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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田野考察的学术共识，应该是从地方生活细节入手，在民间与国家的相互建构中理解中国政治传统。如果说“地方性知识”是人类文化的起点与载体，那么我们常说的“文化传统”无非是稳定化了的文化，而“传统文化”则是做大做强了的“文化传统”。文化的意义在于为生活提供价值，但对于文化的价值判断，却长期来自由极少数人组成的政治系统、学术系统，而非占据人类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的生活系统，诚为咄咄怪事。久而久之，人们甚至会淡忘“生活是文化之根”的常识，以至于需要一种“眼光向下”的学问，长期在田野中观察民众生活系统，做相关的价值辨别及清理工作，提醒整个社会不要忽略或淡忘来自民众生活系统的文化判断。
中华民族是众多族群的集合，中华传统文化是在对多元地方文化的融汇、提炼中形成的，而与礼俗相关的话语形式与社会实践，涉及中华民族自古及今持续的思想构成与社会运作，因之成为理解这一过程的重要路径。历经波澜起伏的近现代社会变迁，礼俗传统的精髓仍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潜在传承。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以田野考察为基础，对国家之“礼”与民间之“俗”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显示出“在田野中理解中国”的广阔前景。
长期在中国大陆田野考察的科大卫，将地方宗教、祖先祭祀、社区节诞、民众文字传统、庙宇建筑等视作“有意义的礼仪标签”，试图以此“重建地方社会整合到中华帝国的过程”。他在新近研究中，提出“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不一定是控制，也可以是地方社会很主动、很巧妙地把国家制度引入来处理地方上的问题。所谓地方整合到国家，就是一种认同的过程”，因为“我们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注意到，这种认同跟地方社会与国家机构打交道的形式很有关系”。在他看来，国家政治建构与地方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过程，即是“形成中国的历史”，而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礼仪标签”，就是“理解中国”的关键。无独有偶，在历代王朝“礼下庶人”的教化过程中，刘志伟、孙歌却看到了“礼俗互动”的基层政治实践，“读书人在民间推行士人之‘礼’的过程，常常是通过把原来民间社会秩序中的‘俗’纳入‘礼’的体系之中来实现的……礼教在民间的渗透推广，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自觉地把民间的社会秩序之‘俗’纳入礼的规范中来的过程”。或许正鉴于此，郑振满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归结为“注重民间文献，注重田野调查，力求回到历史现场，从民俗研究历史”，笔者相信这一理念也适用于更多的学科。
如此，以田野的眼光看文献，以历史的眼光看民俗，就在“礼”“俗”之间看到了“俗化之礼”“礼化之俗”等所谓“礼俗相交”的社会状态。其实，南宋思想家吕祖谦本来就说得很是清楚：“礼俗不可分为两事……盖制而用之谓之礼，习而安之谓之俗。”历代县志中常见的“俗成民化”之说，是地方官普遍设定的社会治理目标，“俗成”即社会风气明显好转，“民化”则指民众经由教化达至“礼仪自觉”，彻底成为“化内之民”。
再看国家之“礼”，也并非成于一时、定于一尊，其本身即是屡经重建、多元复合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谓“礼制”并未由儒学所垄断，佛道之学对于“礼”的建构也各有绵延传统。譬如在春秋战国时期，有楚礼也有夷礼，礼的相对性极为明显。在元朝时期，全真教曾力压儒、佛而以“国家之礼”自居，一度在众多地区担当起社会教化与组织的作用，成为沟通王朝政治与地方社会的重要方式。时过境迁，历史上国家礼制的多元建构却依然会对地方社会持续发生影响。我们在田野中见到的多种民间文献，例如族谱、碑刻、契约文书、诉讼文书、日用类书、民间礼仪本、宗教科仪书、宝卷、善书、唱本、剧本、账本、杂记等，就生动地显示出这一点。
赵世瑜曾为这类田野考察树立了这样一个宏大的学术目标：
我们要研究的，不只是中国文化的“大一统”的结构本身，而是形成其结构的复杂历史过程，尤其需要对不同地域历史演变作比较的研究。不同于以法律为核心的欧洲社会，中国社会秩序是以“礼仪”为核心，建筑形式、行政制度、产权代表、武装力量等都是礼仪的表征，因此“礼仪”可以作为理解统一性的切入点。
当然，这需要无数田野个案的长期累积和以小见大的层进拓展，而对于礼俗传统的田野考察与文化阐释则至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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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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