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二、作为文学的话语:重视西藏民间故事的文学特性

　　作为语言艺术，民间故事是文学艺术现象。从具体形态来看，西藏民间故事拥有书面和口头两种承载形式，在许多藏文史籍和藏文格言书中都收录有民间故事，这是西藏民间故事独具一格的特点。搜集整理时学人们以采集口头民间故事文字资料作为支撑，使得西藏民间故事研究自1951年以后，形成以“将民间故事当作与作家文学相同或相似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为主流的文学研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西藏民间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藏民间故事现实性、阶级性、思想性的讨论。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来苏联文学理论和方法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唯一理论体系”，导致很长一段时间西藏民间故事关注于阶级意识、思想倾向和反抗精神。在一系列藏族文学史著作中，西藏民间故事的阶级色彩及其背后具有的集体意识形态被强化。1958年《藏族文学史》谈到藏族民间故事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反对奴隶主、封建领主残暴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故事”，1960年出版的《藏族文学史简编（初稿）》提到“民间故事和传说是帮助人民认识社会生活现象，揭露与反击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有力斗争武器”。20世纪80年代，学者对西藏民间故事的研究延续了之前民众思想性和道德性探讨。周炜、李小方的《试谈〈说不完的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1981）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西藏民间故事集《尸语故事》进行分析，强调民间故事思想研究的重要性。泽绒降初谈到阿古顿巴故事时提到民间故事可以“启迪人民的阶级觉悟，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这正是作品思想性、战斗性所在”。宁世群的《〈尸语故事〉杂论》从思想性角度解读《尸语故事》反映的藏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阶级斗争精神。除了对民间故事政治、阶级思想性的讨论，学者们还将民间故事的思想性研究扩展到探索民间故事具有的教育意义。不藏仁青加的《藏族儿童文学浅见》介绍藏族儿童文学中神话故事、动物故事、传说的语言特色、结构特征及其具有的教育意义。这一类对西藏民间故事思想性、阶级性的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是一种形成于政治权力话语作用下的主流研究范式。

　　西藏民间故事的文学研究，除了对其思想性、道德性的探讨，另一方面便是分析其作为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文学性特征，研究聚焦于主题、题材、语言风格、创作方法、人物角色塑造、艺术审美价值等方面。笔者搜集的100篇西藏民间故事研究论文（1982—2018）中有17篇关于民间故事文艺学讨论的，得出的结论是：西藏民间故事都是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语言朴素自然、生动活泼、简洁明了，内容丰富新奇等。这类研究结论是民间文学普遍存在的文学特征，研究者并没有结合西藏民间故事具体生成的地域环境、文化生态，忽略了西藏民间故事本质属性，进而无法归纳西藏民间故事表现的文学个性特征。在此类文艺学研究中，于乃昌的《珞巴族民间故事的审美效应与审美构成》较有新意，他从珞巴族民间故事的特性出发，运用文艺美学和审美心理学解析珞巴族民间故事的内容、形式、人物形象和艺术风格，概括出珞巴族民间故事的审美效应类型和审美特性，提出珞巴族民间故事存在连锁式结构、重迭式结构和递进式结构的形式结构。

　　西藏民间故事中有以某个机智人物为中心而编织的系列故事，比如阿古顿巴和聂局桑布的故事在西藏流传广泛，深受西藏民众的喜爱。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对这两位西藏机智人物故事进行比较研究。开斗山的《阿古顿巴和聂局桑布》从艺术风格、角色性格特征推断认为两个故事之间存在“变体关系”。宁世群认为这两类故事在题材归纳、人物形象塑造、艺术表现手法上有共同特征，不存在何为本源、何为变体的关系。甭琼的《藏族阿古顿巴故事与维吾尔族阿凡提故事的比较研究》从民间故事的文学性特征出发，论述两部故事存在异同的原因，挖掘民间故事创作的共同规律。

　　以西藏民间故事为核心进行的不同文类比较，主要包括两类研究:其一是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讨论。学者们认同西藏作家文学大都从西藏民间文学中继承、发展而来。但在研究中将重心放在作家文学上，着重考察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单向影响。“作家文学在体裁、人物形象和性格塑造、语言艺术方面可以积极汲取藏族民间文学的养分”，比如《傻子与阿古顿巴——浅论阿来小说创作与藏族民间文学的关系、《从“阿古顿巴”到“傻子”——论阿来对民间人物的重塑》等都选择以阿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作家文学中民间故事元素的体现和民间文学资源的文学再造过程。其二是藏戏与藏戏故事比较。王尧对两者题材、内容、艺术特征进行比照分析，“发现八大藏戏的题材大多取自于藏族民间故事、历史传说、佛经故事和人情世事”。刘守华将藏戏《诺桑王子》归为民间故事中常见的“天鹅处女型”故事。边多的《论藏戏艺术与藏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历史渊源关系》从藏族民间说唱“仲鲁”和“古尔鲁”及其文学形式来探索藏戏艺术的文化渊源。藏戏是以歌舞形式反映藏族社会生活的综合艺术，藏戏故事具有藏戏表演艺术和故事讲述艺术的双重属性，通过藏戏故事可以更好地理解西藏民间故事的生活特质。

　　从文学视角解读、研究西藏故事，这既受时代语境影响，也是民间文学理论剥茧抽丝的发展规律所致，站在学术史立场上，我们必须肯定这种文学范式研究的重要价值。但同时也应该意识到，民间故事的许多特质无法完全归入文学概念框架，采用书面文学研究方式对民间文学进行研究，这样会“完全忽视了口头文学独特的修辞构成方式、意义表达方式和传播及接受方式”。只有将民间故事的生活性和文学性结合起来，将故事讲述现场、故事讲述人、听众及地域文化背景都吸纳进研究的领域，才可能真正探寻西藏民间故事的意义，领略西藏民间故事作为口头艺术的独特魅力。

 

　　三、作为生活的叙事:关注西藏民间故事的生活本性

　　民间故事是广大民众依照每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依靠集体智慧创作，反映社会现实、民众情感意识的生活实践行为。透过民间故事，可以展示各个时代的面貌，认识民众社会生活现象。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对西藏民间故事采录，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过程中，民间故事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从事西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语言调查的学者，他们或多或少地记录了当时西藏流传的民间故事。”民间故事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生活的产物，也是民众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珞巴族、门巴族社会历史调查，就有“从藏汉文史籍、档案文献和实地调查的有关资料中，搜集了珞巴族的历史材料，其中有碑文、传说、系谱和口述”的特点。作为生活史的一个侧面，西藏民间故事得到确定，并被记录在调查丛刊中。但是，从生活角度审视西藏民间故事，结合故事发生的文化境况和即时讲述语境探寻西藏民间故事具有的生活本性,则是伴随民俗学学术思想的发展才慢慢得以实现的。

　　在民俗学生活研究范式转向之前，有关西藏民间故事与民众生活研究，是把民间故事作为民众文化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反映，阐述民间故事如何记录民众普遍生活文化和社会历史现实作为重点的。在此类研究中，廖东凡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莱丁星的传说和对传说的思考》中提出民间传说的情节和内容与当时社会情境之间的联系，并结合群众心理需求解释传说中相关情节的出现，进而重现当年西藏人民抗英意识的某些侧面。林继富认为藏族兔子故事中的特殊情节是“藏族原始文化和习俗的折光”。除了对民间故事文化内涵的探析，何峰的《论尸语故事及吐蕃以“仲”司政》从民间故事视角探寻西藏民间故事的社会功能，“各种故事以其独有的文化传承功能和教育功能，发挥了帮助历代赞普规范君主行为、教化民众的作用，这就是以'仲'司政”。俞荒尝试突破荣格原型理论的局限性，结合西藏民间动物故事产生的文化情境，考察文学作品中动物原型依存的藏族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⑨上述研究虽然关注到西藏民间故事特有的文化形态以及包含的历史记忆和社会价值，但这些理论成果仍然远离民众的现实生活世界,远离在场化的民间故事讲述实践。

　　宗教在藏族社会和民众生活中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西藏民间故事与藏族宗教文化关系紧密。长期以来，不仅许多西藏民间故事本身取材于佛教故事，其他作品也有“相当明显的宗教思想内容”。当然，同时“确实有一部分民间文学作品冲破了宗教清规戒律的思想牢笼，大胆地理直气壮地喊出了人民积在心头多年的声音”。但是，西藏民间故事与民众生活信仰之间的联系仍然停留在民间故事文学形态认识层面，并没有从民众生活世界出发，探究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在此类研究中，廖东凡在《藏族传说〈娘热•唐百群则和扎拉•白宗姑娘〉》中认为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存在互生关系。“唐百群则活着的时候，受尽了污蔑、陷害、鞭打和凌辱，最后竟被野蛮的宗教统治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死后却得到种种封号……他被封为娘热地方的保护神，央嘎尊康就是他的神庙，他又是色拉寺麦扎仓护法托鸟的总管”。虽然廖东凡并没深入讨论这一互生关系如何生成、如何在生活中实现互动，但是，却比较早地意识到西藏民间故事与民众现实生活信仰的关联性。林继富的《珞巴族灶神论析》将珞巴族以狗为灶神的传说与祭祀犬神的仪式联系起来，提出珞巴族民间叙事主题建构在“珞巴族原始宇宙观、哲学观基础之上”。孙林《〈代洛囊达〉——西藏民间的还阳故事与相关文本》尝试将民间故事作为民众生活方式，研究民间故事、信仰与仪式三者之间的关系。“民间文学虽是以文学的形式而存在、流传的，其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民俗事象，同时民间文学在民间的口头讲述传承也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藏族口头故事浓厚的讲述传统，民间故事和故事文本除了文学审美功能之外，还具有表达生活、记忆历史和传播思想的功能。

　　“民间叙事传统不是一种泛指，而是现实的客观存在，它既是一个文化的聚合概念，又是文化个体鲜活的展示。”西藏民间故事讲述传统深厚，民间故事的讲述人众多，在西藏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活跃。学者们从20世纪50年代在搜集整理西藏民间故事时就有意识地记录部分讲述人的简单信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三套集成时期，学界对西藏故事讲述人有了更规范的采录标准和更为科学的研究视角。《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记述了14名西藏民间故事讲述家的个人生活史、135位西藏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基本情况和具体的故事传承概况，由此可见西藏民间故事讲述人数量庞大，民间故事讲述传统深厚。雪康•土登尼玛在《西藏民间故事（第一集）》前言中生动地描绘西藏民间故事讲述家饱满的个人形象和鲜活的讲述情境，“我亲眼看到藏族人民中间，有不少天才的故事家。他们的肚子里，装着一部部活的故事书。叫人想起雪山的流泉，草原的海子，总没有枯竭的时候，许多很吸引人的，很有生活哲理和教育作用的故事传说，就是通过他们的口保存和传播的，有时候就是他们编唱的。他们的艺术才能很了不起，记忆力也很了不起。我认识几位艺人，他们能够在一个月里天天讲而不说重复的故事，尽管他是地地道道一字不识的文盲”。21世纪初，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有专门针对传承人的条款，“传承人”的概念逐渐被普及，同样受到从事西藏民间故事研究学人的关注。

　　伴随民间文学研究从书面向口头，从静态向动态，从文本分析向文本和语境综合分析的转向，研究者在坚持故事本体研究的同时，将更多研究视角投射到民众日常生活界，尝试从民众生活维度出发，结合西藏民间故事的生活本性和文学属性，探究西藏民间故事意义的真谛,展现西藏民间故事的文化多元化和多层次的风格特征。然而，西藏民间故事悠久的讲述传统，活形态的讲述现状与目前学界对西藏民间故事讲述过程、讲述人主体实践的相关研究，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明显不成正比，这方面的研究亟待民俗学者以及相关学科的学人发挥各自学科优势，从生活立场、讲述视角阐释西藏民间故事深邃、生动的实践和意义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