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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田野即日常生活世界，既是人类总体行为发生的空间，也是人类知识的本原。下田野，即学者走进民众日常生活，以具体的人和事为研究对象，发现其背后的“人情世故”的过程。中国礼俗传统是田野考察的核心，应特别注意三个方面：一、关注地方社会围绕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而衍生的礼俗话语及价值理念，发掘中国文化的民间表达形式与传承机制，归纳中国社会的礼俗互动传统样态。二、以中国社会历史脉络特别是其近现代变迁为基础，关注礼俗传统在乡土社会中的传承形态与调适机制，理解个体在社会情境中的文化创造。三、在国家进程、精英作为与民众生活的互动实践中建立分析框架，理解中华文明内部自我制衡、调适的文化政治智慧，探索礼俗传统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创新转化机制。
关键词：礼俗传统；田野考察；文化阐释；日常生活；中国原理
作者简介：张士闪，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优势学科项目“中国文化的民间传承机制研究”（19BYSJ32）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学界劲吹“田野风”，行走田野成为时尚。田野考察并不专属哪一学科，讲究的是深入民间，以参与式观察获得实证材料，当下能有红火气象，诚然可喜。田野考察在我国有着悠久传统，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有“问俗知政”的制度，当时专设负责采风的官员即“行人”，要定期到各地民间搜集歌谣，供当政者了解风俗民情，考察政治得失。据说《诗经》中《国风》和《小雅》的部分诗篇，其由来便与此有关。“礼失求诸野”这句话是否真为孔子所说，尚存争议，但它为“田野”赋予的那种沉甸甸的神圣感，至今仍能感受到。
不过，“田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直萦绕我心的问题。
一
所谓“田野”，即民众日常生活世界，既是人类总体行为发生的空间，也是人类知识的本原。套用柯林伍德的话来说，就是生活是“自我—授权的”。如果仅依据书面材料分析人性乃至人类，就既高估了人类的理性能力，也低估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复杂程度。一言以蔽之，从田野维度出发的考察与研究是必须的。
日常生活是琐碎多变、模糊难辨的，它当然也会受到国家制度的巨大影响，虽然后者并不见得总是直接发挥作用。人人都在日常生活中，视听言行皆为日常，但在传统学术中却往往被选择性地赋予不同价值，致使绝大多数人的“日常”遭到忽视甚或漠视。田野研究作为方法，首要之义，就是要警觉与反思人之常情在学术研究中的缺失。
在现代西方文化转向中，日常生活被提升到空前高度予以关注。胡塞尔强调的对“生活世界”的回归，海德格尔的“日常”“共在”观念，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分析，福柯关于“规训”的微观性权力的分析等，都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晚近的布迪厄则以人的“习性”为关键性概念，通过对其历史养成与现实运用的观察，试图理解日常生活实践。在布迪厄看来，“习性”研究的特别意义，在于它代表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在日常生活与社会运行之间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阐释路径。
古今中外，许多著名思想家都惊叹于日常生活力量的不可低估，并做了精彩表达。例如黄遵宪说：
风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虽其极陋甚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然，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夫事有是有非，有美有恶，旁观者或一览而知之，而彼国称之为礼，沿之为俗，乃至举国之人，辗转沈锢于其中，而莫能少越，则习之囿人也大矣！
詹姆斯·C.斯科特也说：
正如成千上万的珊瑚虫杂乱无章地形成的珊瑚礁一样，成千上万的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不服从与逃避行为构建了其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屏障……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这些礁石上时，人们的注意力被典型地吸引到船只失事本身，而不会看到正是这些细微活动的大量聚集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
显然，在黄遵宪看来，民众“习俗”是自行其是的，因此以“习之囿人也大”推导其变法维新思想的合法性，而斯科特则关注“细微活动的大量聚集”对于国家权力的侵蚀，认为应从日常生活政治理解社会变迁。二人的共同之处，则是都将日常生活与国家命运相提并论。类似思想，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史记》中即有表达：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在这则案例中，君王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态度（或者说“民俗政策”），对于王朝命运的影响是如此巨大而直接，难怪被后世视为治国之鉴。其中反复述及的“礼”“俗”话语，既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形态的化约表述，又表征着颇富弹性的中国传统政治模式。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政治，绝非近代以来西方学者所谓“东方专制主义”一语所能盖棺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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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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