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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审美研究
与“历史演进法”几乎同时并行发展的思潮是对传说的文化审美研究，今仍不衰。学者们结合传说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对传说中蕴藏的文化价值等命题进行阐发。
经过20世纪前半叶的剧烈社会变革，重估民间传说的文化价值成为十七年时期研究者面临的重要命题。1951年，何其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一文，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有批评文章称梁祝被塑造为“傻蛋”和“贱妾”，化蝶结尾是“充满迷信的收场”，要求祝英台应该积极地斗争反抗。何其芳指出：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不好倾向，即简单鲁莽地对待文学遗产，并企图以自己主观的想法来破坏那些文学作品原有的优美之处。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全国胜利以后，必然要进行对文学遗产和文化遗产重新估价的运动。如果准备不足，就很容易有一种幼稚的想法，以为依靠几个革命术语或几个简单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就可以评判一切、通行无阻，这就必然要发生许多笑话式的错误。何其芳的识见在当时已是难能可贵，60年后重读此文依然倍感冷峻。
西方人类学派的研究理念自民间文学学科建立初期已有较大影响。周作人借鉴19世纪末兴起的以安德鲁·朗为代表之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解释中国传说故事中原始文明的遗存，具有拓荒者的意义。此种以人类学派进化论观念解释传说诸现象的研究框架，至80年代仍是主流范式之一。如巫瑞书《传说探源》认为民间传说的产生有两大源头：神话和历史。神话经过历史化、地方化、传奇化的方式演变为传说；历史则由真人真事的艺术化、历史人物的附会捏合、虚拟人物的创造三种方式敷演为传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着民俗学的语境转向，人类学派余音渐绝。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段内，相比歌谣、故事，传说搜集和研究的范围都略显局限，或是集中在比较著名的白蛇传、梁祝等，或是侧重于革命斗争、农民起义，方法也较难摆脱以阶级斗争思想来评论和改造文艺作品的阐释框架。此种缓滞局面至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较大突破。一方面，各地区的民间传说得到了大量搜集整理，尤其是在“三套集成”工作开展后，传说资料出版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提升。另一方面，学者逐渐突破单一的批评范式，从多元的视角展开研究。其中，文化审美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过时至今日，对此种范式的应用也趋近饱和。
钟敬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撰写过有关传说的文章，如《中国的水灾传说》《中国的地方传说》《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是当时传说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成果。1981年又撰专论《刘三姐传说试论》，梳理前代典籍记录情况，指出刘三姐传说的形态发展及与歌圩风俗之关系。
程蔷《中国识宝传说研究》一书首先追溯了识宝传说的形成及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情况。作者发现，唐以后的识宝传说分化为两条轨道：一条基本保持西域胡人识宝传说的基本形态，发生有限的变异，即后来的回回识宝、江西人觅宝、南蛮子憋宝，至今仍然活跃在民间口头；另一条是从西域胡人识宝传说中脱胎而出的洋人盗宝，人物身份、态度、宝物的性质、故事的基调和结局等都发生了质变。该书的视野并未局限于识宝传说本身，而是试图建立历史线索，努力勾勒不同阶段识宝传说的形态，同时对其演变的原因和规律进行探讨。2003年又出版《骊龙之珠的诱惑：民间叙事宝物主题探索》，就传说、故事的文类纠缠问题提出以“民间叙事”为纲做整合性的研究。
针对同一话题，许钰也在《口承故事论》专门提出，将神话、传说、故事统称为“口承故事”，考察三种文类的共通点，同时也不抹煞各自的特性和独立发展史。在此书中，许钰对黄帝、孟姜女、鲁班等传说展开了专题研究。
故事学家刘守华的传说研究成果亦蔚为大观。他将比较研究法、母题和类型研究在个案应用上发挥到极致，在此基础上加以文化解读和意义阐释。这体现在刘氏著《比较故事学》《中国民间故事史》《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中。刘守华还主编了多部传说资料集，如《张天师传说汇考》《千古英雄：湖北三国传说选》《水舞山歌：长江三峡传说选编》等。
陈金文专注于传说的文化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撰写了三部专书：《孔子传说的文化审美研究》《壮族风物传说的文化研究》《壮族民间信仰的传说学管窥》。近年出版的专著还有：刘亚虎《广西山水传说探美》、朗净《董永故事的展演及其文化结构》、纪永贵《董永遇仙传说研究》、巫瑞书《龙的传说与地域文化“短尾龙”型传说的形成、流播及价值》、张晨霞《帝尧传说与地域文化》、张静的《黄陂木兰传说与风物》等。
三、“四大传说”经典的生成
罗永麟在1986年公开出版的个人论文集《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兼论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中使用了“四大民间故事”的醒目标题，指孟姜女、白蛇、梁祝、牛郎织女。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措手，是他提出“四大民间故事”的动机。该书收录了作者的13篇文章，其中关于四大民间故事的有《试论〈牛郎织女〉》等8篇，写作时间从1957至1985年。方法基本遵循“自序”所述：“从文学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以期弥补“我们除了对其故事演变加以历史考证的兴趣外，对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并没有做过较多而深入的钻研，至今尚无一本专著”的缺憾。总体而言，仍然是从阶级对立、社会制度、风俗文化、人物塑造等角度进行的文化审美研究。
随着传说、故事研究的不断深化，二者的指向和区别逐渐明晰，此四者被统称为“四大传说”并得到广泛接受，被奉为民间文学的经典作品。对四大传说的研究迄今不绝，研究范围扩大至不同地域、民族乃至海外，研究范式亦不断更新，大致可概括为：文化审美研究、比较研究、流变研究和俗文学研究。
在罗永麟之前，已有学者从思想立场、地域文化、审美价值等方面对这四种传说不断进行阐释、评价。十七年时期的代表性文章除前述1951年何其芳《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之外，还有1953年戴不凡《试论〈白蛇传〉故事》，肯定了《白蛇传》的审美价值，指出硬搬划分阶级成分的方法缺乏常识，并强调对于传说改编应持谨慎而非随意的态度。
比较研究针对传说中稳定的和变异的部分，分析来自文本内部和外部的不同影响因素，从而探究传说本体的变化规律，对于来自异文化的相似现象尤具阐释力。过伟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对四大传说进行跨民族的比较研究，主要论文有《孟姜女传说在壮、侗、毛南、仫佬族中的流传和变异》《孟姜女故事在少数民族中的变异》《侗族吴歌〈孟姜女〉比较研究》《梁祝传说在少数民族中的流传与变异》等。
贺学君《中国四大传说》首次对四大传说展开系统性专论。该著追溯了传说的原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变异，分析了传说与乞巧节、寒衣节、端午节、压胜信仰等民俗事象的关联，并且尽可能地搜集呈现了海外同类型传说的传播和变异情况。此后，巫瑞书、刘红均撰有专著阐发四大传说与地方、民族的多样文化关联以及丰富的文化内蕴。
对四大传说的海外演变以毕雪飞专著《日本七夕传说研究》为代表。七夕传说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该书以大量日文文献为基础，呈现了日本文学、民俗学、民间文学视野下的七夕传说研究学术史。
俗文学研究主要围绕两类话题展开。一是敦煌文书，如吴真《敦煌孟姜女变文与招魂祭祀》②等。二是戏曲曲艺、影视、网络改编研究，如郭玉华《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的戏剧传播研究》和高艳芳《中国白蛇传经典的建构与阐释》等。
资料集亦有多部可参，如周静书主编《梁祝文化大观》，含曲艺小说、故事歌谣、戏剧影视、学术论文四卷，学术论文卷收录容肇祖、钱南扬、顾颉刚、阿英、赵景深等文。刘振兴总主编的《白蛇传文化集粹》含异文卷、论文卷、工艺卷三册。叶涛、韩国祥任总主编的五卷本丛书《中国牛郎织女传说》⑥包括民间文学卷、俗文学卷、图像卷、研究卷、沂源卷；研究卷收录了日、韩和中国学界代表性论文，施爱东在该书前言中梳理了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简史。此外还有《镇江·鹤壁“白蛇传传说”故事汇编》等。文化艺术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了四部论文集：《名家谈白蛇传》《名家谈牛郎织女》《名家谈孟姜女哭长城》《名家谈梁山伯与祝英台》，前述文章多有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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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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