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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古拉旅游的应用实践
在民俗过程的应用案例中，遗产旅游成为备受关注的实践领域。它作为传统与现实的沟通桥梁给当代人近距离感受过去的机会，而且在凝视遗产的同时，又面对着多重感官信息的冲击。物质的遗迹与非物质的口头传说同时交汇在一起，给游客带来了综合性的体验。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与真实性却成为讨论的一个焦点。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口头文学自带的稳定性与变异性，传说具有的传奇性与可信性，全都附着在物质本体上，营造出某种真实的历史语境。这就是遗产旅游的基本属性。它之所以能成为检视民俗过程，特别是两次生命的重要领域，就在于一方面讲述本身脱离了原有的语境，另一方面旅游场域的商业性也与所谓的本真性语境相距甚远。
在遗产旅游的案例中，来自航柯故乡芬兰图尔库大学的托马斯·豪维博士（Tuomas Hovi）对罗马尼亚的德古拉旅游（Dracula Tourism）研究极具代表性。首先他对于“民俗过程”在今天的应用方式很感兴趣，同时也质疑其能否成为一个现实可用的概念。为此，豪维以德古拉旅游为个案，讨论了德古拉传说在遗产地古堡讲述活动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分析了“第二次生命”究竟是抢注了传统的标签，还是带有贬义色彩的类同民俗主义的术语。
罗马尼亚位于东南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东北部，所指的德古拉旅游核心地就是德古拉城堡（也称为“布朗城堡”），原是匈牙利国王于1377年兴建的用来抵御土耳其人的防御工事。1382年建成后，逐渐成了集军事、海关、当地行政管理、司法于一身的政治中心。15世纪初，匈牙利国王将城堡所有权交予了罗马尼亚公国的大公。
人们熟知的吸血鬼原型德古拉，即弗拉德三世，就是罗马尼亚的前身瓦拉几亚（Wallachia）的国王。历史记载，他在位期间久经战乱，曾三次登上王位，统治时间分别为1448年、1456—1462年和1476年。因为他对俘虏的残暴行为而被称为“弗拉德·特佩斯”（意为“残酷者”）。关于他的历史传闻成为当地民间文学的重要题材。现在流行的文学作品里，一般都认为罗马尼亚是吸血鬼的起源之地。最早是爱尔兰小说家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在1897年发表的著名恐怖小说《德古拉》。18世纪以来，中欧地区也流传着大量关于吸血鬼的民间故事。《德古拉》中的吸血鬼公爵形象就是斯托克根据生活中听到的民间传说而改编创作的。
这样，关于德古拉的叙事就有了真实历史、民间传说、作家文学三种不同来源，它们共同构成当代的旅游资源，而与之相关的德古拉城堡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著名景点，吸引了大批游客。德古拉旅游将西方流行的吸血鬼文化与罗马尼亚暴君国王结合起来，虚构的传奇与真实的历史相互交融，经过历史传统中的流行文化整合共同汇入旅游产业之中。虽然来自德国、斯拉夫国家和罗马尼亚的叙事之间并不同调，但在遗产旅游的框架下，一个新的“德古拉”形象就此诞生。
这一案例和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一些遗产地也有相似之处。游客既希望在遗产地领略真实的古风古韵，又希望通过传说等其他信息形成立体的观感。于是，当讨论超过500年传承史的德古拉民间故事能在现代旅游中流行的文化根源时，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关注本真性问题。本真性（Authenticity）在民俗学领域有着很长的讨论历史。在旅游研究中，游客参观的景点的真实性是十分重要的展演，他们在旅游体验中实现寻求真实感的满足。因此，真实性是深深嵌入旅游过程中的。“总的说来，游客和旅游之间对话传递出的思想有两种相反的类型，即享受人为景点不在意虚假性和寻求真实与自然的景点。”在旅游研究的“辨伪”论争中，游客在旅行中所追求的本真性并不是客观的真实，而是象征的真实。因为象征的真实给了游客决定什么是真实的权利，而不是以确在的可发现的源头为基础。从本真性建构的社会原则的确如此，这种接受恰恰是旅游组织方和导游给游客呈现的“真实”与游客自身寻求的“真实”之间的一种“协商结果”。
传统在当代使用的限度始终充满着争议，在保守与激进的讨论中，传统成为时代文化的一个典型性标志。在德古拉旅游中运用的传统与民俗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民俗的“第二次生命”，导游讲述的传说已经脱离了原有的文化语境。关于德古拉国王的历史与传说融合在旅游的语境中并在新的讲述情境中展演。在第一次生命中，德古拉故事从15世纪开始就在瓦拉几亚和东南欧洲传承演变。虽然在16—17世纪这些传说不断被记录下来以书面文本化传播，但是原始地的口头传说仍在继续不断地以产生新的文本延续生命。这样来看，口头传承与书面传承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并没有发生想象中二者的充分交汇与书面对口头的决定性影响，或者说这些情况出现的程度不尽相同。
根据乔治塔·恩内（Georgeta Ene）参与的研究团队档案记载，关于德古拉的口头传说在波耶纳里城堡（Poienari Citadel）和阿雷富村（Arefu）世代传承，1969年调研时仍能搜集到活态文本。不过，讲述活动还是逐渐式微，只留下关于波耶纳里被土耳其人围攻时，弗拉德在阿雷富村民的帮助下逃出重围等叙事片段，至今还在对游客讲述。
上面简要叙述了德古拉叙事的历史变迁，几条线索既有交汇，也有独立发展，那么如何在这个案例中区分第一次生命和第二次生命呢？豪维认为，当讲述只在当地村民内部进行的时候，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可以看成仍停留在第一阶段，因为原始语境并没有改变。但是，当讲述对象面向游客，也就是外来者时，第二阶段无论如何都已经开始，讲述者与受众构成了新的旅游语境，而且是绝对商业性的行为。此外，地方文化政策利用德古拉文化资源还创造了“阿雷富德古拉节”（Dracula Fest Arefu）。这便与第二次生命中的14—16阶段相符了。
从德古拉旅游的例子可以看到，民俗过程并不是依照单线进程实现的起点相同、终点一致的民俗传统，它可能出现多线分叉的路线。面对变迁的不同结果，豪维认为，“德国和俄罗斯故事受到了罗马尼亚口头传说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它们共同影响了西方世界德古拉的形象，并进入通俗文化中影响了文学创作，此为第二次生命。当下对于罗马尼亚、德国、俄罗斯故事的使用尽管是次要方式，但仍可称为第三次生命。”如果区别两次生命的标准与前提是以使用的语境来判断的话，豪维用第三次生命指代遗产旅游中民俗的应用情况，它与航柯界定的原生语境以外的再利用并不一致，因其仍在“原产地”讲述，只不过文本的形成过程兜了一个大圈。另外的一支15世纪以来绵延不断的口头流传路线则仍处于第一次生命中。
实际上，航柯认为，两次生命的区分在于语境间并非是连续的，而是断裂的传统母体与复兴，两者有着严格界限。这是与当时社会语境相适应的理解，而今天的所谓利用渠道与语境则要复杂得多。也就是说，航柯界定为第二次生命的民俗无法再回到社区中以原生形态作为交流形式而存在。通过德古拉旅游的案例，豪维质疑了这一论断。遗产旅游中讲述的德古拉故事的确回到了原生地点中，并且也保存了与原来相似的形态，尽管语境的背景已经迥异。大量的故事异文在导游口中不断变化，特别是像阿雷富这样的地方，民俗材料在自然状态下的传播似乎从未改变过。
那么，抛开生命观的节点与本真性的纠结，这些遗产旅游中的叙事在多大程度上还是原始的民俗就成了不能规避的问题。刘魁立提出“基质本真性”的概念来阐释“非遗保护”的要旨所在。我们也可以类比地放在民俗过程中讨论。“基质本真性，是指一种事物仍然有它自身的专有属性，是衡量一种事物不是他种事物或者没有蜕变、转化为他种事物的一种规定性尺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来说，基质本真性是它的真髓，是它的灵魂，灵魂在，则事象在；灵魂变了，则事物也随之改变；灵魂的消亡，意味着事象生命的结束。”总之，遗产旅游中出现的种种传统复归或是偏离现象不可避免，关键在于这种变化是否改变了事象本身的属性。只要德古拉旅游的文本中包含“基质本真性”的存在，那么它依然可以视为传统德古拉传说的延续，即便外在表现形式充满了迷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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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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