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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礼堂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
文化礼堂经过几年的建设基本满足了农民群众举办文化节庆、社会仪式、文体活动以及举行议事集会等功能需求。不少社区组建起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乡土道德宣讲员等“道德走亲”队伍，利用文化礼堂向群众宣讲时事政策、弘扬正能量。通过组织青少年开展红色经典诵读和劳动实践育人基地等，将文化礼堂打造成教育的重要平台。
文化礼堂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和村民的精神园地。文化礼堂有历史名人与当代道德模范的事迹展陈，有引导健康文明向上的寿星榜、学子榜、家风家训榜，有农业文化遗产与村落生活文化的鲜活呈现，还有的引入国学书院讲学、共读传统经典等，极大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的融入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参与，使得传统在现代得以传承和创新。
文化礼堂成为传承弘扬优秀伦理道德和移风易俗的文化空间。村两委利用文化礼堂为村民提供酒席餐饮公益服务的时机，大力提倡婚事新办，丧事俭办，寿庆简办，宣传“文明餐桌”和“酒席减负”，宣传火葬和文明祭扫等。充满正能量的文化礼堂对群众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村民舍宫庙入礼堂，一些信仰活动为健康文明的精神文化活动所替代。逢春节、重阳等重大节日开展的以道德伦理、孝善文化为主题的系列民俗活动，形成了孝德文明新风。
文化礼堂成为具有一定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的公共空间以及社会交往的重要节点。文化礼堂对村史名人和乡风民俗的展览展示起到了留住乡村记忆、唤醒乡愁、提升村落认同的重要作用。各种节庆仪式活动以及放电影、送戏下乡等促进了人群互动。基于一定主题开展的讲座培训和文体活动促进了趣缘群体的形成，改善了村民关系。村两委通过参与文化礼堂各项活动，密切了干群关系，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途径。
三、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政策空间和弹性不足
文化礼堂的建设和管理由于牵扯部门过多和各部门行政条割，一些问题很难协同，且政策执行过程中常常“一刀切”。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例，当地村庄发展背景、发展环境、发展方式各有不同，城中村、合并村、严重空心村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但按照现行政策要求，文化礼堂必须在三年之内全覆盖，在一定程度上人为拉大了村庄之间的差距。比如由六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的涵玉村，按照当地人话说属于“弱弱联合”村，在文化礼堂的选址上就出现了困难。文化礼堂原定建在涵玉村的中心，但是村中心为社区服务中心，无可改建的建筑和新建的用地，加上受制于国家土地规划和使用相关规定，也无可使用的建筑用地指标，导致礼堂建设至今无果。另外建设和运行资金短缺也制约着文化礼堂的建设。在鄞州区，现在建一个普通的文化礼堂通常要五六百万元以上，最高逾千万。然而，上级拨款却分次下拨，补贴总数也仅有八十万元，余下的只能由村集体贴补。礼堂建成后还需要后续的资金投入，如相关管理人员的薪酬、补助，既有设施设备的维护及展陈展览内容的更新，开展各类活动所需经费，新增文化礼堂的建设及老旧文化礼堂的提升等，这很可能会对村集体经济产生影响。
（二）缺乏强有力的组织管理队伍
文化礼堂建设与村集体经济实力和带头人的意识直接相关，魅力型权威在相关制度不完善时能够起到较大作用。调研中普遍反映的土地使用、资金匮乏等问题，说到底均与村两委的工作能力挂钩。宁波市回龙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及使用取得较好效果，并得到上级部门极高评价和宣传，就与村党支部书记的个人魄力、较高的个人素质及良好的团队领导力密切相关。反观部分建设一般的村落，要么村委委员对本村情况都不甚明了，要么村两委协作力不强，要么对文化礼堂作用缺乏正确认识。以至于很多文化礼堂硬件设施一流，却没有充分利用，有的只有举行活动时才开门，平时经常处于关门状态。有的甚至认为文化礼堂是社区财产，只能作为高配置的大会堂用来开会、组织活动，平时不能随意使用，这极大影响了文化礼堂的功能与价值发挥。同时，文化管理专业人才的缺乏是文化礼堂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目前，文化礼堂的管理一般都是村委兼职，村妇女主任兼职活动组织，但是他们平时多因业务繁忙，很难全身心投入文化礼堂管理工作，再加上组织者多基于妇女党团的工作经验来开展活动，内容相对贫乏。虽然上级部门安排了大量的送戏下乡、放电影等资源，但下沉到辖区各村落和社区以后，每个村分配到的资源有限。所以，如果文化礼堂内展示展陈更新慢、礼仪活动组织效果不好、文艺节目新意不够，那么村民的参与度就会下降。更有部分发展旅游的村落，直接将村民变为文化活动的表演者，而非自主自发的组织者，长此以往，会让村民丧失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也不利于文化传承。
（三）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调研发现，文化礼堂无论从建设和使用，对于文化的挖掘和创造性使用还很不够。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绝大多数文化礼堂建筑风格大同小异。且在建设过程中基本由村两委主导，展览展示部分流于简单化，有的委托给外面的公司来做，甚至展品都是从外村收集的。这与利用文化礼堂唤醒历史记忆和凝聚人心的主观目的还相去甚远。二是文化活动还存在普及性不强、本土特色不明显等问题。活动组织者总体上还缺乏文化自觉，活动的目的还停留在“拍照取证”和“应付报表”层面上。加上人力物力有限，许多活动层面不断缩小，活动范围不断减少，活动的对象只限于中老年人群或女性，活动的范围只限于室内。比如T村开展的“我们的节日∙立夏”主题活动，组织者可谓尽心尽力，开展了“立夏称重”“立夏蛋斗蛋”“趣味游戏——毽步如飞”“关爱女性妇科保健知识宣传”等非常丰富的活动，但是对文化本身的内涵挖掘还不够，有的参加者奔着热闹或者赠送的礼品去的，现场哄抢礼品、多拿礼品的场景也令活动效果大打折扣。
（四）文化向心力有待提升
文化礼堂是一种“行政嵌入型”或称“外源性嵌入式现代公共空间”，无论是政策宣讲、公益讲座还是礼仪活动，都无不体现着较强烈的国家意志。再加上礼堂和很多党务、政务工作的结合，使得其本身在硬件和内容建设上都与乡土文化传统有所区别。那么，如何创造性地引入现代文化观念对传统文化载体进行适度开发值得思考。以祠堂而论，祠堂是祖先信仰的物质载体，被改建为文化礼堂，体现出政府要在不同于宗族约束逻辑的另一套现代化治理逻辑中，试图延续扮演祠堂曾经的角色。有的学者对此从国家的文化在创造予以肯定，有的则认为这是国家介入地方的一种政治建构，祠堂的原生拥有者主体“失语”和被排斥，且伴随着“乡村旅游”和“遗产旅游”的商业性开发，以祠堂为代表的文化遗产被过度开发，文化记忆被蚕食。有的村虽然有制度的支持和能人的领导，旅游产业依托文化礼堂实行产业化运行，初步达到以“以堂养堂”基本目标，但由于缺乏文化深入挖掘和打造，文化礼堂“礼仪活动”还停留在表象上的文化活动与文化表演，缺乏真正的精神内核，旅游收益增长不大。同时，在很多村落文化礼堂尚未成为共享的文化空间。村民若举办婚礼、寿诞等人生礼仪活动需要提前向文化礼堂管理者预约，且本村人具有优先使用权，外村人所支付的场地使用费也比本村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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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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