传统，在传承中创新发展，才是民俗学的未来，而不是改换门庭、过继到别人名下。正是基于以上学科危机，有感于张剑的《华裘之蚤》，本文具体建议聚焦于三个方面：开放素材边界、关注民俗事件、讲好学术故事。
（一）解放学术研究的取材眼光
民俗生活无限多样，呈现方式更是丰富多彩。民俗学也可因事为制、不拘一格，完全不必拘泥于所谓的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只要是现实中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论证依据。
传统民俗学一直以田野调查、口头访谈作为主要方法，以口述资料、地方史志、族谱碑记、仪式手册等作为研究素材，而张剑的研究实践告诉我们，日记作为一种“无所顾忌”的个人书写，远比口述史更真实、可靠、适用。事实上，德国、日本等国的一些民俗学者，就将日记当作“大家的历史”进行研究。日本学者门田岳久认为：“个人的生活体验并不一定完全通过口述展示。比如日记，虽然是一种文字形式的记录，但也可以算是展示作者思想与感受的自媒体。日记中关于日常生活的记录，也可以视为把握当时社会状况的社会史资料。在这个意义上，日记与口述研究同样都是通过个体观察社会的研究工具。”
门田甚至认为，网络社交媒体比如博客、脸书等，也是一种生活日志，但由于这类生活日志并没有归档保存，经常被用户删除，因此并没有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但事实上这样的素材，包括求职信、个人简历、自我介绍等等，都可以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比如他认为：“我们通过叙述自我，理解‘自己是怎样的人’。我们通过回顾自己的生活史，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并调整自己的位置与生存方式。可以说，自我叙述与自我表象涉及到的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因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迫使每个个体明确‘自我认同’的社会。”
民俗学取材路径的不断拓展一再提醒我们，世上没有无用的材料，只有一叶障目的肉眼凡胎以及面对异常而熟视无睹的平常眼、平常心。
（二）提倡事件民俗学的研究
事项民俗学是抽象了具体个人的，采用族群性、习惯性、长时段等“均质化”概念来描述的民俗学。有日本学者批评说：“日本民俗学一直以来面对人进行研究，却‘只见俗不见人’。民俗学者在讨论研究对象时，虽然曾经涉及到‘人’的问题，也有些学者提出‘传承主体’‘Home Folkloricus’等概念，但他们把‘人’视为了‘民俗’的载体，似乎没有关注‘人’的个体性、日常实践等层面。”
事件民俗学是对传统事项民俗学抽象性、概括性、类别化、碎片化的纠偏，是事项研究的升级版。事件民俗学倡导通过事件进入民俗、通过当事人的行为进入民俗，让静态的、事项的民俗动起来、活起来。
所有的事件最终都会体现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博弈决定了民俗事件的最终解决方案。事件中的每一个普通个体都是一个能动者，他的诉求和行为以及他所代表的力量，正是民俗学者所应该关注的。他的行为功能，更是我们把握民俗结构的关键所在。事件的展开，能让我们更加亲切地走近民众的生活，也更加清晰地理解民俗的真谛。
从事件出发，有利于民俗学走近读者，为读者展示多样化的人类生活图景，促进读者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思想和行为，理解文化多样性以及多样性文化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
（三）呈现解题步骤，用讲故事的方式解剖事件
学术研究就是一个不断捕捉事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一个学者对于事件的陈述与解析是否成功，不仅取决于他占有的资料，还取决于他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以及他的评判眼光、叙述技巧。一个好的学者，不仅要有侦探洞悉世务的机敏，还要有法官明察秋毫的评判能力以及律师口若悬河的叙事才华。一个学者具备的能力越齐全，他的著作也就越有说服力、越好看。
我们以格尔茨的“斗鸡调查”为例。在巴厘岛的一个偏远村庄，格尔茨夫妇一直苦于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但是，在偶然卷入一场斗鸡事件之后，全村人得知他们也像当地人一样狼狈地逃跑和躲避警察，非常兴奋，“在巴厘岛，被取笑就意味着被接受”，格尔茨夫妇用行动证明了他们与村民是同一类人。这给予格尔茨一种直接理解“农民心智”的内在视角：“它使我很快地注意到一种情感爆发、地位之争和对社会具有核心意义的哲理性戏剧的综合体，其内在本质正是我渴望理解的。”格尔茨借此深入当地社会，发现斗鸡对于巴厘人具有深刻的民俗内涵：“巴厘人从搏斗的公鸡身上不仅看到了他们自身，看到他们的社会秩序、抽象的憎恶、男子气概和恶魔般的力量，他们也看到地位力量的原型。”
格尔茨以讲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从雄鸡与男子气概的对应关系、斗鸡规则与博弈、社会关系与赌博赢利、地位赌博与金钱赌博等方面逐一展开，最终归结为“斗鸡尤其是深层的斗鸡根本上是一种地位关系的戏剧化过程”，并由此写成了他的文化解释学名篇《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民俗学者来写这篇论文，他会怎么写？论文结构很可能是这样的：一是学术史回顾；二是介绍巴厘岛的地理位置及气候特征、人口构成等；三是介绍巴厘岛斗鸡民俗及其游戏规则；四是梳理巴厘岛斗鸡的历史与传说；五是分析斗鸡民俗与男性气质的关系；六是分析斗鸡民俗与社会阶层的关系；七是斗鸡民俗的弊端与斗鸡赌博的危害；八是分析斗鸡民俗与社区文化建设的关系；最后阐述如何正确引导斗鸡民俗以及斗鸡民俗在当代社会的文化意义。如此结构的学术八股文，只要资料翔实、观点新颖、论证可靠，当然也能发表，但决不可能成为文化解释学的代表作品。
求解一个新问题，就像求解一道数学题，是有一定步骤的：“为了求得关键性的未知数a，可能得先解开通向a的未知数b、c、d……只有解开了这些低层级的、简单的关系因子，才能更好地解析那些高层级的、复杂的核心关系。每篇民俗学论文都是一次关于‘关系’的解题。”将这些解题步骤呈现出来，就有了学术探案的趣味。庖丁解牛，与其只是把解好的牛器官摊在桌上供人参观，不如把解牛的步骤演示给人看，让人看得到器官之间是如何结构、如何联络，你是如何下刀、如何分解，解剖是否妥当，有无错失。令人信服的学术研究，就应该把自己的解题思路和解题步骤演示给人看。
最后顺便提一句，经历了2020年的新冠疫情，谁都不会否认，灾难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新冠疫情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灾害事件，具有客观上的偶然性，主观上的不可预见性。类似的灾害性事件，在人类历史上曾不断出现，将来也一定还会再现。那么，处身灾害性事件中的公众舆论会做出哪些自然反应、滋生哪类灾难谣言、产生怎样的社会问题？作为地方社会的民俗精英，他们又将做出怎样的社会响应、进行怎样的生活调节？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观察、思考和总结的。只有在充分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应对。作为民俗学者，直面灾害现实、挖掘民俗传统，从抗疫的民众反应中找出规律、总结经验，是我们的学术优势所在，也是学术服务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章来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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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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