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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鲁中山区洼子村，村民至今有讲礼论俗的传统。村里老人也知道，他们的生活本身是“民俗”，却在分家、葬礼等一些重要场合，依然拿“礼”或“老礼”说事。面对业已发生或潜在的世俗纠纷，“礼”（而非“理”）是管用的。再看几乎遍布全国各地的庙会节庆、冠婚丧祭、编志修谱、游艺传统等活动，在看似不同的文化表达中，都体现出“礼治社会”的共同特征，比如民间祭祀中“天地君亲师”牌位的摆设，乡村游神时“普天同庆”“天下太平”等旗号的彰显，庙碑家谱中“礼曰”“诗云”的征引，民间口头传统中“圣人言”“老人言”“老礼”“老话”的强调，等等，都在借用国家权威（礼）而建立地方秩序，却在持续的仪式活动实践中，经由形式模仿而逐渐嵌套于国家政治格局，形成了各地同中有异的“家国一体化”传统。我们意识到，民间之“礼”固然是含混的，但这正是民众参与国家礼制建构所留下的文化印迹，并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完整谱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笔者还注意到，为各地民众所运用的许多“礼”“俗”话语，既与国家历史进程中的精英教化实践有关，也因应乡村日常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而不断调适。在乡村社会中，乡绅之家也会出现家庭内部的分化或分工的问题。兄长可能是讲究礼仪、在乡里素有声望的人士，瞧不上“时俗”，弟弟却喜好参与地方信仰仪式、节庆游艺之类的热闹活动。当国家致力于“礼仪下行”之时，对这类家族造成的就可能是分裂，最终在地方社会中形成既有分治又有整合的状态。每逢灾乱年头，民众挣扎于生存底线，也会使地方社会中“礼”与“俗”的裂缝加大，国家行政难以贯彻基层。这就是每逢大的社会灾乱过后，历代王朝总要“整顿风俗”的根本原因，而以此为表征的“礼俗互动”政治实践，也就成为中华文明自我建构、整合和传承的有机部分。即便在朝代更易之际，中国传统社会也总能迅速恢复正常运转状态，其奥秘就在于礼俗互动政治传统的深入人心。在国家政治层面，倡导“为政必先究风俗”“居官以正风俗为先”等民俗政治原则，注重因俗制礼与以礼化俗相结合的社会实践。落实在社会治理层面，国家讲究礼制而不至脱离俗情，民众则以贴近国家正统为正途。因为“礼俗互动”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政治智慧，是冀望通过礼仪教化达至礼俗融合的社会理想状态，以最小代价消除社会隐患。
于是，我们在田野考察中发现，村民的讲礼论俗，与国家制度或精英典籍中的礼俗话语并不一致，亦不见得是要谋求上层社会的支持，而重在以王朝或国家的名义自立权威，进而强调传统伦理、动员公益事务或化解民间纠纷等。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民间之“礼”虽与国家礼制有异，却又惯常以贴近国家礼仪正统自命，并自觉调适于国家一统进程中。村民为什么要将自身“民俗”的一部分界定为“礼”？他们在援引“礼”的话语时，如何确信就是（或符合）国家之“礼”？面对这类问题，就到了田野考察一展身手的时候了。
田野考察的一大优势，是可以直接碰触已在地方社会中存在久远、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一些知识和思想，无论它们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比如村志、族谱、庙碑、俗语、节庆、礼仪等），还可以持续观察它们为民众继续使用的过程与样态。这些知识和思想并不见得就完全属于地方民众，而是在长期复杂的社会流动中所形成的民间积存，因而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原理”相联系。长期行走田野的学者，都曾有类似经历：有时候偶然听到一两句俗语，突然间就对国家一统进程中所伴生的某种地方民众心态心领神会。正如哈布瓦赫所言，“言语的习俗构成了集体记忆最基本同时又是最稳定的框架”，而为民众所频繁使用的俗语，就可以成为理解地方社会生活的一种捷径。总的说来，重要历史事件和影响较大的社会观念，总会在民众俗语中有所表达，例如在我国许多地区流行的“先有庙，后有村”，“无庙不成村”等俗语中，就隐含着民众借神圣立村、纳入国家系统的普遍心态。也就是说，当人们聚居某地，并非意味着村落的自然生成，惟有借助兴修庙宇，建立起以神鬼所象征的天地时空秩序与终极价值系统，才可能被周边乡土社会公认是独立完整的生活共同体。而更重要的是，村民欲借此与国家政治系统建立联系，使自己成为有明确归属的“化内之民”。此外，一些流行更广泛的俗语，如“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等，则代表了中华民族更普遍的文化心性。“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的说法，是强调人类个体的“成人”过程离不开社会历练，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语则在激发一种积极有为精神的同时，并不否认社会条件的制约性。
何谓“下田野”？下田野，是学者直接走进民众日常生活，以具体的人和事为研究对象，发现其背后的“人情世故”的过程。古往今来，无论是古代知识精英的“采风问俗”活动，还是现代史上知识分子发去的“向民间去”的社会运动，都具有某种“下田野”的色彩。遗憾的是，这些活动多是在扮演某种政治工具的角色，经常忽视民众的自我表达，因而难以对民众日常生活有充分认知。我以为，田野考察在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人际交往方式和文化互动实践。民众口述所表达的知识（田野资料），与口述本身所代表的交流行为（田野关系），其实都是具有学术意义的素材。比如同一位村民讲同一件事，不仅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表述，在面对不同听众时的表述也会有所不同。因为不同的社会交流语境，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知识表达。
田野考察既以民众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首先就要关注“野”，即探究以人与自然的互动为基础而形成的人地关系，类似某种“非社会”的状态。人总是宿命般地存在于自然环境之中，自然环境是人与社会的共同起点。自然环境凭借其物质构成，不仅为人们提供生计资源，还是人类情感、意志及广泛意义上的价值行为的投射对象，并以意象的方式参与人类心智结构的发育。自然环境通过人的生计劳动，转化为合乎人需要的物，而富有人文气息的“田野”亦由此生成，这也是更具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的发生过程。譬如，那些以凤凰、凤翅、龙头、卧龙、回龙等命名的地理地貌或人工建筑，便是各地人们通过附会宏大历史或赋予吉祥寓意，所营造出来的族群认同符号。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看似微不足道，却坚韧地影响着整体社会系统的运行与变迁。因此，马克思曾将“市民社会”界定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并认为它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按照C.赖特·米尔斯的说法，社会科学应“探讨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首先要贴近日常生活，体察民众感受，并以田野的眼光理解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与历史传统。虽然，生活总如流水般不断流逝，但承载流水的河床还在，田野考察便有章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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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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